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多諾萬走進公寓，在餐廳的桌邊坐下。他從公文包裏取出一份材料在麵前攤開來，舉止間帶有一種抑製著的興奮。他花了幾個星期，打了幾十個電話，跑了很多腿，才搜集到眼下正要仔細翻看的這份資料。
一開始的時候，調查著實令人氣餒;實際上，從純粹的數字統計來看，調查註定是要失敗的。露安·泰勒失蹤的那年，甘迺迪國際機場安排有7萬多次國際客運航班。認為她逃跑的那一天有200班，或者說，每小時10班，因為在淩晨1點到6點之間沒有班機。多諾萬將搜尋範圍縮小，調查了l0年前記者招待會舉行之日登上國際航班的20至30歲之間的女性，時間則限定在下午7時至淩晨1點之間。記者招待會開到6點30分，多諾萬懷疑她是否能趕上7點的班機，但也說不定班機晚點了，他不能有半點大意。
這就意味著要調查60次航班約l.5萬名乘客。多諾萬在調查中得知，大部分班機保留著最近5年的乘客記錄，再早些的就存檔了。這使他的調查似乎顯得容易了一些，因為70年代中期大部分航班記錄都已輸入了計算機。然而，在尋找10年前的乘客記錄時，多諾萬碰到了障礙。從聯邦調查局可以得到那些記錄，他們告訴他，但一般還得通過發傳票。
調查局裏有個熟人欠他一個人情，多諾萬可以找人幫忙。用不著提及詳情或者說出人名，多諾萬就跟他的熟人講清了他的調查範圍，並且指出他要找的人可能用的是新辦的護照，而且帶著個嬰兒旅行。就這將範圍縮小多了。隻有三個人對得上這些很窄的條件，現在他正在看這三個人的名單以及她們最後為人所知的住址。
接下來，多諾萬打開他的通訊錄。他要撥打的電話號碼是一家名為貝斯特·達塔的公司，它是家全國有名的資信核查機構。這些年來，這家公司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資料庫，收集了姓名、住址，還有更為重要的社會保障號。該機構為很多徵詢這類信息的公司服務過，包括募捐機構以及核查借貸人信用的銀行等。多諾萬將這三個人名及最後所知住址告知了貝斯塔·達塔的工作人員，同時給出了自己的信用卡號碼以支付費用。5分鍾之內，他便得到了這三個人的社會保障號、所知的最後住址，還有5個相鄰者或者鄰居的地址。他將這些信息與航班記錄進行了對照。兩個女人搬了家;鑑於她們l0年前的那個年紀，這一點並不奇怪;這期間，她們或許因工作或結婚的原因而搬遷了。不過，另外一個女人沒有改變住址。查詢單標明凱薩琳·薩維奇仍住在維吉尼亞。多諾萬打電話給維吉尼亞的電話號碼查詢服務台，但並沒有被告知那個姓名地址相對應的電話號碼。他沒有灰心，又打電話到維吉尼亞機動車輛管理局，報上那女人的姓名、最後所知住址，還有社會保障號，這社會保障號在維吉尼亞同時也是駕駛執照號。管理局的人隻願意告訴多諾萬她有一張現在仍有效的維吉尼亞駕駛執照，但不願透露執照是什麽時候頒發的，也不肯說出那女人現在的住址。的確不走運，但多諾萬已經從一堆亂麻裏尋出了很多線索。至少他知道她現在住在維吉尼亞，或者，至少她擁有一張維吉尼亞州的駕駛執照。現在問題是她究竟在維吉尼亞州的哪個地方?他有辦法查出來，但同時又決定再挖掘更多一些有關這女人的背景材料。他回到辦公室。在報社裏他開了一個上網帳戶，可以接到網上社會保障總署的個人收人與救濟金估算報表資料庫。在調查方法上，多諾萬是很守舊的，但即便是他，偶爾也會半生不熟地做點網上衝浪。要調查一個人，隻需查出這人的社會保障號，其母親婚前的姓，還有其本人的出生地點。多諾萬手中已經掌握了這些資料。露安·泰勒出生在喬治亞，這個他能肯定。然而，凱薩琳·薩維奇的社會保障號的前三位數字表明她出生在維吉尼亞。如果露安·泰勒與凱薩琳·薩維奇是同一個人的話，那麽泰勒就是弄了個假的社會保障號。這個手腳並不難做，但他不敢肯定這女人有這樣的門路。個人收入與救濟金估算報表列出始自50年代初一個人的個人收入，其對社會保障基金所貢獻的數額，以及根據其貢獻在退休後可望享有的補助金。這些為通常所列的信息。然而，多諾萬看到的卻是一麵空白的屏幕。凱薩琳·薩維奇沒有任何個人收入歷史。露安·泰勒工作過，多諾萬知道這一點。她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貨車站的餐館裏。她要是拿了薪水，她的老闆們就應該扣下工資稅，包括社會保障金。看來不是老闆沒交，就是露安·泰勒根本就沒有社會保障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他再次打電話給貝斯特·達塔公司，又同樣查詢了一回。然而，這次給的答覆卻不一樣。對社會保障總署而言，露安·泰勒並不存在。她根本就沒有社會保障號。在那裏已得不到更多的信息。現在該是多諾萬採取重大步驟的時候了。
那天晚上，多諾萬回到家裏，打開一個文件夾，取出一張國內 收人署2848號表格。表格名為"代理權力與代理人聲明"。就國內收入署的文件來說，這算是一張比較簡單的表格，但卻具有很大的權力。憑著它，多諾萬可以獲取他調查對象的各種保密稅收單據。的確，填表時他得歪曲一點事實，偽造一下簽名，但他的動機是純正的，因而，他的良心很安寧。再說，多諾萬知道，國內收入署一年能接到上千萬例納稅人索要關於他們報稅情況的請求。偽造簽名的人也並不是沒有，而是大有人在。多諾萬微笑了。這種概率甚至要比中獎的概率大些。他開始填表格，填入那女人的姓名、所知的最後住址、她的社會保障號。他把自己填作她的納稅代理人，索要她前3年的聯邦納稅申報單。填好後，他將表格寄了出去。
多諾萬走進公寓，在餐廳的桌邊坐下。他從公文包裏取出一份材料在麵前攤開來，舉止間帶有一種抑製著的興奮。他花了幾個星期，打了幾十個電話，跑了很多腿，才搜集到眼下正要仔細翻看的這份資料。
一開始的時候，調查著實令人氣餒;實際上，從純粹的數字統計來看，調查註定是要失敗的。露安·泰勒失蹤的那年，甘迺迪國際機場安排有7萬多次國際客運航班。認為她逃跑的那一天有200班，或者說，每小時10班，因為在淩晨1點到6點之間沒有班機。多諾萬將搜尋範圍縮小，調查了l0年前記者招待會舉行之日登上國際航班的20至30歲之間的女性，時間則限定在下午7時至淩晨1點之間。記者招待會開到6點30分，多諾萬懷疑她是否能趕上7點的班機，但也說不定班機晚點了，他不能有半點大意。
這就意味著要調查60次航班約l.5萬名乘客。多諾萬在調查中得知，大部分班機保留著最近5年的乘客記錄，再早些的就存檔了。這使他的調查似乎顯得容易了一些，因為70年代中期大部分航班記錄都已輸入了計算機。然而，在尋找10年前的乘客記錄時，多諾萬碰到了障礙。從聯邦調查局可以得到那些記錄，他們告訴他，但一般還得通過發傳票。
調查局裏有個熟人欠他一個人情，多諾萬可以找人幫忙。用不著提及詳情或者說出人名，多諾萬就跟他的熟人講清了他的調查範圍，並且指出他要找的人可能用的是新辦的護照，而且帶著個嬰兒旅行。就這將範圍縮小多了。隻有三個人對得上這些很窄的條件，現在他正在看這三個人的名單以及她們最後為人所知的住址。
接下來，多諾萬打開他的通訊錄。他要撥打的電話號碼是一家名為貝斯特·達塔的公司，它是家全國有名的資信核查機構。這些年來，這家公司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資料庫，收集了姓名、住址，還有更為重要的社會保障號。該機構為很多徵詢這類信息的公司服務過，包括募捐機構以及核查借貸人信用的銀行等。多諾萬將這三個人名及最後所知住址告知了貝斯塔·達塔的工作人員，同時給出了自己的信用卡號碼以支付費用。5分鍾之內，他便得到了這三個人的社會保障號、所知的最後住址，還有5個相鄰者或者鄰居的地址。他將這些信息與航班記錄進行了對照。兩個女人搬了家;鑑於她們l0年前的那個年紀，這一點並不奇怪;這期間，她們或許因工作或結婚的原因而搬遷了。不過，另外一個女人沒有改變住址。查詢單標明凱薩琳·薩維奇仍住在維吉尼亞。多諾萬打電話給維吉尼亞的電話號碼查詢服務台，但並沒有被告知那個姓名地址相對應的電話號碼。他沒有灰心，又打電話到維吉尼亞機動車輛管理局，報上那女人的姓名、最後所知住址，還有社會保障號，這社會保障號在維吉尼亞同時也是駕駛執照號。管理局的人隻願意告訴多諾萬她有一張現在仍有效的維吉尼亞駕駛執照，但不願透露執照是什麽時候頒發的，也不肯說出那女人現在的住址。的確不走運，但多諾萬已經從一堆亂麻裏尋出了很多線索。至少他知道她現在住在維吉尼亞，或者，至少她擁有一張維吉尼亞州的駕駛執照。現在問題是她究竟在維吉尼亞州的哪個地方?他有辦法查出來，但同時又決定再挖掘更多一些有關這女人的背景材料。他回到辦公室。在報社裏他開了一個上網帳戶，可以接到網上社會保障總署的個人收人與救濟金估算報表資料庫。在調查方法上，多諾萬是很守舊的，但即便是他，偶爾也會半生不熟地做點網上衝浪。要調查一個人，隻需查出這人的社會保障號，其母親婚前的姓，還有其本人的出生地點。多諾萬手中已經掌握了這些資料。露安·泰勒出生在喬治亞，這個他能肯定。然而，凱薩琳·薩維奇的社會保障號的前三位數字表明她出生在維吉尼亞。如果露安·泰勒與凱薩琳·薩維奇是同一個人的話，那麽泰勒就是弄了個假的社會保障號。這個手腳並不難做，但他不敢肯定這女人有這樣的門路。個人收入與救濟金估算報表列出始自50年代初一個人的個人收入，其對社會保障基金所貢獻的數額，以及根據其貢獻在退休後可望享有的補助金。這些為通常所列的信息。然而，多諾萬看到的卻是一麵空白的屏幕。凱薩琳·薩維奇沒有任何個人收入歷史。露安·泰勒工作過，多諾萬知道這一點。她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貨車站的餐館裏。她要是拿了薪水，她的老闆們就應該扣下工資稅，包括社會保障金。看來不是老闆沒交，就是露安·泰勒根本就沒有社會保障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他再次打電話給貝斯特·達塔公司，又同樣查詢了一回。然而，這次給的答覆卻不一樣。對社會保障總署而言，露安·泰勒並不存在。她根本就沒有社會保障號。在那裏已得不到更多的信息。現在該是多諾萬採取重大步驟的時候了。
那天晚上，多諾萬回到家裏，打開一個文件夾，取出一張國內 收人署2848號表格。表格名為"代理權力與代理人聲明"。就國內收入署的文件來說，這算是一張比較簡單的表格，但卻具有很大的權力。憑著它，多諾萬可以獲取他調查對象的各種保密稅收單據。的確，填表時他得歪曲一點事實，偽造一下簽名，但他的動機是純正的，因而，他的良心很安寧。再說，多諾萬知道，國內收入署一年能接到上千萬例納稅人索要關於他們報稅情況的請求。偽造簽名的人也並不是沒有，而是大有人在。多諾萬微笑了。這種概率甚至要比中獎的概率大些。他開始填表格，填入那女人的姓名、所知的最後住址、她的社會保障號。他把自己填作她的納稅代理人，索要她前3年的聯邦納稅申報單。填好後，他將表格寄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