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至1918年在歐洲戰場遠征之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又回到基本上立足於一個洋的舊概念上去了，海軍處於停滯不前狀態，將其在大西洋的利益留給皇家海軍照顧。二十年代初期，軍事謀略者們製定了同日本進行海戰的“橙色計劃”。到三十年代中期，謀略者們製定，隻有付出巨大代價，包括最初放棄菲律賓，才能打敗日本。各軍種的目標上的分歧，導致1938年製定出了一個最終妥協的計劃。這就是把陸軍要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馬“戰略三角”建立集中防禦的目標，與海軍偏向進攻戰，即以航母特混艦隊和登陸行動實施跳島作戰通過大平洋的設想結合起來。
這一意圖是簡單的，但被1939年至1944年發生的諸多事件影響了，使美國的注意力從太平洋轉向大西洋，引出了一係列所謂“長虹”計劃，涉及與敵人、與盟友纏在一起的戰爭，美國防禦戰略的地理範圍的周邊由北美大陸擴大到東半球，設想英國的生存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不管麥克阿瑟怎樣抗辯，參謀長馬歇爾將軍還是斷然決定，美國在太平洋應取純粹的防禦勢態，將主力放在大西洋。這一觀點寫進了1940年底製定的“大計劃”，宣稱要在英軍的密切協同下在歐洲實施大規模的地麵作戰。在隨後發生的各種事件中，條理簡單的地緣政治學說在複雜的行動中變得混亂不清。
麥金德和地緣政治學
另一個簡單的但對世界頗有影響的觀點源自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的著作。1904年，他確認歐亞大陸的中、北部平原，船隻難以航行，但騎兵或火車卻是可以通過的，認為這裏是“歷史的中樞”。由此觀點出發，不管其憲法和社會構成如何，俄國作為蒙古帝國的繼承者，對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伸向海軍勢力能夠施加影響的歐亞大陸四大邊緣地區。它們是東亞、南亞、中東和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麥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論點，並給俄國中樞重新起了個名字，稱它為“心髒地帶”。以其為中心，構成新月形，新月形內側包括上麵提及的四大邊緣地區，外側由不列顛諸島、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組成。麵對著這一大陸組合的變化，形成了以心髒地帶的陸上強國與新月形的海上強國之間的根本對立，麥金德修正其論點的目的是，警告英國國務活動家們，德國和俄國的聯合已對英國海上帝國構成了威脅。政治鬥爭的中心已從西歐轉移到東歐。誰控製了中心地帶與德國，誰就將統治世界之島——歐亞大陸。誰控製了歐亞大陸，誰就能統治世界。
接受和運用這種思想的溫床在德國已經準備好了，因為它有發展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拉策爾的政治地理學傳統。“地緣政治學”是瑞典人魯道夫·克傑倫新創的詞語，用來描述利用地理概念為國家服務。地緣政治學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亞軍事貴族政治論者卡爾·豪斯霍弗爾，他曾於二十世紀初作過駐日本和東南亞參謀部門的觀察員。第一世界大戰期間，魯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戰後，豪斯霍弗爾為使人們承認地緣政治學是國家的強有力工具而四處遊說，並於1924年創辦了一家發行範圍很廣的雜誌《地緣政治學雜誌》。豪斯霍弗爾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為納粹黨初期的避難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間，豪斯霍弗爾經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給赫斯口述《我的奮鬥》，希特勒的每一句話都為種族仇視所左右，在這種種族仇視中，無疑有地緣政治學的氣味。豪斯霍弗爾和大多數地緣政治學作家都與種族主義不沾邊，他站在其猶太妻子一邊，而這經常被引證為是其在納粹行列裏晉升緩慢的原因。他本來是立誌要當教育部長的。
麥金德的著作給了豪斯霍弗爾一種特殊的世界觀。本來是向英國發出警報，告訴其統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麵臨危險，卻變成了尋求與俄國妥協，擊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壟斷勢力（包括處於這個範圍內的美國）的邀請。1913年，豪斯霍弗爾寫道，日本、俄國和“中歐帝國”之間利害相通，那是絕對無可爭議的。納粹統治全球的計劃是一個謀求兩大地緣政治學目標的靈活計劃。首先，需要獲得對中心地帶的控製。然後，需要摧毀聯合王國和美國的海軍實力。《我的奮鬥》預示了這一點，重複了豪斯雷弗爾使用的麥金德概念。豪斯雷弗爾為求得同俄國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認為，1939年3月的希特勒-史達林條約證明了其基本主張是正確的，它提供了一條從萊茵河到阿穆爾河遠至日本的軸線。對希特勒來說，該條約是一個穩住俄國的權宜之計，因其當時正攻占波蘭。盡管1941年希特勒撕毀條約後豪斯霍弗爾撰寫的多篇社論合乎愛國精神，但是，顯然，豪斯霍弗爾將其看作是一個地緣政治學上的錯誤，指出拿破崙和法爾肯海因在反對廣闊中心地帶的作戰中遇到了種種困難。麥金德曾擔心的和豪斯霍弗爾所爭取的互相兼併的前景，因“巴巴羅薩計劃”而徹底破滅了。沒有一個地緣政治學家預見到英國和美國的海上力量同俄國的陸上力量聯合起來的情形。希特勒顯然是希望避免捲入同英國海上力量作戰，他堅持認為，英帝國的繼續存在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地緣政治學家們預見英帝國要遜位，並預言領導地位將轉給美國。顯然，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壓倒了地緣政治學家的影響。如果地緣政治學派勢力更大一點，德國也許不會如此易遭攻擊。
這一意圖是簡單的，但被1939年至1944年發生的諸多事件影響了，使美國的注意力從太平洋轉向大西洋，引出了一係列所謂“長虹”計劃，涉及與敵人、與盟友纏在一起的戰爭，美國防禦戰略的地理範圍的周邊由北美大陸擴大到東半球，設想英國的生存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不管麥克阿瑟怎樣抗辯，參謀長馬歇爾將軍還是斷然決定，美國在太平洋應取純粹的防禦勢態，將主力放在大西洋。這一觀點寫進了1940年底製定的“大計劃”，宣稱要在英軍的密切協同下在歐洲實施大規模的地麵作戰。在隨後發生的各種事件中，條理簡單的地緣政治學說在複雜的行動中變得混亂不清。
麥金德和地緣政治學
另一個簡單的但對世界頗有影響的觀點源自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的著作。1904年，他確認歐亞大陸的中、北部平原，船隻難以航行，但騎兵或火車卻是可以通過的，認為這裏是“歷史的中樞”。由此觀點出發，不管其憲法和社會構成如何，俄國作為蒙古帝國的繼承者，對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伸向海軍勢力能夠施加影響的歐亞大陸四大邊緣地區。它們是東亞、南亞、中東和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麥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論點，並給俄國中樞重新起了個名字，稱它為“心髒地帶”。以其為中心，構成新月形，新月形內側包括上麵提及的四大邊緣地區，外側由不列顛諸島、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組成。麵對著這一大陸組合的變化，形成了以心髒地帶的陸上強國與新月形的海上強國之間的根本對立，麥金德修正其論點的目的是，警告英國國務活動家們，德國和俄國的聯合已對英國海上帝國構成了威脅。政治鬥爭的中心已從西歐轉移到東歐。誰控製了中心地帶與德國，誰就將統治世界之島——歐亞大陸。誰控製了歐亞大陸，誰就能統治世界。
接受和運用這種思想的溫床在德國已經準備好了，因為它有發展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拉策爾的政治地理學傳統。“地緣政治學”是瑞典人魯道夫·克傑倫新創的詞語，用來描述利用地理概念為國家服務。地緣政治學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亞軍事貴族政治論者卡爾·豪斯霍弗爾，他曾於二十世紀初作過駐日本和東南亞參謀部門的觀察員。第一世界大戰期間，魯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戰後，豪斯霍弗爾為使人們承認地緣政治學是國家的強有力工具而四處遊說，並於1924年創辦了一家發行範圍很廣的雜誌《地緣政治學雜誌》。豪斯霍弗爾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為納粹黨初期的避難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間，豪斯霍弗爾經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給赫斯口述《我的奮鬥》，希特勒的每一句話都為種族仇視所左右，在這種種族仇視中，無疑有地緣政治學的氣味。豪斯霍弗爾和大多數地緣政治學作家都與種族主義不沾邊，他站在其猶太妻子一邊，而這經常被引證為是其在納粹行列裏晉升緩慢的原因。他本來是立誌要當教育部長的。
麥金德的著作給了豪斯霍弗爾一種特殊的世界觀。本來是向英國發出警報，告訴其統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麵臨危險，卻變成了尋求與俄國妥協，擊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壟斷勢力（包括處於這個範圍內的美國）的邀請。1913年，豪斯霍弗爾寫道，日本、俄國和“中歐帝國”之間利害相通，那是絕對無可爭議的。納粹統治全球的計劃是一個謀求兩大地緣政治學目標的靈活計劃。首先，需要獲得對中心地帶的控製。然後，需要摧毀聯合王國和美國的海軍實力。《我的奮鬥》預示了這一點，重複了豪斯雷弗爾使用的麥金德概念。豪斯雷弗爾為求得同俄國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認為，1939年3月的希特勒-史達林條約證明了其基本主張是正確的，它提供了一條從萊茵河到阿穆爾河遠至日本的軸線。對希特勒來說，該條約是一個穩住俄國的權宜之計，因其當時正攻占波蘭。盡管1941年希特勒撕毀條約後豪斯霍弗爾撰寫的多篇社論合乎愛國精神，但是，顯然，豪斯霍弗爾將其看作是一個地緣政治學上的錯誤，指出拿破崙和法爾肯海因在反對廣闊中心地帶的作戰中遇到了種種困難。麥金德曾擔心的和豪斯霍弗爾所爭取的互相兼併的前景，因“巴巴羅薩計劃”而徹底破滅了。沒有一個地緣政治學家預見到英國和美國的海上力量同俄國的陸上力量聯合起來的情形。希特勒顯然是希望避免捲入同英國海上力量作戰，他堅持認為，英帝國的繼續存在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地緣政治學家們預見英帝國要遜位，並預言領導地位將轉給美國。顯然，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壓倒了地緣政治學家的影響。如果地緣政治學派勢力更大一點，德國也許不會如此易遭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