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載澤的不知所措，皇帝有些孩子氣地笑了起來。真不是說說這麽簡單。
“朕很是認真地考慮了一番，覺得主要原因有三點。”皇帝比較耐心地闡述自己的立場——畢竟這是一套連自己都需要加以熟悉的思考邏輯，“其一，戰爭打到現在，日本支撐不下去，中國也是勉為其難，沒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難道不死不休，拚個兩敗俱傷？這場戰事本來就是日本強加給我們的，隻要體麵地結束了戰爭，收回了膠州，成效已經顯著，再打下去既沒有必勝的把握，也沒有死纏爛打的必要，何必勉強呢？其二，倘若因一時之憤而不顧大局，一旦日本金融崩潰，我們難免遭受池魚之殃，到那個時候，日本的軍閥、財閥為了擺脫困境、轉移國內矛盾，是會不惜一切代價對外發動戰爭的，目標當然是中國，豈不是無妄之災？其三，現在歐戰正酣，列強對於遠東商品需求極大，對於遠東維持和平局麵抱有很高的期望，如果帝國把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工商發展上去，收益遠較戰爭來的可觀。”
“皇上聖明。”載澤聽了這番解釋，腦筋一時還轉不過來，但“聖明”還是要稱頌的。
“載澤，你是明白人，你看看現在鐵、煤、棉紗、糧食是什麽價，戰前又是什麽價，中日兩國難道有錢不賺，白白便宜他人？日本雖然工業基礎強於帝國，加工、生產、製造的水平也高於帝國，但卻嚴重缺乏資源。有道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隻要帝國控製了原材料的價格，就可以從日本地利潤當中割下一大塊來。”皇帝談起這個就眉飛色舞，“弄得好就是大家發財，有必要和餓虎爭食麽？”
載澤恍然大悟，這才是謀求全局的大智慧，“隻是……”他喃喃地說，“日本方麵肯就範麽？”
“日本要這麽聽話，朕還要你們這幫股胘大臣做什麽？”皇帝趁熱打鐵。“這事與帝國而言是純收益，區別在於獲益大小，對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間，得失各有的情況。能不能讓他們認清形勢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一環。梁敦彥要做朱爾典的工作，你便要做日本方麵的工作，隻要這事成了。你便是首功。”
“皇上，國防軍會不會戳臣的脊梁骨，罵臣是賣國賊？……”載澤不無忐忑，“乘勝求和自古都是大忌，幾十年前李少對法國人弄出這樣一樁公事來，到現在有人都不放過他。”
“不礙事，不礙事……”皇帝擺擺手，“有朕給你們撐腰，盡管放心大膽地去做。鐵良不會有想法的，他本人也贊同有限戰爭的目標哩。”
經過皇帝地一番開導。載澤雖然仍然疑問滿腹，但畢竟有了頭緒，有了可以充分思考的空間。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能猜測的，往往你猜測了也隻能得到一個錯誤地預測。或者說猜中了開頭卻沒有猜中結尾。皇帝看得很準確，雖然中日兩國並不是相互依賴的經濟體，但起碼現在挽救日本地匯率和金融體係，不僅對日本有好處，對中國也是必要。何況，皇帝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沒有告訴載澤——這不是皇帝故意要顯示自己的高明而留一手，相反，卻是為了更好地辦成事情。因為，以當時人類地智慧，即使聰明如載澤等人也很難理解這中間的奧秘。這個奧秘說穿了一文不值，其實就是匯率與生產力的關係。
誠然，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看，匯率都是和生產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匯率是貨幣的國際價格，生產力要得到體現，必然需要交換，商品的交換價值是決定貨幣內在價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其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匯率是生產力在貨幣領域的體現，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他的匯率指數（指相對指數，不是指絕對數值）就高，一個國家地生產力水平不高，他的匯率指數肯定不會高。
個中邏輯非常簡單：生產力水平高＝製造能力強＝等於商品種類豐富、技術含量高＝等於富有市場競爭力、市場需求大，為了換取生產力水平高國家的商品，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地國家隻能千方百計地獲取高水平國家的貨幣以便完成交換，而一旦對高水平國家貨幣地需求超過平衡點，就會推動該國貨幣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場就是匯率的上揚（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麽中國需要製造2條褲子才能換回一家波音客機，如果以勞動時間來衡量是無法想像的）。
這個關係如果反過來推導，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結論——在生產力水平一定期限內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匯率水平與商品競爭力成反比，高匯率容易窒息以該種貨幣作為本幣計算的單位商品的核心競爭力。
當然，匯率和生產力水平決不是等價的。前者隻是後者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客觀反映，有可能真實，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決不是生產力水平本身，總體而言是一條上下波動頻繁，長期平均時間內保持穩定的曲線，不能認為高匯率指數就等價於高生產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匯率能與生產力水平截然分開。比如在戰爭這種極端條件下，匯率就顯得沒有用處，一旦實行價格管製，匯率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之間的對應反射將很快失真。
以林廣宇穿越時的世界為例子，在和平時期，美國本土是不可能生產廉價服裝的，從匯率的角度來說那樣遠遠不劃算，本土2元可能連條褲腿都做不出來而如果進口2元就可以買一條褲子了，但在戰爭時期，貨幣隻有紙麵上的意義，
“朕很是認真地考慮了一番，覺得主要原因有三點。”皇帝比較耐心地闡述自己的立場——畢竟這是一套連自己都需要加以熟悉的思考邏輯，“其一，戰爭打到現在，日本支撐不下去，中國也是勉為其難，沒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難道不死不休，拚個兩敗俱傷？這場戰事本來就是日本強加給我們的，隻要體麵地結束了戰爭，收回了膠州，成效已經顯著，再打下去既沒有必勝的把握，也沒有死纏爛打的必要，何必勉強呢？其二，倘若因一時之憤而不顧大局，一旦日本金融崩潰，我們難免遭受池魚之殃，到那個時候，日本的軍閥、財閥為了擺脫困境、轉移國內矛盾，是會不惜一切代價對外發動戰爭的，目標當然是中國，豈不是無妄之災？其三，現在歐戰正酣，列強對於遠東商品需求極大，對於遠東維持和平局麵抱有很高的期望，如果帝國把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工商發展上去，收益遠較戰爭來的可觀。”
“皇上聖明。”載澤聽了這番解釋，腦筋一時還轉不過來，但“聖明”還是要稱頌的。
“載澤，你是明白人，你看看現在鐵、煤、棉紗、糧食是什麽價，戰前又是什麽價，中日兩國難道有錢不賺，白白便宜他人？日本雖然工業基礎強於帝國，加工、生產、製造的水平也高於帝國，但卻嚴重缺乏資源。有道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隻要帝國控製了原材料的價格，就可以從日本地利潤當中割下一大塊來。”皇帝談起這個就眉飛色舞，“弄得好就是大家發財，有必要和餓虎爭食麽？”
載澤恍然大悟，這才是謀求全局的大智慧，“隻是……”他喃喃地說，“日本方麵肯就範麽？”
“日本要這麽聽話，朕還要你們這幫股胘大臣做什麽？”皇帝趁熱打鐵。“這事與帝國而言是純收益，區別在於獲益大小，對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間，得失各有的情況。能不能讓他們認清形勢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一環。梁敦彥要做朱爾典的工作，你便要做日本方麵的工作，隻要這事成了。你便是首功。”
“皇上，國防軍會不會戳臣的脊梁骨，罵臣是賣國賊？……”載澤不無忐忑，“乘勝求和自古都是大忌，幾十年前李少對法國人弄出這樣一樁公事來，到現在有人都不放過他。”
“不礙事，不礙事……”皇帝擺擺手，“有朕給你們撐腰，盡管放心大膽地去做。鐵良不會有想法的，他本人也贊同有限戰爭的目標哩。”
經過皇帝地一番開導。載澤雖然仍然疑問滿腹，但畢竟有了頭緒，有了可以充分思考的空間。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能猜測的，往往你猜測了也隻能得到一個錯誤地預測。或者說猜中了開頭卻沒有猜中結尾。皇帝看得很準確，雖然中日兩國並不是相互依賴的經濟體，但起碼現在挽救日本地匯率和金融體係，不僅對日本有好處，對中國也是必要。何況，皇帝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沒有告訴載澤——這不是皇帝故意要顯示自己的高明而留一手，相反，卻是為了更好地辦成事情。因為，以當時人類地智慧，即使聰明如載澤等人也很難理解這中間的奧秘。這個奧秘說穿了一文不值，其實就是匯率與生產力的關係。
誠然，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看，匯率都是和生產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匯率是貨幣的國際價格，生產力要得到體現，必然需要交換，商品的交換價值是決定貨幣內在價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其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匯率是生產力在貨幣領域的體現，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他的匯率指數（指相對指數，不是指絕對數值）就高，一個國家地生產力水平不高，他的匯率指數肯定不會高。
個中邏輯非常簡單：生產力水平高＝製造能力強＝等於商品種類豐富、技術含量高＝等於富有市場競爭力、市場需求大，為了換取生產力水平高國家的商品，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地國家隻能千方百計地獲取高水平國家的貨幣以便完成交換，而一旦對高水平國家貨幣地需求超過平衡點，就會推動該國貨幣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場就是匯率的上揚（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麽中國需要製造2條褲子才能換回一家波音客機，如果以勞動時間來衡量是無法想像的）。
這個關係如果反過來推導，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結論——在生產力水平一定期限內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匯率水平與商品競爭力成反比，高匯率容易窒息以該種貨幣作為本幣計算的單位商品的核心競爭力。
當然，匯率和生產力水平決不是等價的。前者隻是後者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客觀反映，有可能真實，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決不是生產力水平本身，總體而言是一條上下波動頻繁，長期平均時間內保持穩定的曲線，不能認為高匯率指數就等價於高生產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匯率能與生產力水平截然分開。比如在戰爭這種極端條件下，匯率就顯得沒有用處，一旦實行價格管製，匯率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之間的對應反射將很快失真。
以林廣宇穿越時的世界為例子，在和平時期，美國本土是不可能生產廉價服裝的，從匯率的角度來說那樣遠遠不劃算，本土2元可能連條褲腿都做不出來而如果進口2元就可以買一條褲子了，但在戰爭時期，貨幣隻有紙麵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