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戴笠策劃推動一批多年從事警察教育工作、對警察學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麵，籌建“中國警察學會”，以此網羅全國警界人材，暗中卻受戴笠控製運用。為了擴大該會影響，戴笠每年撥出專款，資助他們活動，派遣專人負責組織、聯絡工作，另外還發行1 個月刊，大造聲勢，宣傳戴笠的所謂“政治警察”論（即特務警察），影射和攻擊李士珍所鼓吹的正宗警政理論。由於戴笠捨得花錢，當然有人願意為之奔走、鼓譟，為之賣命，所以這一活動居然搞得有聲有色。
第三步：借浙警校併入中央警校的機會，以變應變，讓浙警校的全部教職工辦理了集體加入特務處的手續，然後除留下少數人之外，全部造冊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內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再通過這批人不斷地“滾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層力量，並向蔣推薦由特務處大特務鄭錫麟任政訓處長，陳玉輝為總隊長，掌握中層力量，結果這批大小特務進入中央警校後，抱成一團，猶如釜底抽薪，把教育長一職架空，使李士珍頓失重心。
第四步：下功夫培養趙龍文、■裕坤等親信特務在政治上的聲望，以便進一步向警界高層發展。1937 年5 月，蔣介石派孔祥熙為特使，赴英國參加喬治六世國王的加冕典禮。戴笠抓住機會，保薦趙龍文為隨員，就便到英、德、意、比等國考察警政建設，為趙“鍍金”。在這之前又保薦浙警校教務主任■裕坤赴美留學，學習警政。果然，1936 年11 月，內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長李鬆風調任安徽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麵對警政司這一控製全國警政的關鍵職位，戴笠與李士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李士珍頗費苦心，想謀取警政司長，可是又捨不得丟下中央警校教育長這一高位去屈就。
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口袋裏一時又拿不出像樣的人去謀取，一度一籌莫展。在瞬息之間，戴笠的遠見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親自向蔣引見清華大學的高材生、留美學者、國內警界精英■裕坤。結果一薦就中，蔣下手令任■為警政司長， ■一反前任們的作風，在這個崗位一蹲就是10 年，始終不肯挪窩，全國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終控製在戴笠手中，李士珍莫可奈何。
李士珍無形之中被戴笠打了一頓悶棍，自然心有不甘，於是也千方百計地進行反擊。先是李士珍針對戴笠搞的“中國警察學會”，也組織一個“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與戴笠爭奪警界人材，規定凡在中央警校畢業的學生都要參加。雖然如此，李士珍還是爭不過戴笠。因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經費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開機關，讓這些學生去發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買，通過警政司和手下控製的公開機關，又可以給官做，結果，李士珍訓練警官，教育出來的學生又都給戴笠搶走了。李士珍常常罵這些“變節”的學生是欺師滅祖。
其次，李士珍針對戴笠辦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論的辦法，也在中央警校辦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過洋墨水的，早已視警政教育為終身職業，因此能勤於鑽研，在學術理論上拿得出成套的東西。而戴笠搜羅的警界人材，大多是從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留用和中央軍校轉行過來的，未受過更高級的正規教育，更沒有專門研究過警察學術，在許多問題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論不免粗俗、淺薄、支離破碎、強辭奪理。
據此，李士珍引經據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論從製度、組織、職能、人事等方麵闡釋得頭頭是道，駁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訓特務）和正規警察教育混為一談的謬論，並列舉日本、英美各國的實例，證明世界各國培訓政治警察和正規警察各有專業，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規警察教育辦成特工培訓，無疑是自入歧途，自毀警政的邪門歪道等等。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發表文章，聽從特務處謀士趙龍文的建議，決定不予正麵回擊，而以側擊旁攻的辦法對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這些文章一一收集起來，要害處均用紅筆勾出，然後送給蔣閱，並假惺惺地擺出一副受到欺負和委屈的樣子向蔣訴苦說：同學之間有不同意見可以交換，可是李士珍不顧大體，同室操戈，公開發表言論，詆毀校長耳目，豆箕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給外人製造笑柄，於黨國何利？！於校長何利？！真令人膽寒等等。果然，蔣一見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來，罵得他狗血噴頭，又是戴笠反敗為勝。其實，在蔣介石看來，警察是要的，特務也是要的，如果兩者相權，當然還是以政治警察（特務）為先，這也是“正規警察”李士珍鬥不過“政治警察”戴笠、並且李士珍還常常挨罵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動戴笠，並不罷休。當時，戴笠辦了許多特訓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義開辦，學生畢業時，需要發一張中央警校的畢業證書，可以取得警官學歷，便於介紹到警察機關或稽查處去工作。但李士珍藉口這些訓練班沒有在中央警校備案，沒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綱進行訓練，水平夠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頒發，使戴笠大傷腦筋。同時，李士珍為了與戴笠競爭，也擴大工作範圍，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組織人搞起諜報工作，以見重於蔣。隻是搜集的情報大多是傳聞和推測，水份不少，質量甚差，甚至像偵探小說家那樣編造“蘇聯駐華諜報網” 的故事，多年中難以拿得出手，有時轉送到侍從室，蔣手下的侍從參謀看了也感到完全不能呈送蔣閱，更不用說與戴競爭，最後還隻得專心幹他的本職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第三步：借浙警校併入中央警校的機會，以變應變，讓浙警校的全部教職工辦理了集體加入特務處的手續，然後除留下少數人之外，全部造冊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內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再通過這批人不斷地“滾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層力量，並向蔣推薦由特務處大特務鄭錫麟任政訓處長，陳玉輝為總隊長，掌握中層力量，結果這批大小特務進入中央警校後，抱成一團，猶如釜底抽薪，把教育長一職架空，使李士珍頓失重心。
第四步：下功夫培養趙龍文、■裕坤等親信特務在政治上的聲望，以便進一步向警界高層發展。1937 年5 月，蔣介石派孔祥熙為特使，赴英國參加喬治六世國王的加冕典禮。戴笠抓住機會，保薦趙龍文為隨員，就便到英、德、意、比等國考察警政建設，為趙“鍍金”。在這之前又保薦浙警校教務主任■裕坤赴美留學，學習警政。果然，1936 年11 月，內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長李鬆風調任安徽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麵對警政司這一控製全國警政的關鍵職位，戴笠與李士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李士珍頗費苦心，想謀取警政司長，可是又捨不得丟下中央警校教育長這一高位去屈就。
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口袋裏一時又拿不出像樣的人去謀取，一度一籌莫展。在瞬息之間，戴笠的遠見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親自向蔣引見清華大學的高材生、留美學者、國內警界精英■裕坤。結果一薦就中，蔣下手令任■為警政司長， ■一反前任們的作風，在這個崗位一蹲就是10 年，始終不肯挪窩，全國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終控製在戴笠手中，李士珍莫可奈何。
李士珍無形之中被戴笠打了一頓悶棍，自然心有不甘，於是也千方百計地進行反擊。先是李士珍針對戴笠搞的“中國警察學會”，也組織一個“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與戴笠爭奪警界人材，規定凡在中央警校畢業的學生都要參加。雖然如此，李士珍還是爭不過戴笠。因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經費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開機關，讓這些學生去發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買，通過警政司和手下控製的公開機關，又可以給官做，結果，李士珍訓練警官，教育出來的學生又都給戴笠搶走了。李士珍常常罵這些“變節”的學生是欺師滅祖。
其次，李士珍針對戴笠辦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論的辦法，也在中央警校辦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過洋墨水的，早已視警政教育為終身職業，因此能勤於鑽研，在學術理論上拿得出成套的東西。而戴笠搜羅的警界人材，大多是從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留用和中央軍校轉行過來的，未受過更高級的正規教育，更沒有專門研究過警察學術，在許多問題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論不免粗俗、淺薄、支離破碎、強辭奪理。
據此，李士珍引經據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論從製度、組織、職能、人事等方麵闡釋得頭頭是道，駁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訓特務）和正規警察教育混為一談的謬論，並列舉日本、英美各國的實例，證明世界各國培訓政治警察和正規警察各有專業，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規警察教育辦成特工培訓，無疑是自入歧途，自毀警政的邪門歪道等等。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發表文章，聽從特務處謀士趙龍文的建議，決定不予正麵回擊，而以側擊旁攻的辦法對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這些文章一一收集起來，要害處均用紅筆勾出，然後送給蔣閱，並假惺惺地擺出一副受到欺負和委屈的樣子向蔣訴苦說：同學之間有不同意見可以交換，可是李士珍不顧大體，同室操戈，公開發表言論，詆毀校長耳目，豆箕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給外人製造笑柄，於黨國何利？！於校長何利？！真令人膽寒等等。果然，蔣一見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來，罵得他狗血噴頭，又是戴笠反敗為勝。其實，在蔣介石看來，警察是要的，特務也是要的，如果兩者相權，當然還是以政治警察（特務）為先，這也是“正規警察”李士珍鬥不過“政治警察”戴笠、並且李士珍還常常挨罵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動戴笠，並不罷休。當時，戴笠辦了許多特訓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義開辦，學生畢業時，需要發一張中央警校的畢業證書，可以取得警官學歷，便於介紹到警察機關或稽查處去工作。但李士珍藉口這些訓練班沒有在中央警校備案，沒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綱進行訓練，水平夠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頒發，使戴笠大傷腦筋。同時，李士珍為了與戴笠競爭，也擴大工作範圍，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組織人搞起諜報工作，以見重於蔣。隻是搜集的情報大多是傳聞和推測，水份不少，質量甚差，甚至像偵探小說家那樣編造“蘇聯駐華諜報網” 的故事，多年中難以拿得出手，有時轉送到侍從室，蔣手下的侍從參謀看了也感到完全不能呈送蔣閱，更不用說與戴競爭，最後還隻得專心幹他的本職工作，抓好警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