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力圖重新認識迄今完全被忽視的南阿拉伯和波斯神廟的建築、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會堂的建築、小亞細亞甚至阿比西尼亞（abyssinia）的祀拜建築，已成為一個必需的責任；就基督教的方麵而論，需要去探究的不再僅僅是保羅派的西方，而且還有景教的從幼發拉底河流域延伸到中國的東方，在那裏，古老的記錄有意義地稱其建築為“波斯廟”。盡管在所有這些建築中，實際上至今仍未有任何東西特別地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我們還是完全可以設想，早先的基督教的發展與後來的伊斯蘭教的發展都改變了某一祀拜地區的宗教，同時又不與其設計和風格相矛盾。我們知道，這是晚期古典神廟的情形：但是在亞美尼亞，有多少教堂曾經是最初的神廟呢？
這一文化的藝術中心，很明顯的是在三個鼎足而立的城市——正如斯特澤哥維斯基所發覺的——即以得撒（edessa）、尼西比斯（nisibis）、阿米達（amida）的交匯處。在此以西，是晚期古典的“假晶現象”的區域，即在以弗所和卡爾西頓宗教會議上戰勝西方猶太教和調和宗教的保羅派基督教的區域。假晶現象的建築類型，不論對猶太人來說，還是對異教徒來說，都是巴西利卡。它運用古典的手段去表現與之相反的內容，結果卻沒有辦法從這些手段中擺脫出來——這就是“假晶現象”的本質和悲劇。“古典的”調和主義越是把一種寄身於歐幾裏得式的地區的崇拜修正變為具有不確定的不動產的共同體所信奉的崇拜，廟宇的內部的重要性就越是超過外部，但不必太多地改變設計、屋頂或柱子。空間感是不同的，但——首先——表現空間感的手段沒有什麽不同。在帝國時代的異教建築，有一種可感覺到的——盡管迄今無人覺察到——運動，那就是從整個地具體有形的奧古斯都時代的神廟——在那裏，內殿是虛無的建築表現——到隻有內部才具有意義的廟宇。最後，多立克柱廊的外部圖象被變換成四麵的內牆。列柱排在無窗的牆壁前，代表對外空間的一種拒斥——也就是，對古典的觀者來說，是對內空間的一種拒斥，而對麻葛式的觀者來說，是對外空間的一種拒斥。因此，整個空間究竟是像在巴西利卡本身中那樣被籠蓋在裏麵，還是像在巴勒貝克（baalbek）的具有巨大前廳而後來又變成了清真寺的一個立麵、且可能是源自南阿拉伯的太陽神神殿中那樣僅僅是內殿的空間，根本無關緊要。在這種建築中，本堂由大殿延伸出來，並被一些廳堂團團圍住，這不但在東方敘利亞大草原［尤其是豪蘭（hauran）］一帶的巴西利卡類型的特殊發展中可以看出來，而且在作為導向祭壇的各階段的門廊、本堂和唱詩席的基本布置中也有所暗示——因為耳堂（最初是大殿的側廳）是通向暗處，隻有本堂本身與後殿是對應的。這一基本意義在羅馬的聖保羅教堂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盡管假晶現象（古典神廟的倒轉）支配著技術手段，亦即列柱和線腳。基督徒對卡裏亞（caria）的阿弗羅狄西亞（aphrodisias）的神廟的重建多麽具有象徵意義，在那裏，列柱內部的內殿被取消，而代之以列柱以外的一麵新牆。
反之，在“假晶現象”的地區以外，洞穴感受自由地發展了它自己的形式語言，因而在這裏，受到強調的是確定的屋頂（而在其他地區，對古典的世界感的抗拒隻是導致了建築內部的發展）。圓頂、穹頂、圓拱、肋拱的各種可能性作為技術方法在何時何地出現，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是無關緊要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大約在基督誕生和新的世界感出現的時候，一種新的空間象徵主義就已開始利用這些形式，並對它們大大地加以發展了。這很有可能可以說明美索不達米亞的拜火神殿和會堂［可能還有南阿拉伯的阿赫塔（athtar）的神殿］原本是圓頂建築。當然，加沙（gaza）的異教神殿也是如此，還有，早在保羅派基督教於君士坦丁時期掌握這些形式之前，來自東方的建造者就已經把它們視作迎合世界大都市人趣味的新奇玩意引進了羅馬帝國的各個角落。在羅馬本身中，大馬士革的阿波羅多魯斯在圖拉真時期就受僱建造“維納斯和羅馬”神廟的穹頂，而卡拉卡拉（caraca）的大澡堂的圓頂大廳和加列努斯（gallienus）時期的所謂“醫神密涅瓦”的神殿則是由敘利亞人建造的。但是，所有寺院中最早的傑作是哈德良重建的萬神殿。在這裏，皇帝毫無疑問是在模仿他在東方看到的祀拜建築以滿足自己的趣味。中央圓頂的建築——在那裏，麻葛式的世界感獲得了其最純粹的表現——擴展到了羅馬帝國的疆域以外。對於從亞美尼亞甚至一直擴展到中國的景教來說，它是唯一的形式，如同它對於摩尼教徒、瑪茲達教徒一樣。並且當假晶現象開始瓦解、調和主義的最後崇拜開始消亡時，它也在西方的巴西利卡上成功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記。在法國南部——在那裏，甚至晚至十字軍時期還有摩尼教派——東方的形式被本土化了。在查士丁尼的統治時期，這一東方形式和西方巴西利卡的相互滲透，產生了拜占廷和拉韋納的圓頂巴西利卡。純粹的巴西利卡被推進到日耳曼的西方，在那裏，經由浮士德式的深度衝動的力量，這種巴西利卡變成了主教堂。圓頂巴西利卡接著又從拜占廷和亞美尼亞擴展到俄羅斯，在那裏，它逐漸地被視作是屬於一種將注意力集中於屋頂的象徵主義的建築外部的一個要素。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一性論派和聶斯脫利派基督教以及猶太教和波斯教的繼承者伊斯蘭教，將那一建築形式發展至於淋漓盡致。當伊斯蘭教徒把聖索非亞教堂變成清真寺的時候，他隻是擁有了一宗古代財產。伊斯蘭教的圓頂建築，追隨瑪茲達教和景教的足跡，一直傳到山東和印度。在西方的最南端，西班牙和西西裏，清真寺也成長起來，而且在那裏，風格看起來更像是其東方-亞美尼亞-波斯的樣式，而非其西方-阿拉米-敘利亞的樣式。而且，當威尼斯向拜占廷和拉韋納（聖馬可教堂）看齊的時候，巴勒莫（palermo）的諾曼-霍亨斯陶芬王朝統治的輝煌時代使得義大利西海岸的城市、甚至佛羅倫斯學會了欣賞和模仿這些摩爾人的建築。實際上，有許多文藝復興的思想認為是古典的動機就源自於此，例如由大廳所包圍的大殿以及柱與拱的結合。
這一文化的藝術中心，很明顯的是在三個鼎足而立的城市——正如斯特澤哥維斯基所發覺的——即以得撒（edessa）、尼西比斯（nisibis）、阿米達（amida）的交匯處。在此以西，是晚期古典的“假晶現象”的區域，即在以弗所和卡爾西頓宗教會議上戰勝西方猶太教和調和宗教的保羅派基督教的區域。假晶現象的建築類型，不論對猶太人來說，還是對異教徒來說，都是巴西利卡。它運用古典的手段去表現與之相反的內容，結果卻沒有辦法從這些手段中擺脫出來——這就是“假晶現象”的本質和悲劇。“古典的”調和主義越是把一種寄身於歐幾裏得式的地區的崇拜修正變為具有不確定的不動產的共同體所信奉的崇拜，廟宇的內部的重要性就越是超過外部，但不必太多地改變設計、屋頂或柱子。空間感是不同的，但——首先——表現空間感的手段沒有什麽不同。在帝國時代的異教建築，有一種可感覺到的——盡管迄今無人覺察到——運動，那就是從整個地具體有形的奧古斯都時代的神廟——在那裏，內殿是虛無的建築表現——到隻有內部才具有意義的廟宇。最後，多立克柱廊的外部圖象被變換成四麵的內牆。列柱排在無窗的牆壁前，代表對外空間的一種拒斥——也就是，對古典的觀者來說，是對內空間的一種拒斥，而對麻葛式的觀者來說，是對外空間的一種拒斥。因此，整個空間究竟是像在巴西利卡本身中那樣被籠蓋在裏麵，還是像在巴勒貝克（baalbek）的具有巨大前廳而後來又變成了清真寺的一個立麵、且可能是源自南阿拉伯的太陽神神殿中那樣僅僅是內殿的空間，根本無關緊要。在這種建築中，本堂由大殿延伸出來，並被一些廳堂團團圍住，這不但在東方敘利亞大草原［尤其是豪蘭（hauran）］一帶的巴西利卡類型的特殊發展中可以看出來，而且在作為導向祭壇的各階段的門廊、本堂和唱詩席的基本布置中也有所暗示——因為耳堂（最初是大殿的側廳）是通向暗處，隻有本堂本身與後殿是對應的。這一基本意義在羅馬的聖保羅教堂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盡管假晶現象（古典神廟的倒轉）支配著技術手段，亦即列柱和線腳。基督徒對卡裏亞（caria）的阿弗羅狄西亞（aphrodisias）的神廟的重建多麽具有象徵意義，在那裏，列柱內部的內殿被取消，而代之以列柱以外的一麵新牆。
反之，在“假晶現象”的地區以外，洞穴感受自由地發展了它自己的形式語言，因而在這裏，受到強調的是確定的屋頂（而在其他地區，對古典的世界感的抗拒隻是導致了建築內部的發展）。圓頂、穹頂、圓拱、肋拱的各種可能性作為技術方法在何時何地出現，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是無關緊要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大約在基督誕生和新的世界感出現的時候，一種新的空間象徵主義就已開始利用這些形式，並對它們大大地加以發展了。這很有可能可以說明美索不達米亞的拜火神殿和會堂［可能還有南阿拉伯的阿赫塔（athtar）的神殿］原本是圓頂建築。當然，加沙（gaza）的異教神殿也是如此，還有，早在保羅派基督教於君士坦丁時期掌握這些形式之前，來自東方的建造者就已經把它們視作迎合世界大都市人趣味的新奇玩意引進了羅馬帝國的各個角落。在羅馬本身中，大馬士革的阿波羅多魯斯在圖拉真時期就受僱建造“維納斯和羅馬”神廟的穹頂，而卡拉卡拉（caraca）的大澡堂的圓頂大廳和加列努斯（gallienus）時期的所謂“醫神密涅瓦”的神殿則是由敘利亞人建造的。但是，所有寺院中最早的傑作是哈德良重建的萬神殿。在這裏，皇帝毫無疑問是在模仿他在東方看到的祀拜建築以滿足自己的趣味。中央圓頂的建築——在那裏，麻葛式的世界感獲得了其最純粹的表現——擴展到了羅馬帝國的疆域以外。對於從亞美尼亞甚至一直擴展到中國的景教來說，它是唯一的形式，如同它對於摩尼教徒、瑪茲達教徒一樣。並且當假晶現象開始瓦解、調和主義的最後崇拜開始消亡時，它也在西方的巴西利卡上成功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記。在法國南部——在那裏，甚至晚至十字軍時期還有摩尼教派——東方的形式被本土化了。在查士丁尼的統治時期，這一東方形式和西方巴西利卡的相互滲透，產生了拜占廷和拉韋納的圓頂巴西利卡。純粹的巴西利卡被推進到日耳曼的西方，在那裏，經由浮士德式的深度衝動的力量，這種巴西利卡變成了主教堂。圓頂巴西利卡接著又從拜占廷和亞美尼亞擴展到俄羅斯，在那裏，它逐漸地被視作是屬於一種將注意力集中於屋頂的象徵主義的建築外部的一個要素。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一性論派和聶斯脫利派基督教以及猶太教和波斯教的繼承者伊斯蘭教，將那一建築形式發展至於淋漓盡致。當伊斯蘭教徒把聖索非亞教堂變成清真寺的時候，他隻是擁有了一宗古代財產。伊斯蘭教的圓頂建築，追隨瑪茲達教和景教的足跡，一直傳到山東和印度。在西方的最南端，西班牙和西西裏，清真寺也成長起來，而且在那裏，風格看起來更像是其東方-亞美尼亞-波斯的樣式，而非其西方-阿拉米-敘利亞的樣式。而且，當威尼斯向拜占廷和拉韋納（聖馬可教堂）看齊的時候，巴勒莫（palermo）的諾曼-霍亨斯陶芬王朝統治的輝煌時代使得義大利西海岸的城市、甚至佛羅倫斯學會了欣賞和模仿這些摩爾人的建築。實際上，有許多文藝復興的思想認為是古典的動機就源自於此，例如由大廳所包圍的大殿以及柱與拱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