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發展組織。原先，戴笠的活動經費主要是由蔣介石從特別費用中支付，因為數額大，蔣介石怕遭物議，畢竟有所顧忌，不能滿足戴的需求。戴的許多設想和抱負亦因囿於經費而不能實現。復興社成立後，蔣介石把撥給特務處的經費記在復興社的帳下。而復興社卻不能過問數額多少，隻是由戴笠自行造具預算，直接報蔣核撥。特務處所有下屬組織的經費統由戴笠撥發，其經費總額每月約20 萬元，據說較之復興社總會的全部經費，至少約在10 倍以上。從此，蔣對內對外都有了一個交代。戴笠有了固定的特工經費，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不足部分，還可以向蔣臨時支取。1932 年冬，鑑於四次對紅軍的軍事“圍剿”，尤其是前三次“圍剿”的失敗，蔣深切地感到必須加強國民黨軍事力量的建設。蔣介石聽從德、意軍事顧問和復興社高幹、法西斯頭目劉健群的建議，認為要強化軍隊，首先要加強軍隊特工力量，使“納粹”具體化。於是，屬於黃埔係統的復興社特務處比屬於中央組織部係統的調查科受到更大的重視，蔣下令將戴笠係統的特務經費從每月20 萬元一下子提高到80 萬元，而中央調查科僅加10 萬元，每月30 萬元。戴笠在頃刻之間得到如此巨額經費，驚喜不能自持，多年來想大幹一場的願望終於實現。
有了巨額經費，戴笠開始招兵買馬，建立自己的特務係統。蔣介石雖然在特務處成立之初明確規定，特務處的人事調配由他本人直接掌握，但是蔣自始至終隻派了兩個半人，一個是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一個是特務處主管會計工作的徐人驥，另有半個人是唐縱。唐本是戴笠拉進特務處的，因此隻能算半個人。其他人都授權戴笠自己去找。戴笠心裏很清楚，這兩個半人表麵上是由蔣派來協助他工作的，實際上是蔣安插在他身邊的“監軍”，戴對他們不敢怠慢。
在研究發展特務處的人事時，戴笠礙於情麵，亦曾請鄭介民介紹些親友故舊參加，豈知鄭介民這時正鬧情緒，不想在戴手下做事，意在另謀出路，也就不想再軋上一腳，推說沒有相宜的。直到幾年後見擺脫特務處無望，才逐步推薦了邢森洲、王昌裕、鄭公弼等海南文昌縣的小同鄉和侄子到特務處工作，但這時特務處早已成了戴笠的一統天下了。
戴笠是相當有遠見的。蔣和鄭一放手，正中他的下懷。首先，他把蔣二次下野和淞滬戰爭期間組織起來的“十人團”拉過來作特務處的基本幹部。
當時，“十人團”中，黃雍去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科任副科長（原黃埔同學會），梁幹喬調復興社訓練處抓訓練工作，其餘的7 人唐縱、張炎元、周偉龍、鄭錫麟、徐亮、馬策、胡天秋都被戴笠安插在特務處的重要崗位上。
在內部機構設置和建設方麵，戴笠主要仿效蘇聯政治保衛局和中共地下組織的辦法，強調“以組織對組織”。當時，國民黨各級機關主持內部工作的一般是秘書長或主任秘書，而戴笠則在特務處內設書記，主持內部工作。
特務處的第一任書記是“十人團”成員唐縱。唐是湖南■縣人，黃埔六期畢業生，辦事老成持重，幹練謹慎，頗得戴笠讚賞。
在內部機構方麵，初期隻設有情報股和總務股，後來又增加了個行動股，但也還以情報工作為主。
戴笠成立的第一個外勤組織是特務處上海特區。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戴笠為了加強上海的特工活動，就派遣黃埔三期學生翁光輝、陳誌強、王昌裕等人在上海從事情報搜集工作。淞滬抗戰結束後，翁光輝等人繼續留在上海活動。上海當時是國共兩黨鬥爭和國民黨內各派別活動的中心，因此戴笠對這個地區的特務工作極為重視。特務處成立之後，他立即決定在上海設立特區，以翁光輝為第一任區長，區部設書記、司書、事務、交通各1 人，下設3 個情報組。這也是特務處設立的第一個外勤區一級的組織。以後，特務處外勤組織的建製大致如此。
戴笠設立的另一個較早的外勤組織是特務處天津站。因天津地區當時是東北軍的勢力範圍，日本間諜活動很猖獗。為了監視和調查東北軍的活動，掌握日軍對華北的意圖，戴笠根據蔣的意圖，把平津地區的特工活動作為特務處初期的工作重點之一。並請結拜兄弟吳泰勛介紹了一批人加入特務處，留在華北地區開展特務活動。天津站第一任站長叫王天木。王係東北講武堂畢業生，初在黑龍江督辦吳俊升部任職，經吳俊升之子吳泰勛介紹於1931年底認識戴笠，轉投戴笠麾下，成為特務處早期的骨幹分子，天津站的奠基人，華北地區特工活動的開拓者。
天津站下設情報組和行動組，是特務處外勤組織中最早設立行動組的一級機構，同時配備的1 部秘密電台也是特務處外勤機構中最早的，陳恭澍和丁湘娥分別任組長和台長。
這年6 月，戴笠從復興社舉辦的軍校“特別研究班”畢業的學生中挑選了30 名學生舉辦特務警察訓練班。本來戴笠想請康澤任班主任，因康澤不想管特務處的事，拒絕了戴的要求。於是，戴笠自兼主任，由鄭介民兼教務主任。蔣介石另派曾到日本學過警政教育的浙江寧海人、黃埔二期畢業生李士珍為該班政治指導員。這是戴笠舉辦的第一個特工訓練班。由於準備工作倉促，人力、財力、物力都受到限製，經驗不足等等，訓練班的內容也就很簡單。除了進行精神灌輸外，主要是了解一般的特工常識、紀律，學習一些情報的搜集、整理、分析、反饋等工作。該班學生在訓練期間，由戴笠一個一個地親自進行個別談話，考核思想。畢業後，集體辦理了加入特務處的手續，成為職業特務。其中如何龍慶、陳恭澍、陳善周、廖宗澤、田功雲、徐遠舉等人，後來均成為軍統著名的將級大特務。這一期訓練班因戴笠未找到地方，就借南京三道高井軍校畢業生調查處為班址。
有了巨額經費，戴笠開始招兵買馬，建立自己的特務係統。蔣介石雖然在特務處成立之初明確規定，特務處的人事調配由他本人直接掌握，但是蔣自始至終隻派了兩個半人，一個是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一個是特務處主管會計工作的徐人驥，另有半個人是唐縱。唐本是戴笠拉進特務處的，因此隻能算半個人。其他人都授權戴笠自己去找。戴笠心裏很清楚，這兩個半人表麵上是由蔣派來協助他工作的，實際上是蔣安插在他身邊的“監軍”，戴對他們不敢怠慢。
在研究發展特務處的人事時，戴笠礙於情麵，亦曾請鄭介民介紹些親友故舊參加，豈知鄭介民這時正鬧情緒，不想在戴手下做事，意在另謀出路，也就不想再軋上一腳，推說沒有相宜的。直到幾年後見擺脫特務處無望，才逐步推薦了邢森洲、王昌裕、鄭公弼等海南文昌縣的小同鄉和侄子到特務處工作，但這時特務處早已成了戴笠的一統天下了。
戴笠是相當有遠見的。蔣和鄭一放手，正中他的下懷。首先，他把蔣二次下野和淞滬戰爭期間組織起來的“十人團”拉過來作特務處的基本幹部。
當時，“十人團”中，黃雍去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科任副科長（原黃埔同學會），梁幹喬調復興社訓練處抓訓練工作，其餘的7 人唐縱、張炎元、周偉龍、鄭錫麟、徐亮、馬策、胡天秋都被戴笠安插在特務處的重要崗位上。
在內部機構設置和建設方麵，戴笠主要仿效蘇聯政治保衛局和中共地下組織的辦法，強調“以組織對組織”。當時，國民黨各級機關主持內部工作的一般是秘書長或主任秘書，而戴笠則在特務處內設書記，主持內部工作。
特務處的第一任書記是“十人團”成員唐縱。唐是湖南■縣人，黃埔六期畢業生，辦事老成持重，幹練謹慎，頗得戴笠讚賞。
在內部機構方麵，初期隻設有情報股和總務股，後來又增加了個行動股，但也還以情報工作為主。
戴笠成立的第一個外勤組織是特務處上海特區。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戴笠為了加強上海的特工活動，就派遣黃埔三期學生翁光輝、陳誌強、王昌裕等人在上海從事情報搜集工作。淞滬抗戰結束後，翁光輝等人繼續留在上海活動。上海當時是國共兩黨鬥爭和國民黨內各派別活動的中心，因此戴笠對這個地區的特務工作極為重視。特務處成立之後，他立即決定在上海設立特區，以翁光輝為第一任區長，區部設書記、司書、事務、交通各1 人，下設3 個情報組。這也是特務處設立的第一個外勤區一級的組織。以後，特務處外勤組織的建製大致如此。
戴笠設立的另一個較早的外勤組織是特務處天津站。因天津地區當時是東北軍的勢力範圍，日本間諜活動很猖獗。為了監視和調查東北軍的活動，掌握日軍對華北的意圖，戴笠根據蔣的意圖，把平津地區的特工活動作為特務處初期的工作重點之一。並請結拜兄弟吳泰勛介紹了一批人加入特務處，留在華北地區開展特務活動。天津站第一任站長叫王天木。王係東北講武堂畢業生，初在黑龍江督辦吳俊升部任職，經吳俊升之子吳泰勛介紹於1931年底認識戴笠，轉投戴笠麾下，成為特務處早期的骨幹分子，天津站的奠基人，華北地區特工活動的開拓者。
天津站下設情報組和行動組，是特務處外勤組織中最早設立行動組的一級機構，同時配備的1 部秘密電台也是特務處外勤機構中最早的，陳恭澍和丁湘娥分別任組長和台長。
這年6 月，戴笠從復興社舉辦的軍校“特別研究班”畢業的學生中挑選了30 名學生舉辦特務警察訓練班。本來戴笠想請康澤任班主任，因康澤不想管特務處的事，拒絕了戴的要求。於是，戴笠自兼主任，由鄭介民兼教務主任。蔣介石另派曾到日本學過警政教育的浙江寧海人、黃埔二期畢業生李士珍為該班政治指導員。這是戴笠舉辦的第一個特工訓練班。由於準備工作倉促，人力、財力、物力都受到限製，經驗不足等等，訓練班的內容也就很簡單。除了進行精神灌輸外，主要是了解一般的特工常識、紀律，學習一些情報的搜集、整理、分析、反饋等工作。該班學生在訓練期間，由戴笠一個一個地親自進行個別談話，考核思想。畢業後，集體辦理了加入特務處的手續，成為職業特務。其中如何龍慶、陳恭澍、陳善周、廖宗澤、田功雲、徐遠舉等人，後來均成為軍統著名的將級大特務。這一期訓練班因戴笠未找到地方，就借南京三道高井軍校畢業生調查處為班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