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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4 “以組織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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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中並沒有進過任何特工學校。他早期所有的特工理論和經驗，主要來自於他的實踐以及留俄學生翻譯出版的蘇聯“格伯烏”、“契卡”組織的幾本小書。他積多年親身搞特工的經驗，認為唯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最為嚴密，也最有力量。因此，在早期創建特務處的過程中，他反覆強調要“以組織對組織”，仿效蘇聯政治保衛局和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套辦法建立特工體製，與中共進行鬥爭，打擊反蔣勢力等等。
據此，戴笠從一開始就嚴格規定特務處的一切活動均處於地下狀態。特務處的對外聯絡站設在南京雞鵝巷53 號，這裏既不掛任何牌子，也不設任何崗哨。行人亦可以從門前經過，所不同的是門內有帶槍的便衣人員把守，進出都要嚴格檢查證件。特務處本部原設在徐府巷，後搬到洪公祠1 號。但特務處外勤人員非有特殊情況不能去洪公祠1 號，而隻能到雞鵝巷53 號接洽，再打電話到洪公祠1 號報告，由那邊派人來談。外邊的信件包裹，也都要先寄到雞鵝巷53 號，再由內部交通轉洪公祠。因此，洪公祠1 號不但局外人不得而知，就是特務處的大多數外勤特務也隻知有53 號，不知有1 號。
進入雞鵝巷53 號和洪公祠1 號都必須有特別出入證，但這種出入證照例隻有內勤人員才發。出入證每年更換一次，封麵隻有“出入證”3 個字和1 行號碼數字，打開來裏麵有照片、姓名、工作科室、職級等，卻沒有工作機關名稱。特務們出門時須交登記室，回來時再取回，不準作其它用途。有時，特務們出去後因故不能返回，又無任何證件，連住宿都成問題。一些特務常常私下自嘲：“我們都是一些榜上無名的黑貨”，戴笠聽到後，卻鼓勵大家說，這就是“無名英雄”。
戴笠給每個特務嚴格規定：不準在洪公祠1 號或雞鵝巷53 號私自會客，不準泄露辦公地址，通信要用雞鵝巷53 號或程閣老巷33 號的地址，然後轉交。電話也要保密，家屬偷向洪公祠1 號打電話，有受嚴厲警告的危險，嚴重者則受“團體” 紀律的嚴厲製裁。南京的總處機關如此，外勤各級特務組織也都是隱蔽地下活動。
特務處及各級特務組織和重要特務頭目，都一律使用化名。戴笠仿照共產黨組織活動的特點，規定特務處所屬的各級組織之間，隻準有縱的關係，不準有橫的關係。特務之間一律職務服從，不講年資功績。特務刺探、搜集情報的重要手法就是偽裝不滿現狀和“反蔣”的進步姿態，以引起同情者的注意，然後打入反蔣派或中共組織內部進行活動。又由於各組特務常常在一個地方活動，彼此又沒有聯繫，因此一個特務偽裝進步，另一個特務則接近上去，自己人做自己人的情報，雙方又都是使用的化名、假名，報到上級也不容易發覺，結果花了不少人力、財力、物力，等到雙方都表演得差不多，準備逮捕對方時，經核對照片，才知道原來都是自己人。有時，這種假戲演得過分真切，居然驚動戴笠向蔣匯報，等到逮捕後才知道是自己人扮的假貨，戴笠一時不好向蔣交代，也隻好假亦真時真亦假，以錯將錯了。不過，戴笠運用這種方法建立特務處的內部體製確使特工活動常常處於主動位置，具有相當大的優勢，這也是戴笠的軍統組織比蔣的其它特務組織能以更快的速度發展、表現出更高的工作效率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能更好地仿效蘇聯“格伯烏”和“契卡”以及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方法訓練特務，戴笠曾徵得中統頭目徐恩曾同意，並報請蔣批準，借調原中共中央保衛局負責人、中共叛徒、中統特工訓練行家顧順章擔任特務處南京特訓班的顧問和教官。戴發現顧順章訓練特務的方法中溶入了中共地下鬥爭的經驗，確有一套，大為讚賞。就用種種方法企圖拉攏顧加入特務處，顧也有背徐投戴之心。此事被徐恩曾察覺，就藉故把顧順章除掉，以絕後患。
隨著特務處的創建和發展，戴笠逐漸感到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特務組織的一套辦法更適應他的需要。於是，他又把眼光轉向德、意特務組織的經驗和辦法。1933 年下半年，戴笠一次因事去河南活動，特務處書記唐縱主持工作期間，批準趙世瑞秘密逮捕了汪精衛的改組派分子。事後，汪精衛得知是特務處所為，大怒之下，向蔣要人。蔣為了敷衍汪精衛，不得不下令將唐、趙扣押。戴得悉後，匆匆趕回南京，向蔣力陳保釋，並善言撫慰唐、趙二人。
適時，復興社高幹■悌奉派駐德大使館武官。經戴向蔣建議，唐縱被派任駐德大使館副武官。行前，蔣、戴分別交代唐去德國的目的，是要他學習德國法西斯特工組織的經驗。唐果然不負戴望，在德期間專心調查掌握德國特工活動的辦法，定期有詳細報告給戴，介紹德國特工各方麵的情況，特別建議戴笠要掌握警察、交通、檢查、郵電等公開部門，並滲入工廠、機關、軍隊、團體、監測無線電台和收音機以及幹擾廣播，以便配合特工活動。唐縱還建議要多派特務到德、意學習，開闊眼界，吸取經驗，培養人材，引進先進設備等等。戴對唐的這些意見極為重視，多次向蔣報告，並提出改進特工建設的意見和措施，供蔣決策。蔣採納戴的建議，不久便加派鄭介民隨復興社的一批高幹潘佑強、杜心如、滕傑等7 人，以軍事考察團的名義前往歐洲考察，主要是考察德、意兩國的法西斯組織和特工活動。戴笠同時也選派從浙警校正科生中畢業的馮文堯、王渭周、蔣鎮南、範學文等幾十個特務赴德、意學習受訓。對照唐縱、鄭介民等人學習考察成果，根據蔣的指令，戴笠對特務處的活動作了不少改進調整。
03_4 “以組織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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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中並沒有進過任何特工學校。他早期所有的特工理論和經驗，主要來自於他的實踐以及留俄學生翻譯出版的蘇聯“格伯烏”、“契卡”組織的幾本小書。他積多年親身搞特工的經驗，認為唯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最為嚴密，也最有力量。因此，在早期創建特務處的過程中，他反覆強調要“以組織對組織”，仿效蘇聯政治保衛局和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套辦法建立特工體製，與中共進行鬥爭，打擊反蔣勢力等等。
據此，戴笠從一開始就嚴格規定特務處的一切活動均處於地下狀態。特務處的對外聯絡站設在南京雞鵝巷53 號，這裏既不掛任何牌子，也不設任何崗哨。行人亦可以從門前經過，所不同的是門內有帶槍的便衣人員把守，進出都要嚴格檢查證件。特務處本部原設在徐府巷，後搬到洪公祠1 號。但特務處外勤人員非有特殊情況不能去洪公祠1 號，而隻能到雞鵝巷53 號接洽，再打電話到洪公祠1 號報告，由那邊派人來談。外邊的信件包裹，也都要先寄到雞鵝巷53 號，再由內部交通轉洪公祠。因此，洪公祠1 號不但局外人不得而知，就是特務處的大多數外勤特務也隻知有53 號，不知有1 號。
進入雞鵝巷53 號和洪公祠1 號都必須有特別出入證，但這種出入證照例隻有內勤人員才發。出入證每年更換一次，封麵隻有“出入證”3 個字和1 行號碼數字，打開來裏麵有照片、姓名、工作科室、職級等，卻沒有工作機關名稱。特務們出門時須交登記室，回來時再取回，不準作其它用途。有時，特務們出去後因故不能返回，又無任何證件，連住宿都成問題。一些特務常常私下自嘲：“我們都是一些榜上無名的黑貨”，戴笠聽到後，卻鼓勵大家說，這就是“無名英雄”。
戴笠給每個特務嚴格規定：不準在洪公祠1 號或雞鵝巷53 號私自會客，不準泄露辦公地址，通信要用雞鵝巷53 號或程閣老巷33 號的地址，然後轉交。電話也要保密，家屬偷向洪公祠1 號打電話，有受嚴厲警告的危險，嚴重者則受“團體” 紀律的嚴厲製裁。南京的總處機關如此，外勤各級特務組織也都是隱蔽地下活動。
特務處及各級特務組織和重要特務頭目，都一律使用化名。戴笠仿照共產黨組織活動的特點，規定特務處所屬的各級組織之間，隻準有縱的關係，不準有橫的關係。特務之間一律職務服從，不講年資功績。特務刺探、搜集情報的重要手法就是偽裝不滿現狀和“反蔣”的進步姿態，以引起同情者的注意，然後打入反蔣派或中共組織內部進行活動。又由於各組特務常常在一個地方活動，彼此又沒有聯繫，因此一個特務偽裝進步，另一個特務則接近上去，自己人做自己人的情報，雙方又都是使用的化名、假名，報到上級也不容易發覺，結果花了不少人力、財力、物力，等到雙方都表演得差不多，準備逮捕對方時，經核對照片，才知道原來都是自己人。有時，這種假戲演得過分真切，居然驚動戴笠向蔣匯報，等到逮捕後才知道是自己人扮的假貨，戴笠一時不好向蔣交代，也隻好假亦真時真亦假，以錯將錯了。不過，戴笠運用這種方法建立特務處的內部體製確使特工活動常常處於主動位置，具有相當大的優勢，這也是戴笠的軍統組織比蔣的其它特務組織能以更快的速度發展、表現出更高的工作效率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能更好地仿效蘇聯“格伯烏”和“契卡”以及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方法訓練特務，戴笠曾徵得中統頭目徐恩曾同意，並報請蔣批準，借調原中共中央保衛局負責人、中共叛徒、中統特工訓練行家顧順章擔任特務處南京特訓班的顧問和教官。戴發現顧順章訓練特務的方法中溶入了中共地下鬥爭的經驗，確有一套，大為讚賞。就用種種方法企圖拉攏顧加入特務處，顧也有背徐投戴之心。此事被徐恩曾察覺，就藉故把顧順章除掉，以絕後患。
隨著特務處的創建和發展，戴笠逐漸感到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特務組織的一套辦法更適應他的需要。於是，他又把眼光轉向德、意特務組織的經驗和辦法。1933 年下半年，戴笠一次因事去河南活動，特務處書記唐縱主持工作期間，批準趙世瑞秘密逮捕了汪精衛的改組派分子。事後，汪精衛得知是特務處所為，大怒之下，向蔣要人。蔣為了敷衍汪精衛，不得不下令將唐、趙扣押。戴得悉後，匆匆趕回南京，向蔣力陳保釋，並善言撫慰唐、趙二人。
適時，復興社高幹■悌奉派駐德大使館武官。經戴向蔣建議，唐縱被派任駐德大使館副武官。行前，蔣、戴分別交代唐去德國的目的，是要他學習德國法西斯特工組織的經驗。唐果然不負戴望，在德期間專心調查掌握德國特工活動的辦法，定期有詳細報告給戴，介紹德國特工各方麵的情況，特別建議戴笠要掌握警察、交通、檢查、郵電等公開部門，並滲入工廠、機關、軍隊、團體、監測無線電台和收音機以及幹擾廣播，以便配合特工活動。唐縱還建議要多派特務到德、意學習，開闊眼界，吸取經驗，培養人材，引進先進設備等等。戴對唐的這些意見極為重視，多次向蔣報告，並提出改進特工建設的意見和措施，供蔣決策。蔣採納戴的建議，不久便加派鄭介民隨復興社的一批高幹潘佑強、杜心如、滕傑等7 人，以軍事考察團的名義前往歐洲考察，主要是考察德、意兩國的法西斯組織和特工活動。戴笠同時也選派從浙警校正科生中畢業的馮文堯、王渭周、蔣鎮南、範學文等幾十個特務赴德、意學習受訓。對照唐縱、鄭介民等人學習考察成果，根據蔣的指令，戴笠對特務處的活動作了不少改進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