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需要這種物資。不要說2元，讓他用20元自己都行——一切為了打贏！可如果沒有國際交換，叫20美元還麽區別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美國和新加坡都是所謂的高匯率指數國家，但在戰爭條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國內生產來替代因戰爭而絕跡地進口產品，而後者卻沒足夠的原材料、能源與人員來實現這一點，隻能發傻！這樣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戰爭條件下。美國是生產力發達國家，新加坡是生產力落後國家，甚至要比大多數國家都要落後。決定戰爭成敗的。是工業化基礎，是製造能力但不是匯率水平和金融發達程度。
但極端的條件畢竟是少數。因為即便在戰爭條件下交戰國仍然可能存在進出口業務，要想完全封堵、斷絕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候匯率就發揮出對於生產能力的調控作用——高匯率指數國家製造能力、生產能力競爭性開始下降。低匯率指數國家相應的工業製造能力和商品競爭力開始上升。皇帝的腦子裏記得很清楚——在他所處地時空中，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匯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於購買1輛進口車的日元過了沒多久就可以變成2，日本地資本能力、金融權力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很快問題就來了，因為日元計價水平地提高，日貨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雖然能夠通過強化本國市場予以鞏固提升，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卻一落千丈，一大批專職從事外貿的企業倒閉或者轉型，大型地工業企業紛紛將自身產業轉移到東南亞、中國等落後國家進行再發展。本土的工業製造業大幅萎縮，金融業和有價證券市場畸形發展——雖然日本掌握了金融優勢，也沒有喪失科技優勢。但製造能力卻在下降，並進而造成後來長達10餘年的衰退。
從這個例子反過來理解。中國固然能夠依靠投機資本的力量和山東戰場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壓日元匯率水平，但強製降低日元匯率水平的結果隻能是在國際市場上大幅度增強日本的工業品競爭力和製造能力。原本出口1億條褲子的能力因為匯率變化可能成了2億條，或許計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產能力卻結結實實地增長了1倍。如果將這層顧慮告訴內閣，絕大多數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們看來，將日元匯率降低到一個較低水平帶來的利益極大——日元大幅貶值，中國以日元為單位計算地貸款便能大幅下降，等於中國可以獲取巨額的匯兌溢益；日本本國因為貨幣貶值，就需要在償付外債的時候付出更多，等於大幅降低日本地財政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企業可以憑藉較高的匯率水平購買自己不能製造地日貨，等於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潤。如何計算中日兩國的彼此收益呢？他們選擇的必然是貨幣，或者幹脆就是黃金——這是重商主義的理念，但卻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益，隻是很可惜，這卻會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皇帝看來，這樣做的最危險之處就是不恰當地提升日本的生產能力和工業化製造能力，如果對方鋌而走險，那什麽負債和資本融資都不是什麽製約——打贏了，債務自然一筆勾銷；打輸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筆債。
另一個時空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為在兩伊戰爭中欠了科威特大筆外債卻是誘因，薩達姆海珊的算盤打得不錯——隻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麽樣的債務都可以一筆勾銷。這個目的幾乎就要達成了，卻因為國際環境的製約而無法實現。隻是現在這個時代，弱肉強食卻是天經地義。
日本這個國家的危險性在於，它的工業實力、製造業水平每增長一分，它對外侵略擴張的危險程度就增加一分。採取恢復日本匯率指數的方針，可以有效地恢復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能有效的刺激國內工業的發展，當然如果過分抬升日元指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損害，作為一個積貧積弱的淨債務國，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來應對債務壓力也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實力來進行翻臉不認人，關鍵還在於力度的把握。中國有遠比日本豐富的資源、有更廣闊的市場、有成本更為低廉的勞動力，這是天然的競爭優勢，不需要通過扭曲匯率槓桿就能實現，何苦要冒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風險來加以變更呢？況且，日元匯率的短期受挫並非是由於經濟基本麵的變化，隻不過是暫時的政治產物，一旦事態平息，遲早會恢復原位，這是經濟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體現，強行壓製需要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而且還不一定能夠奏效。
電波頻頻往返於東京和京師之間，雙方都是聰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費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釋說明。在日本方麵看來，中國提了個好建議，雖然不能挽回對華戰爭的損失，但起碼能夠體麵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損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中國人的要價也很聰明，以遠期的庚子賠款作為即期的戰爭補償，隱約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又不是得理不饒人的鋌而走險。雙方既保全了自己的麵子又給對方留有餘地和台階，而且還有達成協議以後共同可期的經濟利益，應當說是一個比較明智的交換條件。
隻是，日本政治家有這麽大的智慧來解決他所麵臨的困境麽？
正文 第三十二章 新的方案
過藏相的耐心解釋和一幹經濟界大佬的勸說，山本首結束戰爭，鞏固內閣地位保持了傾向性意見，但他同時擔心：陸軍這邊如何安撫？為了表示誠意，他可以以謹慎為由下令在山東沿海附近的艦隊放棄登陸任務，但對已在船上的增援師團，他找不到適合的辦法予以勸阻――否則陸軍必定會起來鋌而走險。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美國和新加坡都是所謂的高匯率指數國家，但在戰爭條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國內生產來替代因戰爭而絕跡地進口產品，而後者卻沒足夠的原材料、能源與人員來實現這一點，隻能發傻！這樣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戰爭條件下。美國是生產力發達國家，新加坡是生產力落後國家，甚至要比大多數國家都要落後。決定戰爭成敗的。是工業化基礎，是製造能力但不是匯率水平和金融發達程度。
但極端的條件畢竟是少數。因為即便在戰爭條件下交戰國仍然可能存在進出口業務，要想完全封堵、斷絕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候匯率就發揮出對於生產能力的調控作用——高匯率指數國家製造能力、生產能力競爭性開始下降。低匯率指數國家相應的工業製造能力和商品競爭力開始上升。皇帝的腦子裏記得很清楚——在他所處地時空中，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匯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於購買1輛進口車的日元過了沒多久就可以變成2，日本地資本能力、金融權力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很快問題就來了，因為日元計價水平地提高，日貨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雖然能夠通過強化本國市場予以鞏固提升，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卻一落千丈，一大批專職從事外貿的企業倒閉或者轉型，大型地工業企業紛紛將自身產業轉移到東南亞、中國等落後國家進行再發展。本土的工業製造業大幅萎縮，金融業和有價證券市場畸形發展——雖然日本掌握了金融優勢，也沒有喪失科技優勢。但製造能力卻在下降，並進而造成後來長達10餘年的衰退。
從這個例子反過來理解。中國固然能夠依靠投機資本的力量和山東戰場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壓日元匯率水平，但強製降低日元匯率水平的結果隻能是在國際市場上大幅度增強日本的工業品競爭力和製造能力。原本出口1億條褲子的能力因為匯率變化可能成了2億條，或許計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產能力卻結結實實地增長了1倍。如果將這層顧慮告訴內閣，絕大多數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們看來，將日元匯率降低到一個較低水平帶來的利益極大——日元大幅貶值，中國以日元為單位計算地貸款便能大幅下降，等於中國可以獲取巨額的匯兌溢益；日本本國因為貨幣貶值，就需要在償付外債的時候付出更多，等於大幅降低日本地財政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企業可以憑藉較高的匯率水平購買自己不能製造地日貨，等於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潤。如何計算中日兩國的彼此收益呢？他們選擇的必然是貨幣，或者幹脆就是黃金——這是重商主義的理念，但卻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益，隻是很可惜，這卻會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皇帝看來，這樣做的最危險之處就是不恰當地提升日本的生產能力和工業化製造能力，如果對方鋌而走險，那什麽負債和資本融資都不是什麽製約——打贏了，債務自然一筆勾銷；打輸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筆債。
另一個時空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為在兩伊戰爭中欠了科威特大筆外債卻是誘因，薩達姆海珊的算盤打得不錯——隻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麽樣的債務都可以一筆勾銷。這個目的幾乎就要達成了，卻因為國際環境的製約而無法實現。隻是現在這個時代，弱肉強食卻是天經地義。
日本這個國家的危險性在於，它的工業實力、製造業水平每增長一分，它對外侵略擴張的危險程度就增加一分。採取恢復日本匯率指數的方針，可以有效地恢復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能有效的刺激國內工業的發展，當然如果過分抬升日元指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損害，作為一個積貧積弱的淨債務國，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來應對債務壓力也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實力來進行翻臉不認人，關鍵還在於力度的把握。中國有遠比日本豐富的資源、有更廣闊的市場、有成本更為低廉的勞動力，這是天然的競爭優勢，不需要通過扭曲匯率槓桿就能實現，何苦要冒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風險來加以變更呢？況且，日元匯率的短期受挫並非是由於經濟基本麵的變化，隻不過是暫時的政治產物，一旦事態平息，遲早會恢復原位，這是經濟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體現，強行壓製需要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而且還不一定能夠奏效。
電波頻頻往返於東京和京師之間，雙方都是聰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費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釋說明。在日本方麵看來，中國提了個好建議，雖然不能挽回對華戰爭的損失，但起碼能夠體麵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損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中國人的要價也很聰明，以遠期的庚子賠款作為即期的戰爭補償，隱約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又不是得理不饒人的鋌而走險。雙方既保全了自己的麵子又給對方留有餘地和台階，而且還有達成協議以後共同可期的經濟利益，應當說是一個比較明智的交換條件。
隻是，日本政治家有這麽大的智慧來解決他所麵臨的困境麽？
正文 第三十二章 新的方案
過藏相的耐心解釋和一幹經濟界大佬的勸說，山本首結束戰爭，鞏固內閣地位保持了傾向性意見，但他同時擔心：陸軍這邊如何安撫？為了表示誠意，他可以以謹慎為由下令在山東沿海附近的艦隊放棄登陸任務，但對已在船上的增援師團，他找不到適合的辦法予以勸阻――否則陸軍必定會起來鋌而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