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王亞樵與“西南派”王樂平、常恆芳、劉廬隱、餘立奎等人組成反蔣集團，開始積極謀劃以軍事實力討蔣。並由王亞樵聯繫第六路軍總指揮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軍總指揮石友三起兵反蔣，但由於反蔣組織成員、上海招商局總辦趙鐵橋告密，西南派的中堅人物王樂平被蔣派遣的特務陳希曾暗殺，方振武被誘捕軟禁於南京，石友三兵敗。王亞樵知情，派殺手於1930 年7 月24 日上午10 時將趙鐵橋擊斃於上海招商局門前。
1930 年，蔣為籌集剿匪經費，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亞樵為此組織 “安徽旅滬學會”，發起召開抵製“米照捐”大會，同時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廬山、安慶等地請願，組織安徽米商罷市，米船停運等等，造成米價飛漲，民眾怨恨政府，蔣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後蔣得知此次運動是王亞樵一手策劃組織，當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滬學會”，密令戴笠監視王亞樵的行動。從此，戴笠與王亞樵的師生關係發生劇烈演變，開始了長達6 年多的較量。
1931 年2 月28 日，蔣下令將“西南派”領袖胡漢民軟禁在南京湯山。
“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攜26 萬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亞樵，請求殺蔣救胡。王受命，經過周密的研究和計劃，派出兩路刺客，分赴南京、廬山，伺機下手。
在廬山一地，殺手陳成在山道上恰遇蔣介石，陳成掏槍就射，但由於距離稍遠和過分緊張，子彈擦身而過。陳成一擊不中，當即被蔣的衛士亂槍打死。
南京一地，4 名殺手終於等到一次蔣介石演說的機會，化裝成新聞記者和學生混進會場，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因擔任總聯絡人的王亞樵妻子王亞瑛臨陣怯懦，發出“暫緩執行”的暗語，使得南京刺蔣功虧一簣。結果，兩地刺蔣都沒有成功。
1931 年7 月23 日下午，王亞樵本著西南派“倒蔣必先去宋，亂其經濟組織” 的方針，親率殺手在上海北站刺殺宋子文，但誤中宋子文秘書唐腴廬，宋卻死裏逃生。
刺蔣、刺宋未成，卻給蔣介石集團以極大的震懾，加之當局久未破案，更使蔣宋等人寢食不安。在當時，戴笠仍在“跑單幹”，未形成自己的特務係統，羽翼未豐。整個國民黨軍警係統，還沒有一個人是王亞樵的對手，因而王亞樵達到一生暗殺活動的頂峰時期，繼續幹出一些轟動國內外的大案。
1932 年4 月29 日，侵滬日軍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慶祝日本“天長節”（天皇誕辰）活動。王亞樵受代理行政院長兼京滬警備司令陳銘樞之託，通過朝鮮誌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學生尹奉吉、安昌傑、金天山等人，用特製的定時炸彈搗毀了“天長節”，當場炸死日酋白川大將、居留米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日租界商會會長崗村洋勇等人，日軍野村中將的右眼球被炸飛，植田中將、駐華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斷。日本將官死傷13 人，其中白川大將是被中國軍民在整個抗戰期間擊斃的最高長官。此次爆炸影響所及，猶如一場地震，撼動了日本朝野，並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關注。正在日內瓦召開的裁軍會議上為討論東亞問題的政治家們也受到強烈刺激。
白川被殺，也使蔣介石為之震動和關切。他覺得能策劃和實施此案的人，決非一般，如果此人能為自己所用，中國還有什麽政敵不可除去呢？於是，蔣向當時出任特務處長不久的戴笠查詢“四?二九”之案係何人所為。戴笠經過調查，確認此案係王亞樵所為，於是如實向蔣匯報。蔣決定對王亞樵進行收買，並要戴笠尋找與王亞樵聯繫的渠道。戴笠得令後，派特務處特務、早年曾與自己一起追隨王亞樵的門生胡抱一攜4 萬元巨款到上海收買，遭王亞樵拒絕。蔣介石一計不成。再令胡宗南寫信給王亞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亞樵合組安徽省政府，作為誘餌，仍遭王拒絕。
兩招不靈，蔣認為王亞樵是不願屈居早年的兩個門生之下，於是派王亞樵的安徽老鄉、一起參加辛亥革命，時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親自上門拜會王亞樵，開出的價碼是陸軍中將的實職。結果楊虎反遭王笑罵，氣得拂袖而去。
蔣介石聽完了楊虎的匯報，嘴裏照例說了兩聲“很好！很好！”心裏早已下定了決心：此人既不能為我所用，就必須堅決剷除，以絕後患。
正在此時，王亞樵謀殺國聯調查團一案發生，引發了蔣戴與王亞樵血戰的導火線。
日本侵占東北後，經國民黨政府一再交涉呼籲，國聯派英國前駐印度總督李頓率5 人調查團到中國進行調查。調查中，李頓發表的談話偏袒了日本，激起國人強烈不滿，紛紛譴責。王亞樵則認為世界隻有強權，沒有公理，派出手下的大將龔春浦率24 名殺手守候在調查團下榻的外灘華懋飯店周圍，準備鋤殺國聯5 “欽差”，給以顏色。
正在下手的關鍵時刻，上海市長吳鐵城宴請李頓一行，未能及時返回；王亞樵也受人勸說，認為此案一旦發生，易發生國際糾紛，於國家民族不利，於是下令召回，但其中有4 個一線殺手尤林、唐明、李凱、彭光耀未及時把槍枝交回，乘隙上街閑逛。在經過南京路521 號顧記錢莊時，他們竟拔槍闖門搶劫，因店主及時報案，大批軍警趕到，除李凱1 人漏網外，其餘3 人悉數被捕。在判處死刑執行前，3 個人為改變自己搶劫犯的形象，主動供出謀殺李頓以及北站刺宋、廬山刺蔣的真相。雖沒供出後台是王亞樵，但當局很快查出3 人皆是王亞樵的部下。
1930 年，蔣為籌集剿匪經費，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亞樵為此組織 “安徽旅滬學會”，發起召開抵製“米照捐”大會，同時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廬山、安慶等地請願，組織安徽米商罷市，米船停運等等，造成米價飛漲，民眾怨恨政府，蔣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後蔣得知此次運動是王亞樵一手策劃組織，當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滬學會”，密令戴笠監視王亞樵的行動。從此，戴笠與王亞樵的師生關係發生劇烈演變，開始了長達6 年多的較量。
1931 年2 月28 日，蔣下令將“西南派”領袖胡漢民軟禁在南京湯山。
“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攜26 萬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亞樵，請求殺蔣救胡。王受命，經過周密的研究和計劃，派出兩路刺客，分赴南京、廬山，伺機下手。
在廬山一地，殺手陳成在山道上恰遇蔣介石，陳成掏槍就射，但由於距離稍遠和過分緊張，子彈擦身而過。陳成一擊不中，當即被蔣的衛士亂槍打死。
南京一地，4 名殺手終於等到一次蔣介石演說的機會，化裝成新聞記者和學生混進會場，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因擔任總聯絡人的王亞樵妻子王亞瑛臨陣怯懦，發出“暫緩執行”的暗語，使得南京刺蔣功虧一簣。結果，兩地刺蔣都沒有成功。
1931 年7 月23 日下午，王亞樵本著西南派“倒蔣必先去宋，亂其經濟組織” 的方針，親率殺手在上海北站刺殺宋子文，但誤中宋子文秘書唐腴廬，宋卻死裏逃生。
刺蔣、刺宋未成，卻給蔣介石集團以極大的震懾，加之當局久未破案，更使蔣宋等人寢食不安。在當時，戴笠仍在“跑單幹”，未形成自己的特務係統，羽翼未豐。整個國民黨軍警係統，還沒有一個人是王亞樵的對手，因而王亞樵達到一生暗殺活動的頂峰時期，繼續幹出一些轟動國內外的大案。
1932 年4 月29 日，侵滬日軍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慶祝日本“天長節”（天皇誕辰）活動。王亞樵受代理行政院長兼京滬警備司令陳銘樞之託，通過朝鮮誌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學生尹奉吉、安昌傑、金天山等人，用特製的定時炸彈搗毀了“天長節”，當場炸死日酋白川大將、居留米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日租界商會會長崗村洋勇等人，日軍野村中將的右眼球被炸飛，植田中將、駐華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斷。日本將官死傷13 人，其中白川大將是被中國軍民在整個抗戰期間擊斃的最高長官。此次爆炸影響所及，猶如一場地震，撼動了日本朝野，並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關注。正在日內瓦召開的裁軍會議上為討論東亞問題的政治家們也受到強烈刺激。
白川被殺，也使蔣介石為之震動和關切。他覺得能策劃和實施此案的人，決非一般，如果此人能為自己所用，中國還有什麽政敵不可除去呢？於是，蔣向當時出任特務處長不久的戴笠查詢“四?二九”之案係何人所為。戴笠經過調查，確認此案係王亞樵所為，於是如實向蔣匯報。蔣決定對王亞樵進行收買，並要戴笠尋找與王亞樵聯繫的渠道。戴笠得令後，派特務處特務、早年曾與自己一起追隨王亞樵的門生胡抱一攜4 萬元巨款到上海收買，遭王亞樵拒絕。蔣介石一計不成。再令胡宗南寫信給王亞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亞樵合組安徽省政府，作為誘餌，仍遭王拒絕。
兩招不靈，蔣認為王亞樵是不願屈居早年的兩個門生之下，於是派王亞樵的安徽老鄉、一起參加辛亥革命，時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親自上門拜會王亞樵，開出的價碼是陸軍中將的實職。結果楊虎反遭王笑罵，氣得拂袖而去。
蔣介石聽完了楊虎的匯報，嘴裏照例說了兩聲“很好！很好！”心裏早已下定了決心：此人既不能為我所用，就必須堅決剷除，以絕後患。
正在此時，王亞樵謀殺國聯調查團一案發生，引發了蔣戴與王亞樵血戰的導火線。
日本侵占東北後，經國民黨政府一再交涉呼籲，國聯派英國前駐印度總督李頓率5 人調查團到中國進行調查。調查中，李頓發表的談話偏袒了日本，激起國人強烈不滿，紛紛譴責。王亞樵則認為世界隻有強權，沒有公理，派出手下的大將龔春浦率24 名殺手守候在調查團下榻的外灘華懋飯店周圍，準備鋤殺國聯5 “欽差”，給以顏色。
正在下手的關鍵時刻，上海市長吳鐵城宴請李頓一行，未能及時返回；王亞樵也受人勸說，認為此案一旦發生，易發生國際糾紛，於國家民族不利，於是下令召回，但其中有4 個一線殺手尤林、唐明、李凱、彭光耀未及時把槍枝交回，乘隙上街閑逛。在經過南京路521 號顧記錢莊時，他們竟拔槍闖門搶劫，因店主及時報案，大批軍警趕到，除李凱1 人漏網外，其餘3 人悉數被捕。在判處死刑執行前，3 個人為改變自己搶劫犯的形象，主動供出謀殺李頓以及北站刺宋、廬山刺蔣的真相。雖沒供出後台是王亞樵，但當局很快查出3 人皆是王亞樵的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