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將軍的弗拉索夫即使沒有變節行為，在戰俘營中保全性命的機會還是相當多的。而對於數百萬的普通蘇聯戰俘來說，這種機會要少得多。這裏麵臨的選擇通常是很殘酷的：要麽以各種形式與敵人合作，要麽就被餓死。同樣的選擇也落到被占領區的許多居民頭上，他們為了得到一份口糧養家餬口，不得不去各個企業、運輸業或被侵略者把持的學校工作。後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被譴責為是"幫凶"。Л.А.薩穆京--於1946年被英國人出賣給了蘇維埃，而在此之前曾於1941年作為蘇聯戰俘嚐盡了德國集中營的苦頭--在回憶錄中寫道：
"相對英國人對榮譽的理解而言，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名戰士穿上敵人的軍服，並與自己過去的死對頭為伍。而且這種高尚的憤怒更容易在那些人身上點燃--當一個人在生命中不僅自己從未經受過真正的飢餓，而且甚至連見也未見過被飢餓和苦難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人。
哎，諸位呀諸位，想說的隻有一句話：不要求全責備，不然你們也將受到評判！英國俘虜在德國人那裏失去的隻有一個--自由，他們感受不到飢餓、寒冷和生活的屈辱，也感受不到與親人、家人失去聯繫的痛苦。跟我們比起來，德國人對他們是另眼相看。那麽，諸位，你們還要對那些由於偶然原因和命運安排而死裏逃生的人求全責備嗎？"
------------匪幫的罪行------------
這些話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向指責通敵叛國者的蘇聯和俄羅斯批評家們訴說。要知道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後來從未遇到過在幾乎必死和變節行為間必須做出選擇這種情況。幾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甚至絕大多數人也會像蘇軍的前官兵一樣，選擇為德國人效勞。"不要求全責備，不然你們也將受到評判！"戰後50年來這句話是最合理的。雖然在任何政權統治下--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民主主義，對通敵叛國者的激烈譴責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國的國家製度是不會被世界上任何一種政權饒恕的。
對蘇德雙方軍隊和睦相處的記憶成了促使弗拉索夫與德國人合作的一個動因，但是，這種合作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便是這位將軍的被俘。說到弗拉索夫並不是心甘情願，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變節者這一點，他在偵查、審判過程中的表現證明了這一點，當偵查、審判將近結束時，他自己對此不再懷疑。俄羅斯解放軍隊昔日的領導人最後一段話是這樣說的："我本人追悔莫及，雖然說真的，為時已晚，但在偵查、審判過程中我會盡全力揭露所有匪幫的罪行。我等待著最嚴厲的懲罰。"同時弗拉索夫沒有一個戰友企圖把俄羅斯解放運動淩駕於共產黨的統治之上，他們都後悔萬分，請求得到寬恕。而過去白軍將領中的通敵叛國者--被英國人出賣受到鎮壓的П.h.克拉斯諾夫、А.Г.什庫羅等人的表現則完全不同。在法庭上麵對必然來臨的死刑判決毫無悔意，而且詛咒蘇維埃政權。引渡僑民將軍的做法是違反法律的。正像蘇聯情報機關的一位領導人、有名的恐怖主義者П.А.蘇多普拉托夫回憶的那樣，П.h.克拉斯諾夫、А.Г.什庫羅等人實際上是根據與蘇方的秘密協定才與昔日的德國海軍艦隊總司令、海軍上將雷德爾（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蘇軍俘虜的德軍高級將領進行交換的。如果沒有這次交換，雷德爾完全可以逃脫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審判，因為蘇聯本來指望利用一下這位過去的海軍上將廣泛的關係和所掌握的情報。
紐倫堡國際法庭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在法律上來說是沒有充分根據的。盟國們不得不對蘇聯的許多勾當"視而不見"。他們裝作看不見卡滕，看不見蘇德秘密備忘錄，看不見蘇聯對芬蘭的占領，雖然當時已經很少有人懷疑史達林及其周圍的人必須要為所有這一切負責。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中的製度與後來解放納粹集中營和"死亡集中營"時發現的情況相差無幾，關於這一點，當時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測，而且情況也不是十分明朗。為了給種族滅絕政策的發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須對勝利者之一的蘇聯的這些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哪怕是在最小的範圍裏。說真的，蘇聯的這些行徑--殺害最有錢、最有教養的民眾--僅稱為種族滅絕是遠遠不夠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槍殺波蘭軍官就正好體現了這種政策。國內戰爭時期俄國的這種政策是在紅色恐怖手段的幫助下實行的，在東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了（其中包括幾萬人死在戰俘營中）。說實話，這裏的恐怖手段已經不是俄國的那種恐怖手段，因為它是在與西方開始"冷戰"對立的條件下實行的，當時在對立的情況下，看待東歐國家就像看待盟國一樣。
在投敵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人員，其中就包括俄羅斯解放軍的空軍司令、前紅軍上校В.n.馬爾采夫。他不是俘虜，而是自願跑來向德國人效勞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紅軍少校n.h.科諾諾夫帶領著自己的第436步兵團向德國人投誠。43那些與德國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對蘇維埃的思想鬥士。在投敵者中間，隻有為數不多的人與這些僑民有相似之處，他們留在蘇聯並同共產黨員們進行著積極的鬥爭。例如，捷列克的哥薩克格奧爾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遊擊，而自從德國人到那以後，他就與他們合併，並參加了捷列克哥薩克武裝。
"相對英國人對榮譽的理解而言，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名戰士穿上敵人的軍服，並與自己過去的死對頭為伍。而且這種高尚的憤怒更容易在那些人身上點燃--當一個人在生命中不僅自己從未經受過真正的飢餓，而且甚至連見也未見過被飢餓和苦難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人。
哎，諸位呀諸位，想說的隻有一句話：不要求全責備，不然你們也將受到評判！英國俘虜在德國人那裏失去的隻有一個--自由，他們感受不到飢餓、寒冷和生活的屈辱，也感受不到與親人、家人失去聯繫的痛苦。跟我們比起來，德國人對他們是另眼相看。那麽，諸位，你們還要對那些由於偶然原因和命運安排而死裏逃生的人求全責備嗎？"
------------匪幫的罪行------------
這些話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向指責通敵叛國者的蘇聯和俄羅斯批評家們訴說。要知道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後來從未遇到過在幾乎必死和變節行為間必須做出選擇這種情況。幾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甚至絕大多數人也會像蘇軍的前官兵一樣，選擇為德國人效勞。"不要求全責備，不然你們也將受到評判！"戰後50年來這句話是最合理的。雖然在任何政權統治下--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民主主義，對通敵叛國者的激烈譴責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國的國家製度是不會被世界上任何一種政權饒恕的。
對蘇德雙方軍隊和睦相處的記憶成了促使弗拉索夫與德國人合作的一個動因，但是，這種合作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便是這位將軍的被俘。說到弗拉索夫並不是心甘情願，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變節者這一點，他在偵查、審判過程中的表現證明了這一點，當偵查、審判將近結束時，他自己對此不再懷疑。俄羅斯解放軍隊昔日的領導人最後一段話是這樣說的："我本人追悔莫及，雖然說真的，為時已晚，但在偵查、審判過程中我會盡全力揭露所有匪幫的罪行。我等待著最嚴厲的懲罰。"同時弗拉索夫沒有一個戰友企圖把俄羅斯解放運動淩駕於共產黨的統治之上，他們都後悔萬分，請求得到寬恕。而過去白軍將領中的通敵叛國者--被英國人出賣受到鎮壓的П.h.克拉斯諾夫、А.Г.什庫羅等人的表現則完全不同。在法庭上麵對必然來臨的死刑判決毫無悔意，而且詛咒蘇維埃政權。引渡僑民將軍的做法是違反法律的。正像蘇聯情報機關的一位領導人、有名的恐怖主義者П.А.蘇多普拉托夫回憶的那樣，П.h.克拉斯諾夫、А.Г.什庫羅等人實際上是根據與蘇方的秘密協定才與昔日的德國海軍艦隊總司令、海軍上將雷德爾（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蘇軍俘虜的德軍高級將領進行交換的。如果沒有這次交換，雷德爾完全可以逃脫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審判，因為蘇聯本來指望利用一下這位過去的海軍上將廣泛的關係和所掌握的情報。
紐倫堡國際法庭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在法律上來說是沒有充分根據的。盟國們不得不對蘇聯的許多勾當"視而不見"。他們裝作看不見卡滕，看不見蘇德秘密備忘錄，看不見蘇聯對芬蘭的占領，雖然當時已經很少有人懷疑史達林及其周圍的人必須要為所有這一切負責。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中的製度與後來解放納粹集中營和"死亡集中營"時發現的情況相差無幾，關於這一點，當時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測，而且情況也不是十分明朗。為了給種族滅絕政策的發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須對勝利者之一的蘇聯的這些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哪怕是在最小的範圍裏。說真的，蘇聯的這些行徑--殺害最有錢、最有教養的民眾--僅稱為種族滅絕是遠遠不夠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槍殺波蘭軍官就正好體現了這種政策。國內戰爭時期俄國的這種政策是在紅色恐怖手段的幫助下實行的，在東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了（其中包括幾萬人死在戰俘營中）。說實話，這裏的恐怖手段已經不是俄國的那種恐怖手段，因為它是在與西方開始"冷戰"對立的條件下實行的，當時在對立的情況下，看待東歐國家就像看待盟國一樣。
在投敵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人員，其中就包括俄羅斯解放軍的空軍司令、前紅軍上校В.n.馬爾采夫。他不是俘虜，而是自願跑來向德國人效勞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紅軍少校n.h.科諾諾夫帶領著自己的第436步兵團向德國人投誠。43那些與德國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對蘇維埃的思想鬥士。在投敵者中間，隻有為數不多的人與這些僑民有相似之處，他們留在蘇聯並同共產黨員們進行著積極的鬥爭。例如，捷列克的哥薩克格奧爾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遊擊，而自從德國人到那以後，他就與他們合併，並參加了捷列克哥薩克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