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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靈意象與生命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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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同樣地，古代的北方種族——在其原始心靈中，浮士德精神業已覺醒了——也在它們的暗淡的微光中發現了使它們獲得解放的航海的藝術。埃及人熟悉航海，但隻是把它作為一種減輕勞動的牟利手段。他們曾沿著朋特（punt）和敘利亞沿岸航行，那時他們還沒有發明帶漿的劃船，但是，公海航行的觀念——它意味著一種解放，意味著一種象徵——並不在於公海本身。航海，真正的航海，是對歐幾裏得式的陸地的一種勝利。在我們的14世紀之初，火炮和羅盤，也就是，遠程武器和遠程交往（中國文化也必然自行發明了這些工具）幾乎同時出現（並且與油畫和復調音樂的形成時期相一致）。那是北歐海盜和漢薩同盟的精神，作為這些混沌未開的民族的精神，不同於希臘人及其本地的骨灰甕，他們堆起巨大的墳丘，作為對廣闊原野上的孤獨的靈魂的一種懷念。那是那些用火葬船把他們的死去的國王送到海上、動人心魄地體現他們對無限的陰鬱的渴望的人的精神。古斯堪地那維亞人（norsemen）的精神驅使他們駕著輕舟——在預示著浮士德精神之誕生的10世紀的時候——遠洋到美洲。但是，古典人類對埃及人和迦太基人已經實現的非洲環航根本沒有興趣。有一件事實顯示了他們的生存多麽具有雕塑性，甚至對於交流也是這樣，這個事實就是：第一次布匿戰爭——歷史上最緊張的戰事之一——的消息從西西裏傳到雅典僅僅是一個不確定的通報。甚至希臘人的心靈在哈得斯那裏也被集合為沒有力量、渴望或情感的難以讓人興奮的陰影（ειδωmbda;α）。但是，北方的死者匯聚在暴風雨的不停息的軍隊中。
處於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發現同一文化層次的事件是，希臘在公元前8世紀的拓殖。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未曾開闢航道的遠方、對一切未知的和危險的事物懷有某種冒險的渴望，而希臘人小心翼翼地、點對點地沿著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埃特魯裏亞人已經開闢的航道前行，他們的好奇心決不會擴大到赫丘利斯之柱（pirs of hercules）和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的範圍以外，就像這兩者之於他們一樣，很容易達到。雅典人無疑聽說過通往北海、剛果、桑給巴爾島（zanzibar）、印度的通道——在尼祿時代，印度南部頂點的位置已經為人所知，巽他群島（sunda）也是一樣——但是，雅典人對這些都視而不見，恰如他們對待古代東方的天文學知識一樣。甚至當我們稱作摩洛哥和葡萄牙的大陸已經成為羅馬的行省時，仍然沒有出現大西洋航行，加那利群島仍然不為人知。阿波羅式的人對哥倫布式的渴望毫無感覺，如同他對哥白尼的發現一樣。希臘商人盡管也有獲利的欲望，可一種深刻的形而上的羞恥心阻止他們去開拓疆域，不論是在地理學的方麵還是在其他方麵，他們都隻關注鄰近的事物和前景。城邦的生存，那種把國家當作雕塑的驚人的理想，與來自海洋民族的廣大世界的一個庇護所是同樣的真實——盡管古典文化，迄今的所有文化中，隻有古典文化對於海島有一圈海岸線，不是一個大陸的擴展，而是作為它的故鄉。甚至希臘主義及其所有技術多樣性的傾向都沒能使它自己擺脫把海軍限製在海岸線的帶漿的劃船。亞歷山大裏亞的軍艦建造師能夠修建長260英尺的巨型船隻，就此而言，蒸汽船原則上被發現了。但是，有些發現具有一個偉大的和必要的象徵的全部激情，並能揭示那象徵內的深度，另一些發現則僅僅是才智的遊戲。對於阿波羅式的人來說，蒸汽船屬於後者，而對於浮士德式的人來說，它屬於前者。在作為一個整體的且賦予發現和發現的運用以深刻或膚淺之特徵的大宇宙中，它或者是傑出的，或者是無意義的。
哥倫布和瓦斯柯·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發現擴展了無有邊界的地理視野，使世界海洋同陸地的關係就如同空間的宇宙同地球的關係。並且那時，浮士德式的世界意識內部的政治張力第一次得到了釋放。對於希臘人來說，希臘就是且永遠是地麵上最重要的部分，但隨著美洲的發現，西歐成為了一個巨大整體中的一個行省。從此以後，西方文化的歷史具有了地球的特徵。
每一文化都擁有一個固有的家和祖國的概念，這一概念是難以理解的，是無法訴諸於語言的，它充滿了晦澀的形而上的關係，但它的傾向是清楚明白的。把有形的和歐幾裏得式的個體同城邦聯結在一起的古典的家的情感正好是北方人的謎一般的“鄉愁”（heimweh）的反題，後者具有某種音樂性的成分，是崇高的和非世俗的。古典人把他從他本地城市的衛城所能看到的東西認作是“家”。雅典的地平線終止的地方，是另一個陌生的、充滿敵意的、“祖國”的地平線開始的地方。甚至晚期共和國時代的羅馬把“patria”（故鄉）理解作不過是urbs roma（羅馬城），甚至不是拉丁姆，更不是義大利。古典世界，隨著它走向成熟，把自己融入了一個大量的point-patriae（故鄉點），它們之間的實體性的分離的需要產生的仇恨的形式比蠻族帶來的任何仇恨還要激烈得多。因此，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承認所有行省都可以享受羅馬公民權，可以說是麻葛式的世界感取得勝利的所有證據中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因為這一授予根本上廢除了古代的、雕塑般的公民觀念。現在有了一個王國，因此有了一種新的成員。羅馬的軍隊概念也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在真正古典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我們所講的普魯士軍隊（army）意義上的羅馬軍隊，而隻有“兵團”（armies），也就是像（如我們所說）軍團一樣的確定構成，是有限的和可見的當下的實體，通過指派一個legatus（督訓官）去進行指揮——例如可以是exercitus scipionis（訓練有素的西庇阿家族）、crassi（克拉蘇家族）——但決不會是exercitus romanus（訓練有素的羅馬人）。正是那位通過敕令廢除了“羅馬公民權”的觀念和通過把所有外來的神靈等同於羅馬公民的神靈而剷除了羅馬公民的神靈的卡拉卡拉，創造了非古典的和麻葛式的帝國軍隊觀念，某種體現為獨立的兵團的東西。這些兵團現在具有了某種意義，而在古典時代，它們毫無意義，僅僅就是存在著。古代的“fides exercituum”（嚴格磨練）被按照名單進行的“fides exercitus”（嚴格操練）所取代，並且我們所具有的，不是每一個兵團所特有的並受到其督訓官儀禮式的尊重的個體的被想像為實體的神靈，而是所有兵團所共有的一種精神原則。在相同意義上，東方人——而且不僅僅是基督徒——的“祖國”情感在帝國時代也經歷了這樣的意義變化。阿波羅式的人，隻要他仍保持著他固有的世界感的任何有效的殘餘，就會在真正有形的意義上把“家鄉”看作是他的城市賴以建立的基礎——這個概念讓人想起阿提卡悲劇和雕塑的“地點的統一”。但是，對於麻葛式的人來說，對於基督徒、波斯人、猶太人、“希臘人”、摩尼派、聶斯脫利派和穆罕默德信徒來說，它沒有任何可與地理現實聯繫起來的意義。而對於我們來說，它意味著自然、語言、氣候、習慣和歷史的不可見的統一——不是大地而是“鄉村”，不是點式的在場而是歷史的過去和未來，不是一個由人、住所和神靈組成的單位而是一種觀念，這一觀念在無有止息的漫遊中、在深刻的孤獨感中定型，這一觀念最好的遺蹟，就是古代德國人對南方的衝動，從薩克森王國的皇帝到荷爾德林和尼采。
第九章 心靈意象與生命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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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古代的北方種族——在其原始心靈中，浮士德精神業已覺醒了——也在它們的暗淡的微光中發現了使它們獲得解放的航海的藝術。埃及人熟悉航海，但隻是把它作為一種減輕勞動的牟利手段。他們曾沿著朋特（punt）和敘利亞沿岸航行，那時他們還沒有發明帶漿的劃船，但是，公海航行的觀念——它意味著一種解放，意味著一種象徵——並不在於公海本身。航海，真正的航海，是對歐幾裏得式的陸地的一種勝利。在我們的14世紀之初，火炮和羅盤，也就是，遠程武器和遠程交往（中國文化也必然自行發明了這些工具）幾乎同時出現（並且與油畫和復調音樂的形成時期相一致）。那是北歐海盜和漢薩同盟的精神，作為這些混沌未開的民族的精神，不同於希臘人及其本地的骨灰甕，他們堆起巨大的墳丘，作為對廣闊原野上的孤獨的靈魂的一種懷念。那是那些用火葬船把他們的死去的國王送到海上、動人心魄地體現他們對無限的陰鬱的渴望的人的精神。古斯堪地那維亞人（norsemen）的精神驅使他們駕著輕舟——在預示著浮士德精神之誕生的10世紀的時候——遠洋到美洲。但是，古典人類對埃及人和迦太基人已經實現的非洲環航根本沒有興趣。有一件事實顯示了他們的生存多麽具有雕塑性，甚至對於交流也是這樣，這個事實就是：第一次布匿戰爭——歷史上最緊張的戰事之一——的消息從西西裏傳到雅典僅僅是一個不確定的通報。甚至希臘人的心靈在哈得斯那裏也被集合為沒有力量、渴望或情感的難以讓人興奮的陰影（ειδωmbda;α）。但是，北方的死者匯聚在暴風雨的不停息的軍隊中。
處於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發現同一文化層次的事件是，希臘在公元前8世紀的拓殖。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未曾開闢航道的遠方、對一切未知的和危險的事物懷有某種冒險的渴望，而希臘人小心翼翼地、點對點地沿著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埃特魯裏亞人已經開闢的航道前行，他們的好奇心決不會擴大到赫丘利斯之柱（pirs of hercules）和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的範圍以外，就像這兩者之於他們一樣，很容易達到。雅典人無疑聽說過通往北海、剛果、桑給巴爾島（zanzibar）、印度的通道——在尼祿時代，印度南部頂點的位置已經為人所知，巽他群島（sunda）也是一樣——但是，雅典人對這些都視而不見，恰如他們對待古代東方的天文學知識一樣。甚至當我們稱作摩洛哥和葡萄牙的大陸已經成為羅馬的行省時，仍然沒有出現大西洋航行，加那利群島仍然不為人知。阿波羅式的人對哥倫布式的渴望毫無感覺，如同他對哥白尼的發現一樣。希臘商人盡管也有獲利的欲望，可一種深刻的形而上的羞恥心阻止他們去開拓疆域，不論是在地理學的方麵還是在其他方麵，他們都隻關注鄰近的事物和前景。城邦的生存，那種把國家當作雕塑的驚人的理想，與來自海洋民族的廣大世界的一個庇護所是同樣的真實——盡管古典文化，迄今的所有文化中，隻有古典文化對於海島有一圈海岸線，不是一個大陸的擴展，而是作為它的故鄉。甚至希臘主義及其所有技術多樣性的傾向都沒能使它自己擺脫把海軍限製在海岸線的帶漿的劃船。亞歷山大裏亞的軍艦建造師能夠修建長260英尺的巨型船隻，就此而言，蒸汽船原則上被發現了。但是，有些發現具有一個偉大的和必要的象徵的全部激情，並能揭示那象徵內的深度，另一些發現則僅僅是才智的遊戲。對於阿波羅式的人來說，蒸汽船屬於後者，而對於浮士德式的人來說，它屬於前者。在作為一個整體的且賦予發現和發現的運用以深刻或膚淺之特徵的大宇宙中，它或者是傑出的，或者是無意義的。
哥倫布和瓦斯柯·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發現擴展了無有邊界的地理視野，使世界海洋同陸地的關係就如同空間的宇宙同地球的關係。並且那時，浮士德式的世界意識內部的政治張力第一次得到了釋放。對於希臘人來說，希臘就是且永遠是地麵上最重要的部分，但隨著美洲的發現，西歐成為了一個巨大整體中的一個行省。從此以後，西方文化的歷史具有了地球的特徵。
每一文化都擁有一個固有的家和祖國的概念，這一概念是難以理解的，是無法訴諸於語言的，它充滿了晦澀的形而上的關係，但它的傾向是清楚明白的。把有形的和歐幾裏得式的個體同城邦聯結在一起的古典的家的情感正好是北方人的謎一般的“鄉愁”（heimweh）的反題，後者具有某種音樂性的成分，是崇高的和非世俗的。古典人把他從他本地城市的衛城所能看到的東西認作是“家”。雅典的地平線終止的地方，是另一個陌生的、充滿敵意的、“祖國”的地平線開始的地方。甚至晚期共和國時代的羅馬把“patria”（故鄉）理解作不過是urbs roma（羅馬城），甚至不是拉丁姆，更不是義大利。古典世界，隨著它走向成熟，把自己融入了一個大量的point-patriae（故鄉點），它們之間的實體性的分離的需要產生的仇恨的形式比蠻族帶來的任何仇恨還要激烈得多。因此，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承認所有行省都可以享受羅馬公民權，可以說是麻葛式的世界感取得勝利的所有證據中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因為這一授予根本上廢除了古代的、雕塑般的公民觀念。現在有了一個王國，因此有了一種新的成員。羅馬的軍隊概念也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在真正古典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我們所講的普魯士軍隊（army）意義上的羅馬軍隊，而隻有“兵團”（armies），也就是像（如我們所說）軍團一樣的確定構成，是有限的和可見的當下的實體，通過指派一個legatus（督訓官）去進行指揮——例如可以是exercitus scipionis（訓練有素的西庇阿家族）、crassi（克拉蘇家族）——但決不會是exercitus romanus（訓練有素的羅馬人）。正是那位通過敕令廢除了“羅馬公民權”的觀念和通過把所有外來的神靈等同於羅馬公民的神靈而剷除了羅馬公民的神靈的卡拉卡拉，創造了非古典的和麻葛式的帝國軍隊觀念，某種體現為獨立的兵團的東西。這些兵團現在具有了某種意義，而在古典時代，它們毫無意義，僅僅就是存在著。古代的“fides exercituum”（嚴格磨練）被按照名單進行的“fides exercitus”（嚴格操練）所取代，並且我們所具有的，不是每一個兵團所特有的並受到其督訓官儀禮式的尊重的個體的被想像為實體的神靈，而是所有兵團所共有的一種精神原則。在相同意義上，東方人——而且不僅僅是基督徒——的“祖國”情感在帝國時代也經歷了這樣的意義變化。阿波羅式的人，隻要他仍保持著他固有的世界感的任何有效的殘餘，就會在真正有形的意義上把“家鄉”看作是他的城市賴以建立的基礎——這個概念讓人想起阿提卡悲劇和雕塑的“地點的統一”。但是，對於麻葛式的人來說，對於基督徒、波斯人、猶太人、“希臘人”、摩尼派、聶斯脫利派和穆罕默德信徒來說，它沒有任何可與地理現實聯繫起來的意義。而對於我們來說，它意味著自然、語言、氣候、習慣和歷史的不可見的統一——不是大地而是“鄉村”，不是點式的在場而是歷史的過去和未來，不是一個由人、住所和神靈組成的單位而是一種觀念，這一觀念在無有止息的漫遊中、在深刻的孤獨感中定型，這一觀念最好的遺蹟，就是古代德國人對南方的衝動，從薩克森王國的皇帝到荷爾德林和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