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後，各種關係和聯繫——它們以前常常被揣測到，有時還會被接觸到，但從未被理解——將在這一越來越增厚的大部頭中一一呈現。藝術的形式跟戰爭和國家政策的形式聯繫起來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麵和數學方麵，宗教概念與技術概念之間，數學、音樂和雕塑之間，經濟學與認知形式之間，都將顯示出深刻的關係。顯然地和明確無誤地，最新式的物理學理論和化學理論對我們日耳曼先輩們的神話學概念的依存關係，悲劇、動力技術及最新式的財政政策之間的風格一致性，還有這樣一個事實（乍一看顯得有點奇怪，但隨即就不辯自明），即某一情形下的油畫透視法、印刷術、信用體係、遠程武器、對位音樂，與另一情形下的裸體雕塑、城邦、貨幣流通（這是希臘人發明的），居然是同一精神原則的同一表現——所有這一切都將在這本書中出現。尤其重要的是，這本書還將突出這樣一個事實：這些偉大的形態學關係群在世界歷史的整個圖象中各自都象徵性地代表了一種特定的人類，它們在結構上是嚴格對稱的。正是這一透視法，才第一次向我們打開了歷史的真正風格。作為象徵和表現，它本身隻屬於一個時代，因而隻對現代西方人來說是內在地可能的和必要的，可遠遠地與之相比的乃是群論領域中某些最現代的數學觀念。多少年來，我就抱有這麽一些想法，雖則模糊和不明確，直到有了這種方法，才能以一種明確的形式將其呈現出來。
從此以後，我看待當代——那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戰——有了完全不同的眼光。它不再是民族感情、個人影響或經濟傾向所引發的一係列暫時的偶然事實——由歷史學家的政治的或社會的因果框架賦予其統一的和必然性的外表——而是在某一偉大的歷史有機體的確定範圍內、在幾百年前就已註定的轉折點上發生的一種歷史的階段變化的類型。巨大危機的標誌是它的無數熱切的發問和探詢。在我們自己的情形中，我們有成千上萬的書籍和想法；但它們是分散的、互不聯繫的、受到專業眼界限製的，它們鼓動，它們消沉，它們困惑，但又不得自由。因此，盡管這些問題被看到了，可它們的同一性卻被錯失了。我們可以想一想在形式與內容、線條與空間、素描與色彩之間的爭端中，在風格的概念中，在有關印象主義和華格納的音樂的觀念中所顯露出來的那些藝術問題（盡管從未被深刻地理解過）。我們可以想一想藝術的衰落和科學權威的破產；想一想大都市戰勝鄉村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諸如絕嗣和無人區等；想一想一個流動的第四等級在社會中的地位；想一想唯物主義、社會主義、議會政府的危機；想一想個人相對於國家的位置；想一想私有財產問題及其附屬的婚姻問題。同時我們還可以想一想一個從另一完全不同的領域出現的事實，即民族心理學領域中論述神話、藝術、宗教和思想的起源的大部頭著作——它們的研究不再是從某一理想的觀點出發，而是從一個嚴格的形態學角度出發。我深信，這每一個問題實際上和其他問題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那就是為了解答那一在人們的意識中還未十分明晰地浮現出來的歷史之謎。擺在人們麵前的任務，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無窮無盡——任務隻有一個，且是同一個。每個人都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沒有一個人能從他自己的狹隘的角度看到那單一的、綜合的解答。不過，自尼采開始，就已形成這樣一個氛圍，尼采自己就緊緊抓住了所有決定性的問題，雖則由於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故未敢麵對嚴格的現實。
但是，這裏恰恰是盤點學說（stock-taking doctrine）——姑且這麽稱呼它——的內在必然性所在。這一學說必將出現，它隻能在這個時候出現。我們的懷疑主義不是對我們的思想和著作儲備的攻擊，而恰恰是對它的證實。它要進一步證實過去各代的全部努力和成就，因為它把它在各個特殊領域所發現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傾向——不論它們的目標是什麽——都整合在一起。
首要的是，這一哲學在那裏發現了歷史和自然的對立，唯有通過這一對立，才有可能把握歷史的本質。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人作為世界的一個因素和代表，不僅是自然的一員，同時也是歷史的一員——歷史是結構和性質都不一樣的第二宇宙，形上學為了第一宇宙而整個地忽視了這第二宇宙。我最初想到去反思我們的世界意識中的這一根本的問題，是由於注意到，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在圍繞實在的事件即已成的事物笨拙地摸索時，卻自以為已經把握了歷史，把握了事變，把握了生成本身。這是一種偏見，為一切從理性和認知出發而不從直觀的知覺出發的人所共有。而且它還是很久以前偉大的愛利亞學派（eleatics）產生困惑的根源，依據他們的學說，通過認知可知，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生成，而隻有存在（或已成）。換句話說，歷史應被看作是自然（物理學家的客觀意義上的自然），並要據此來對待它；並且，我們必須把這樣一個有害的錯誤做法歸於這一觀點，這錯誤做法就是把因果原則、定律原則和體係原則——亦即僵死的存在的結構——運用於事變的圖象中。人們以為人類文化的存在就像電或重力的存在一樣，以為可以用和分析後者同樣的方法來分析人類文化。科學研究者的習慣被人們熱情地視作典範，盡管不時地有學者問到什麽是哥德式、伊斯蘭或城邦，但從來沒有人追問過為什麽這類活生生的事物的象徵恰恰會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以那種形式、在那段時間裏不變地出現。歷史學家隻要一遇到廣為分散的歷史現象之間那數不勝數的相似性中的某一種，就總是滿足於簡單的羅列，然後對那重合的奇蹟俏皮地說上幾句，例如把羅得島叫作“古代的威尼斯”，把拿破崙叫作“近代的亞歷山大”，等等；殊不知正是在這些地方，命運問題作為真正的歷史問題（亦即時間問題）走到了前台，需要我們盡可能嚴肅地從受科學調控的觀相學（physiognomic）方麵加以對待，為的是發現那奇妙地組合在一起的必然性——與因果關係全然不同——是如何運作的。每個現象事實上（ipso facto）都隱含著一個形而上之謎；那些現象出現的時間絕不是不相幹的；一直以來有待我們去發現的是，在世界圖象中存在著何種活生生的相互依存關係（與無機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關係全然不同），從整體的人而不僅僅是（如康德所認為的）從人的認知部分輻射出來的是什麽；一種現象，不論是宗教或藝術的最高創造，抑或僅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僅是一個需要理解的事實，而且是精神的一種表現，不僅是一個對象，而且也是一個象徵——所有這一切，從哲學上看，全都是新的東西。
從此以後，我看待當代——那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戰——有了完全不同的眼光。它不再是民族感情、個人影響或經濟傾向所引發的一係列暫時的偶然事實——由歷史學家的政治的或社會的因果框架賦予其統一的和必然性的外表——而是在某一偉大的歷史有機體的確定範圍內、在幾百年前就已註定的轉折點上發生的一種歷史的階段變化的類型。巨大危機的標誌是它的無數熱切的發問和探詢。在我們自己的情形中，我們有成千上萬的書籍和想法；但它們是分散的、互不聯繫的、受到專業眼界限製的，它們鼓動，它們消沉，它們困惑，但又不得自由。因此，盡管這些問題被看到了，可它們的同一性卻被錯失了。我們可以想一想在形式與內容、線條與空間、素描與色彩之間的爭端中，在風格的概念中，在有關印象主義和華格納的音樂的觀念中所顯露出來的那些藝術問題（盡管從未被深刻地理解過）。我們可以想一想藝術的衰落和科學權威的破產；想一想大都市戰勝鄉村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諸如絕嗣和無人區等；想一想一個流動的第四等級在社會中的地位；想一想唯物主義、社會主義、議會政府的危機；想一想個人相對於國家的位置；想一想私有財產問題及其附屬的婚姻問題。同時我們還可以想一想一個從另一完全不同的領域出現的事實，即民族心理學領域中論述神話、藝術、宗教和思想的起源的大部頭著作——它們的研究不再是從某一理想的觀點出發，而是從一個嚴格的形態學角度出發。我深信，這每一個問題實際上和其他問題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那就是為了解答那一在人們的意識中還未十分明晰地浮現出來的歷史之謎。擺在人們麵前的任務，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無窮無盡——任務隻有一個，且是同一個。每個人都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沒有一個人能從他自己的狹隘的角度看到那單一的、綜合的解答。不過，自尼采開始，就已形成這樣一個氛圍，尼采自己就緊緊抓住了所有決定性的問題，雖則由於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故未敢麵對嚴格的現實。
但是，這裏恰恰是盤點學說（stock-taking doctrine）——姑且這麽稱呼它——的內在必然性所在。這一學說必將出現，它隻能在這個時候出現。我們的懷疑主義不是對我們的思想和著作儲備的攻擊，而恰恰是對它的證實。它要進一步證實過去各代的全部努力和成就，因為它把它在各個特殊領域所發現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傾向——不論它們的目標是什麽——都整合在一起。
首要的是，這一哲學在那裏發現了歷史和自然的對立，唯有通過這一對立，才有可能把握歷史的本質。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人作為世界的一個因素和代表，不僅是自然的一員，同時也是歷史的一員——歷史是結構和性質都不一樣的第二宇宙，形上學為了第一宇宙而整個地忽視了這第二宇宙。我最初想到去反思我們的世界意識中的這一根本的問題，是由於注意到，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在圍繞實在的事件即已成的事物笨拙地摸索時，卻自以為已經把握了歷史，把握了事變，把握了生成本身。這是一種偏見，為一切從理性和認知出發而不從直觀的知覺出發的人所共有。而且它還是很久以前偉大的愛利亞學派（eleatics）產生困惑的根源，依據他們的學說，通過認知可知，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生成，而隻有存在（或已成）。換句話說，歷史應被看作是自然（物理學家的客觀意義上的自然），並要據此來對待它；並且，我們必須把這樣一個有害的錯誤做法歸於這一觀點，這錯誤做法就是把因果原則、定律原則和體係原則——亦即僵死的存在的結構——運用於事變的圖象中。人們以為人類文化的存在就像電或重力的存在一樣，以為可以用和分析後者同樣的方法來分析人類文化。科學研究者的習慣被人們熱情地視作典範，盡管不時地有學者問到什麽是哥德式、伊斯蘭或城邦，但從來沒有人追問過為什麽這類活生生的事物的象徵恰恰會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以那種形式、在那段時間裏不變地出現。歷史學家隻要一遇到廣為分散的歷史現象之間那數不勝數的相似性中的某一種，就總是滿足於簡單的羅列，然後對那重合的奇蹟俏皮地說上幾句，例如把羅得島叫作“古代的威尼斯”，把拿破崙叫作“近代的亞歷山大”，等等；殊不知正是在這些地方，命運問題作為真正的歷史問題（亦即時間問題）走到了前台，需要我們盡可能嚴肅地從受科學調控的觀相學（physiognomic）方麵加以對待，為的是發現那奇妙地組合在一起的必然性——與因果關係全然不同——是如何運作的。每個現象事實上（ipso facto）都隱含著一個形而上之謎；那些現象出現的時間絕不是不相幹的；一直以來有待我們去發現的是，在世界圖象中存在著何種活生生的相互依存關係（與無機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關係全然不同），從整體的人而不僅僅是（如康德所認為的）從人的認知部分輻射出來的是什麽；一種現象，不論是宗教或藝術的最高創造，抑或僅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僅是一個需要理解的事實，而且是精神的一種表現，不僅是一個對象，而且也是一個象徵——所有這一切，從哲學上看，全都是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