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葬製度演繹至殷代的第二個顯著變化是貧富的分化。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墓室大小不同。貴族墓室小則幾十平方米，大則超過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僅有1—2個平方米。
二、棺槨檔次不同。貴族的裝殮屍體用棺外還套以木槨，棺槨上麵雕刻著精美的花紋，並塗以多層漆，甚至還附貼麻布和絹以裝飾保護棺槨。而平民的墓葬則有棺無槨，甚至連棺也沒有，僅將屍體埋於墓坑中。
三、貴族墓葬有人陪葬，少則一二人，多則數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絕對不會用人陪葬。
四、貴族墓葬陪葬品數量多且豪華，不僅有玉器、陶器，還有青銅器爵和鼎之類，而平民的陪葬品僅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勞作工具，如石鏟、蚌鐮，青銅器陪葬者甚為少見。至於奴隸的葬儀，在殷商時代仍沿用舊製，“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們辛勤地為他人勞作了一輩子，死後被拎著拋棄在溝壑之中，其屍肉任野獸撕啃，屍骨任風雨吹打。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殷人尚鬼風習的影響，加之歷史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財富的極大豐厚，所以在殷商時期，社會文化心理十分崇尚厚葬，不僅陪葬物品越來越豐富，而且越來越精緻豪華，品種日益增多。從一般的勞動工具到簡單的裝飾，從生活用品到貴重的禮器和樂器，應有盡有。
1976年河南安陽小屯村西北發掘的婦好墓，是甲骨文發現100年來、殷墟考古發掘70年來，所發現的唯一一座尚未經歷盜掘的王室貴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與甲骨文和歷史文獻聯繫的一座商代王室貴族墓。墓主婦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辭中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殷墟5號墓出土隨葬器物的數量、品種以及有銘文的青銅器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組銅器數量雖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僅次於“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製也極其別致罕見。此外，還出土石雕臥牛1件，上有“司辛”二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銅器468件，種類器形齊全，幾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銅器的所有品種，製作精緻，紋飾華美，造型凝重。隨葬玉器755件，工藝水平極高。又有綠晶、綠鬆石、孔雀石和瑪瑙珠47件，水晶製品2件，珍貴的象牙雕刻品等，顯示出當時上層社會生活的奢貴。王陵的浩大規模以及精美隨葬品的發現，使我們可以推知當時葬事的奢華。
春秋戰國時期，王侯爭霸，厚葬之風興起，盜墓行為開始出現。為了讓生前的榮華富貴永遠陪伴自己，從而根據死者生前的身份，決定陪葬物的有無和數量的多寡。因此，王國君主的陵墓規模都十分驚人。據考察，當時一座陵墓的麵積相當於現在6個足球場，深達30米。從地下往上看，國王的陵墓就像一個地下金字塔。在墓的中央，有木造的槨室，國王的屍體就放在裏麵。在槨室裏，國王的屍體放置在中央，陪葬者的屍體放在兩側，周圍還放了大量的陪葬品。
此外，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時期亦有明確的規定：“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此製成為後人遵循之模式。
雖然春秋時厚葬之風盛行，但是在當時，還是有些有遠見的人對此持否定態度。《禮記·檀弓上》記孔子“死欲速朽”的名言，是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反對厚葬的言論。在同篇又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
子遊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遊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這段話的意思是：子遊就葬具請教孔子。孔子說，應當與家庭實際經濟狀況相符合。子遊問，家庭狀況各有貧富，有沒有統一的禮的規範呢?孔子說，經濟條件許可的，不應厚葬過禮;經濟條件不足的，隻要衣衾可以遮掩屍體，殮後即下葬，又怎麽會有人責備他失禮呢?所謂“人豈有非之者哉?”這段話充分說明了孔子反對當時社會上的厚葬習氣，但是也從別一個側麵說明社會厚葬追求之狂熱，以致對於薄葬往往“非之”的傾向。
《論語·先進》說，顏淵早逝，孔子哀痛之至，“子哭之慟。”“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然而顏淵的父親“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請求用孔子的乘車製作葬具，卻遭到孔子的拒絕。關於顏淵喪葬的規格，門人請示厚葬，也為孔子所反對，然而據說仍然得以厚葬：顏淵死，門人慾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即使對於自己最看重的學生，也反對厚葬。但是，最終仍然未能阻止厚葬的實行，事後也隻能發表無可奈何的感嘆。
北京師範大學古代文化史專家李山教授指出：“盜寶現象的猖獗與中國傳統的厚葬習俗密不可分。在階級社會中，厚葬蔚然成風。中國古人講尊君、講孝道，又很要麵子，厚葬就可滿足這種種心態。”《呂氏春秋·節喪》記載，當時人們往往用一些能顯示身份、地位的專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資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隨葬，其後人也以此為榮。正所謂“欲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一、墓室大小不同。貴族墓室小則幾十平方米，大則超過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僅有1—2個平方米。
二、棺槨檔次不同。貴族的裝殮屍體用棺外還套以木槨，棺槨上麵雕刻著精美的花紋，並塗以多層漆，甚至還附貼麻布和絹以裝飾保護棺槨。而平民的墓葬則有棺無槨，甚至連棺也沒有，僅將屍體埋於墓坑中。
三、貴族墓葬有人陪葬，少則一二人，多則數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絕對不會用人陪葬。
四、貴族墓葬陪葬品數量多且豪華，不僅有玉器、陶器，還有青銅器爵和鼎之類，而平民的陪葬品僅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勞作工具，如石鏟、蚌鐮，青銅器陪葬者甚為少見。至於奴隸的葬儀，在殷商時代仍沿用舊製，“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們辛勤地為他人勞作了一輩子，死後被拎著拋棄在溝壑之中，其屍肉任野獸撕啃，屍骨任風雨吹打。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殷人尚鬼風習的影響，加之歷史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財富的極大豐厚，所以在殷商時期，社會文化心理十分崇尚厚葬，不僅陪葬物品越來越豐富，而且越來越精緻豪華，品種日益增多。從一般的勞動工具到簡單的裝飾，從生活用品到貴重的禮器和樂器，應有盡有。
1976年河南安陽小屯村西北發掘的婦好墓，是甲骨文發現100年來、殷墟考古發掘70年來，所發現的唯一一座尚未經歷盜掘的王室貴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與甲骨文和歷史文獻聯繫的一座商代王室貴族墓。墓主婦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辭中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殷墟5號墓出土隨葬器物的數量、品種以及有銘文的青銅器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組銅器數量雖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僅次於“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製也極其別致罕見。此外，還出土石雕臥牛1件，上有“司辛”二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銅器468件，種類器形齊全，幾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銅器的所有品種，製作精緻，紋飾華美，造型凝重。隨葬玉器755件，工藝水平極高。又有綠晶、綠鬆石、孔雀石和瑪瑙珠47件，水晶製品2件，珍貴的象牙雕刻品等，顯示出當時上層社會生活的奢貴。王陵的浩大規模以及精美隨葬品的發現，使我們可以推知當時葬事的奢華。
春秋戰國時期，王侯爭霸，厚葬之風興起，盜墓行為開始出現。為了讓生前的榮華富貴永遠陪伴自己，從而根據死者生前的身份，決定陪葬物的有無和數量的多寡。因此，王國君主的陵墓規模都十分驚人。據考察，當時一座陵墓的麵積相當於現在6個足球場，深達30米。從地下往上看，國王的陵墓就像一個地下金字塔。在墓的中央，有木造的槨室，國王的屍體就放在裏麵。在槨室裏，國王的屍體放置在中央，陪葬者的屍體放在兩側，周圍還放了大量的陪葬品。
此外，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時期亦有明確的規定：“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此製成為後人遵循之模式。
雖然春秋時厚葬之風盛行，但是在當時，還是有些有遠見的人對此持否定態度。《禮記·檀弓上》記孔子“死欲速朽”的名言，是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反對厚葬的言論。在同篇又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
子遊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遊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這段話的意思是：子遊就葬具請教孔子。孔子說，應當與家庭實際經濟狀況相符合。子遊問，家庭狀況各有貧富，有沒有統一的禮的規範呢?孔子說，經濟條件許可的，不應厚葬過禮;經濟條件不足的，隻要衣衾可以遮掩屍體，殮後即下葬，又怎麽會有人責備他失禮呢?所謂“人豈有非之者哉?”這段話充分說明了孔子反對當時社會上的厚葬習氣，但是也從別一個側麵說明社會厚葬追求之狂熱，以致對於薄葬往往“非之”的傾向。
《論語·先進》說，顏淵早逝，孔子哀痛之至，“子哭之慟。”“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然而顏淵的父親“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請求用孔子的乘車製作葬具，卻遭到孔子的拒絕。關於顏淵喪葬的規格，門人請示厚葬，也為孔子所反對，然而據說仍然得以厚葬：顏淵死，門人慾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即使對於自己最看重的學生，也反對厚葬。但是，最終仍然未能阻止厚葬的實行，事後也隻能發表無可奈何的感嘆。
北京師範大學古代文化史專家李山教授指出：“盜寶現象的猖獗與中國傳統的厚葬習俗密不可分。在階級社會中，厚葬蔚然成風。中國古人講尊君、講孝道，又很要麵子，厚葬就可滿足這種種心態。”《呂氏春秋·節喪》記載，當時人們往往用一些能顯示身份、地位的專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資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隨葬，其後人也以此為榮。正所謂“欲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