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亞裏士多德屬於處於此類係列之終點的哲學家，在他們之後，則是文明哲學的開始。在每一文化中，思維之形成相當於其哲學達致一個頂峰，思維總是從一開始就提出問題，並以日益增強的理智的表現的力量來回答這些問題——正如我們前麵已經說的，這種表現具有裝飾的意義——直至其力量耗盡為止；接著，這種思維開始走向沒落，在這時，認識的問題在所有方麵都成為毫無意義的陳腐的重複。接下來是一個形上學的時期，最初都是宗教形態的，最後則都是理性主義形態的——在這時，思維和生命仍包含著某些混沌的東西，仍有一些未被開發的儲備，可使它們有力地進行創造——再接著是一個倫理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生命本身現已變成了世界都市的生命，它似乎是在召喚探索，可又不得不依靠哲學創造力的仍然可資利用的殘餘來說明自身的行為和恆心。在形上學的時期，生命還可以揭示自身，在倫理的時期，生命則成為了倫理的對象。在前一個時期，哲學在宏大意義上說還是“理論的”（沉思的），在後一個時期，哲學必然地是實踐的。甚至康德的體係，在其最深刻的特徵上說，也首先是沉思的，隻是往後才以邏輯的和係統的方式得到闡述和安排。
我們在康德對數學的態度中可以看到這方麵的證據。一個人若是沒有深入到數字的形式世界中，若是沒有把數字的形式世界當作一種象徵主義與之共呼吸，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形上學家。事實上，創造分析數學的，正是巴羅克時期的偉大思想家；偉大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和柏拉圖也屬於同樣的情形，雖則要作必要的改變（mutatis mutandis）。笛卡兒和萊布尼茨與牛頓和高斯並肩，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與阿基塔斯和阿基米德並肩，他們都處於數學發展之巔峰。但是，在康德那裏，哲學家跟數學家一樣，業已變得微不足道了。康德不再鑽研他那個時代已精微無比的微積分了，如同他也不吸收萊布尼茨的定理一樣。亞裏士多德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哲學家也可以稱之為是數學家。費希特、黑格爾和浪漫派全都不通數學，芝諾和伊壁鳩魯也是這樣。叔本華在這個領域薄弱到近似無知，尼采也好不到哪裏去。當數字的形式世界從哲學的視野中消失時，哲學也就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傳統，從此以後，它缺乏的不僅是結構的力量，而且還有被稱作思維的偉大風格的東西。叔本華本人承認他是一個半吊子的思想家。
隨著形上學的衰落，倫理學的地位從作為抽象理論的一個從屬要素迅速攀升。從此以後，它便是哲學，其他的分支皆被納入它的裏麵，實踐的生活成為思考的中心。純思的激情沉陷了。形上學昨天還是作為主婦，現今便成了女僕；它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為實踐的觀點提供一個基礎。而且這個基礎還變得越來越多餘。蔑視和嘲笑形上學不切實際，蔑視和嘲笑哲學“以假亂真”，已成為習慣。在叔本華那裏，前三本書實際上是為第四本書而存在的。康德對自己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實際上，純粹的而非應用的理性，一直是他的創造的中心。在亞裏士多德之前和以後的古典哲學中，也存在完全相同的差別——一方麵，一種形式的倫理學並不能為宏偉的、想像的宇宙秩序添加任何東西，另一方麵，倫理學本身作為綱要、作為必然性，又特別地以一種散亂的形上學作為基礎。例如，尼采，由於整個地沒有邏輯的顧慮，故而草草地打發了這些理論，而我們對他的哲學本身的理解，與此也沒什麽不同。
大家都知道，叔本華並不是從他的形上學中得出悲觀主義的，而是相反，他是通過悲觀主義推導出他的體係的，這種悲觀主義早在他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萌發了。蕭伯納這位最重要的見證人在他的《易卜生主義的精華》中指出，一個人可以完全接受叔本華的哲學而拒絕他的形上學——在這裏，他十分準確地區分了兩個東西，一是使叔本華成為新時代的第一位思想家的東西，再就是因為某個陳腐過時的傳統堅持認為是一個完整的哲學所必不可少而被包括在他的體係中的東西。沒有人曾這樣去劃分康德，即使想這樣做，也不會取得成功。但是，對於尼采，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覺察到，他的“哲學”徹頭徹尾地是一種十分早的內心體驗，可他卻藉助幾本書迅速地且常常不成功地掩飾了他的形上學的需要，他甚至從未想過去準確地陳述他的倫理學理論。按照傳統的需要（但事實上是多餘的），把活生生的合時的倫理思想疊加在形上學的層麵上，這在伊壁鳩魯和斯多葛學派那裏都可以看到。就何謂一種文明哲學的本質這一點而論，我們無疑需要這樣的做法。
嚴格的形上學已經耗盡了它的可能性。世界城市已經確定地征服了土地，現在它的精神在塑造著與其自身相適應的理論，這一理論指向的是外在的、無心靈的必然性。從此以後，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用“智能”（brain）這個詞來替代“心靈”一詞。並且，既然在西方的“智能”中，追求權力的意誌，對未來的專斷取向，想要組織一切人和一切事的意圖，都需要實踐的表現，故而，倫理學，由於它越來越失去了跟其形上學的過去的聯繫，便逐漸具有了社會倫理和社會經濟的特徵。始自黑格爾和叔本華的當代哲學，就它代表著時代的精神［不過，例如，洛采（lotze）和赫爾巴特（herbart）是代表不了的］而言，乃是一種社會批判。
我們在康德對數學的態度中可以看到這方麵的證據。一個人若是沒有深入到數字的形式世界中，若是沒有把數字的形式世界當作一種象徵主義與之共呼吸，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形上學家。事實上，創造分析數學的，正是巴羅克時期的偉大思想家；偉大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和柏拉圖也屬於同樣的情形，雖則要作必要的改變（mutatis mutandis）。笛卡兒和萊布尼茨與牛頓和高斯並肩，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與阿基塔斯和阿基米德並肩，他們都處於數學發展之巔峰。但是，在康德那裏，哲學家跟數學家一樣，業已變得微不足道了。康德不再鑽研他那個時代已精微無比的微積分了，如同他也不吸收萊布尼茨的定理一樣。亞裏士多德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哲學家也可以稱之為是數學家。費希特、黑格爾和浪漫派全都不通數學，芝諾和伊壁鳩魯也是這樣。叔本華在這個領域薄弱到近似無知，尼采也好不到哪裏去。當數字的形式世界從哲學的視野中消失時，哲學也就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傳統，從此以後，它缺乏的不僅是結構的力量，而且還有被稱作思維的偉大風格的東西。叔本華本人承認他是一個半吊子的思想家。
隨著形上學的衰落，倫理學的地位從作為抽象理論的一個從屬要素迅速攀升。從此以後，它便是哲學，其他的分支皆被納入它的裏麵，實踐的生活成為思考的中心。純思的激情沉陷了。形上學昨天還是作為主婦，現今便成了女僕；它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為實踐的觀點提供一個基礎。而且這個基礎還變得越來越多餘。蔑視和嘲笑形上學不切實際，蔑視和嘲笑哲學“以假亂真”，已成為習慣。在叔本華那裏，前三本書實際上是為第四本書而存在的。康德對自己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實際上，純粹的而非應用的理性，一直是他的創造的中心。在亞裏士多德之前和以後的古典哲學中，也存在完全相同的差別——一方麵，一種形式的倫理學並不能為宏偉的、想像的宇宙秩序添加任何東西，另一方麵，倫理學本身作為綱要、作為必然性，又特別地以一種散亂的形上學作為基礎。例如，尼采，由於整個地沒有邏輯的顧慮，故而草草地打發了這些理論，而我們對他的哲學本身的理解，與此也沒什麽不同。
大家都知道，叔本華並不是從他的形上學中得出悲觀主義的，而是相反，他是通過悲觀主義推導出他的體係的，這種悲觀主義早在他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萌發了。蕭伯納這位最重要的見證人在他的《易卜生主義的精華》中指出，一個人可以完全接受叔本華的哲學而拒絕他的形上學——在這裏，他十分準確地區分了兩個東西，一是使叔本華成為新時代的第一位思想家的東西，再就是因為某個陳腐過時的傳統堅持認為是一個完整的哲學所必不可少而被包括在他的體係中的東西。沒有人曾這樣去劃分康德，即使想這樣做，也不會取得成功。但是，對於尼采，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覺察到，他的“哲學”徹頭徹尾地是一種十分早的內心體驗，可他卻藉助幾本書迅速地且常常不成功地掩飾了他的形上學的需要，他甚至從未想過去準確地陳述他的倫理學理論。按照傳統的需要（但事實上是多餘的），把活生生的合時的倫理思想疊加在形上學的層麵上，這在伊壁鳩魯和斯多葛學派那裏都可以看到。就何謂一種文明哲學的本質這一點而論，我們無疑需要這樣的做法。
嚴格的形上學已經耗盡了它的可能性。世界城市已經確定地征服了土地，現在它的精神在塑造著與其自身相適應的理論，這一理論指向的是外在的、無心靈的必然性。從此以後，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用“智能”（brain）這個詞來替代“心靈”一詞。並且，既然在西方的“智能”中，追求權力的意誌，對未來的專斷取向，想要組織一切人和一切事的意圖，都需要實踐的表現，故而，倫理學，由於它越來越失去了跟其形上學的過去的聯繫，便逐漸具有了社會倫理和社會經濟的特徵。始自黑格爾和叔本華的當代哲學，就它代表著時代的精神［不過，例如，洛采（lotze）和赫爾巴特（herbart）是代表不了的］而言，乃是一種社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