在復興社和黃埔係內部，戴笠為人處世的原則是：遠交近攻。即隻要不是競爭對手，戴笠都能夠極力去交結，以作助力，但對工作性質相近的同行，則極力排擠打擊。黃埔一期生、素以黃埔政治領袖和復興社第一把交椅自居的賀衷寒，因為長期搞的是政治特務活動，戴笠始終把他看得很緊，不斷向蔣密報賀衷寒在復興社和黃埔係中拉幫結派、組織“湖南派”小集團的活動。
由此，賀始終不能見重於蔣。黃埔三期生、復興社高級幹部康澤原先與戴笠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但是，由於康澤在1933 年10 月辦起了一個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搞起武裝特務活動，也成為戴笠的競爭對手，因而與戴笠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這中間，由於康澤和戴笠兩度合作，利用康澤掌握的特務訓練機構、設施和經費，幫助戴笠訓練特務，使兩人的關係得到緩和。第一次是在廬山組織的保衛領袖安全作業演習。在江西“剿共”時期，蔣介石在廬山居住的時間較多，故專門成立廬山警務署，與康澤的別動隊一起，負責廬山的內、外圍警衛。第二次是在1936 年4 月，戴笠以蔣“與康澤合作”
批語，提出借用康澤辦的江西星子縣廬山軍官訓練團的龍雲寺，舉辦一期特工訓練班。康澤明知戴笠是假傳聖旨、巧取豪奪的故伎重演，但是因對他利害不大，也就同意在星子訓練基地專設1 個隊，交給戴笠去運用。戴笠由此不但可以利用康澤星子訓練基地現成的訓練設施與經費為他自己培訓特務，而且因星子廬山軍官訓練團是經軍委會正式備案的，畢業的學生可以享受中央軍校本部同期畢業生的待遇。這與戴笠辦的其他一些訓練班連一張中央警校的學籍證明也發不到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由此，戴笠與康澤的關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處於較好的狀態，沒有在表麵上鬧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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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_7 二鬥王亞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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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後，住在光明台1 號，與西南派反蔣人士李濟深、陳銘樞等人合作，繼續從事暗殺蔣介石的活動。王亞樵總結了多年失敗的教訓，決定由手下的大將華克之率領張玉華、孫鳳鳴等人到南京創辦晨光通訊社，以記者身份接觸國民黨上層，打聽蔣介石的起居行止，伺機進行狙擊。
原則是周密計劃，長期準備，不搞盲目行動，務求殺蔣成功。
果然，此舉效果很明顯。晨光通訊社於1935 年春未正式成立，並開始發稿，不到半年時間就出現了兩次刺蔣機會，隻因蔣戒備森嚴，難以接近，而未能下手。雖如此，王亞樵、華克之等人確信，他們已經在一天天向蔣介石身邊走去。
1935 年11 月1 日，經過長時間籌備的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湖南路中央黨部禮堂召開。各大報社、通訊社都派出最得力的新聞記者赴會採訪。
上午，參加會議的111 名中央執監委員預定開幕式之後，在中央黨部禮堂第一會議廳門前集體合影留念。中委到了110 名，因久等“第一號”中委蔣介石而不至， “第二號”中委、行政院院長汪精衛隻好“領銜”帶領全體中委拍照。正在這時，隻聽得“啪啪啪”，一連3 聲槍響，坐在前排中央的汪精衛應聲倒地。這就是由王亞樵和華克之等人精心策劃實施、愛國誌士孫鳳鳴孤身執行的中央黨部槍殺案。當時，隻因蔣介石一念之慮，沒有出場，卻讓第二號人物汪精衛作了替身。
案發後，孫鳳鳴被當場擊成重傷，與汪精衛一起被送到中央醫院搶救，終因流血過多，於第二天淩晨在中央醫院死去。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卻抓住蔣介石不在現場這一點，與蔣大吵大鬧：“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可以不幹，為什麽要下此毒手！”
蔣介石平白無故背上了謀殺汪精衛的嫌疑，本指望兇手招供後能夠洗刷他的不白之冤。現在孫鳳鳴已死，負責偵破此案的專案偵察處已經成立3 天了，活動毫無進展。陳璧君、陳公博等改組派的首腦又步步緊逼，社會上更是風言風語、謠言四起，蔣介石一肚子怒氣無處發泄，一個電話把戴笠召到官邸辦公室。
蔣介石臉色鐵青，一雙蓄滿殺機的雙目怒視戴笠好幾分鍾，才兇狠地問道： “知道我找你幹什麽嗎？”
戴笠已知大事不好，立即雙腳一碰，身軀筆挺地答道：“報告校長，學生失職，不能替校長分憂，罪該萬死！”
“人家打到中央黨部，你還不知道。娘希匹，每月為你們花上幾十萬元，就為釀出這類禍事嗎？限你3 天之內，把主犯緝獲。否則，不要來見我。”
說到這兒，蔣介石似乎心力交瘁地跌坐到沙發椅上。
本來，按定例中央黨部開會，警衛工作向由南京憲兵司令穀正倫、首都警察廳長陳焯、中央組織部調查處長徐恩曾共同分工負責。槍殺案發生後，立即組成由憲兵司令部、警察廳、調查處共同參加的專案偵察處，也是係特務牽頭，與戴笠是沒有關係的。蔣介石何嚐不知這些關節。但他素知偵破這種行動案件不 係特務所長，南京憲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廳那批“娘希匹”工作效率又太低。案發後已經三天了，結果兇手死了，晨光通訊社關門了，所有的線索都斷了，隻抓了些不相幹的嫌疑犯來糊弄我，整個南京城都被他們攪得雞飛狗跳，這才想到要把戴笠找來，要他負責偵破此案。戴笠又何嚐不知這頓罵挨得有點冤枉。但他轉念一想，校長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親信的人發泄，又向誰去發泄呢？再說，保衛校長的安全是我戴雨農的天職，豈能容忍他人謀害。現在校長把這項任務從徐恩曾那幫傢夥手中拿過來，交給我，這又何嚐不是校長對我的信任和厚愛。
由此，賀始終不能見重於蔣。黃埔三期生、復興社高級幹部康澤原先與戴笠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但是，由於康澤在1933 年10 月辦起了一個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搞起武裝特務活動，也成為戴笠的競爭對手，因而與戴笠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這中間，由於康澤和戴笠兩度合作，利用康澤掌握的特務訓練機構、設施和經費，幫助戴笠訓練特務，使兩人的關係得到緩和。第一次是在廬山組織的保衛領袖安全作業演習。在江西“剿共”時期，蔣介石在廬山居住的時間較多，故專門成立廬山警務署，與康澤的別動隊一起，負責廬山的內、外圍警衛。第二次是在1936 年4 月，戴笠以蔣“與康澤合作”
批語，提出借用康澤辦的江西星子縣廬山軍官訓練團的龍雲寺，舉辦一期特工訓練班。康澤明知戴笠是假傳聖旨、巧取豪奪的故伎重演，但是因對他利害不大，也就同意在星子訓練基地專設1 個隊，交給戴笠去運用。戴笠由此不但可以利用康澤星子訓練基地現成的訓練設施與經費為他自己培訓特務，而且因星子廬山軍官訓練團是經軍委會正式備案的，畢業的學生可以享受中央軍校本部同期畢業生的待遇。這與戴笠辦的其他一些訓練班連一張中央警校的學籍證明也發不到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由此，戴笠與康澤的關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處於較好的狀態，沒有在表麵上鬧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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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_7 二鬥王亞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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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後，住在光明台1 號，與西南派反蔣人士李濟深、陳銘樞等人合作，繼續從事暗殺蔣介石的活動。王亞樵總結了多年失敗的教訓，決定由手下的大將華克之率領張玉華、孫鳳鳴等人到南京創辦晨光通訊社，以記者身份接觸國民黨上層，打聽蔣介石的起居行止，伺機進行狙擊。
原則是周密計劃，長期準備，不搞盲目行動，務求殺蔣成功。
果然，此舉效果很明顯。晨光通訊社於1935 年春未正式成立，並開始發稿，不到半年時間就出現了兩次刺蔣機會，隻因蔣戒備森嚴，難以接近，而未能下手。雖如此，王亞樵、華克之等人確信，他們已經在一天天向蔣介石身邊走去。
1935 年11 月1 日，經過長時間籌備的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湖南路中央黨部禮堂召開。各大報社、通訊社都派出最得力的新聞記者赴會採訪。
上午，參加會議的111 名中央執監委員預定開幕式之後，在中央黨部禮堂第一會議廳門前集體合影留念。中委到了110 名，因久等“第一號”中委蔣介石而不至， “第二號”中委、行政院院長汪精衛隻好“領銜”帶領全體中委拍照。正在這時，隻聽得“啪啪啪”，一連3 聲槍響，坐在前排中央的汪精衛應聲倒地。這就是由王亞樵和華克之等人精心策劃實施、愛國誌士孫鳳鳴孤身執行的中央黨部槍殺案。當時，隻因蔣介石一念之慮，沒有出場，卻讓第二號人物汪精衛作了替身。
案發後，孫鳳鳴被當場擊成重傷，與汪精衛一起被送到中央醫院搶救，終因流血過多，於第二天淩晨在中央醫院死去。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卻抓住蔣介石不在現場這一點，與蔣大吵大鬧：“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可以不幹，為什麽要下此毒手！”
蔣介石平白無故背上了謀殺汪精衛的嫌疑，本指望兇手招供後能夠洗刷他的不白之冤。現在孫鳳鳴已死，負責偵破此案的專案偵察處已經成立3 天了，活動毫無進展。陳璧君、陳公博等改組派的首腦又步步緊逼，社會上更是風言風語、謠言四起，蔣介石一肚子怒氣無處發泄，一個電話把戴笠召到官邸辦公室。
蔣介石臉色鐵青，一雙蓄滿殺機的雙目怒視戴笠好幾分鍾，才兇狠地問道： “知道我找你幹什麽嗎？”
戴笠已知大事不好，立即雙腳一碰，身軀筆挺地答道：“報告校長，學生失職，不能替校長分憂，罪該萬死！”
“人家打到中央黨部，你還不知道。娘希匹，每月為你們花上幾十萬元，就為釀出這類禍事嗎？限你3 天之內，把主犯緝獲。否則，不要來見我。”
說到這兒，蔣介石似乎心力交瘁地跌坐到沙發椅上。
本來，按定例中央黨部開會，警衛工作向由南京憲兵司令穀正倫、首都警察廳長陳焯、中央組織部調查處長徐恩曾共同分工負責。槍殺案發生後，立即組成由憲兵司令部、警察廳、調查處共同參加的專案偵察處，也是係特務牽頭，與戴笠是沒有關係的。蔣介石何嚐不知這些關節。但他素知偵破這種行動案件不 係特務所長，南京憲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廳那批“娘希匹”工作效率又太低。案發後已經三天了，結果兇手死了，晨光通訊社關門了，所有的線索都斷了，隻抓了些不相幹的嫌疑犯來糊弄我，整個南京城都被他們攪得雞飛狗跳，這才想到要把戴笠找來，要他負責偵破此案。戴笠又何嚐不知這頓罵挨得有點冤枉。但他轉念一想，校長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親信的人發泄，又向誰去發泄呢？再說，保衛校長的安全是我戴雨農的天職，豈能容忍他人謀害。現在校長把這項任務從徐恩曾那幫傢夥手中拿過來，交給我，這又何嚐不是校長對我的信任和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