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管子（kwan-tsi）（約公元前670年）到孔子（confucius）（公元前550～前478年）這些偉大的“前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都是像畢達哥拉斯和巴門尼德、像霍布斯（hobbes）和萊布尼茨一樣的政治家、統治者和立法者。隻是到老子那裏——他是所有國家權力和強權政治的反對者，是小國寡民的和平社會的熱情倡導者——才第一次出現了出世和無為思想，這是講壇和書齋哲學的先聲。但是，老子在他的時代，在中國的“舊製度”（ancien régime）時期，在那些堅持認為認識論就是有關現實生活的重要關係的知識的強硬派哲學家當中，乃是一個例外。
說到這裏，我認為，最新時代的所有哲學家都是應當受到嚴厲批判的。他們所缺少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依託。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採取過一項行動或提出過一個有力的觀點，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問題、近代技術的發展、傳播事業、經濟問題，或其他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重視數學、物理學、政治科學，甚至連康德那種程度的重視，都告闕如。讓我們看一看其他時代的情形吧。孔子曾數度為官大司寇。畢達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與克倫威爾（cromwell）運動類似——的組織者，這一運動的重要性，甚至到現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歌德除了是一個模範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沒有得到一個大國作為他的活動舞台——他對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這兩條運河的日期他準確地預見過）以及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感興趣，並且他一再研究過美洲的經濟生活及其對舊世界的作用，研究過機器工業時代的降臨問題。霍布斯是為英國贏得南美洲的偉大計劃的倡議者之一，雖則計劃的執行未能走得很遠，隻是占領了牙買加，可他應算是不列顛殖民帝國的奠基者之一。萊布尼茨無疑是西方哲學中最偉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積分學和解析學（analysis situs）的創始人，也曾謀劃或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策劃，其中之一便是通過誘使路易十四轉移注意力，誤把埃及的重要性視作是法國的世界政策的一個因素，從而緩解了德國的危機。他為此事給德皇所寫的備忘錄（1672年）中的觀點遠遠走在了其所在時代的前列，所以人們認為拿破崙的東征就是根據這些觀點的。甚至在這麽早的時候，萊布尼茨就闡發了拿破崙在瓦格拉姆（wagram）戰役後日益清晰地認識到的原則，那就是：在萊因河流域和比利時的收穫不能永遠地改善法國的地位，而蘇伊士地峽總有一天會成為世界爭霸之關鍵。毫無疑問，國王在這些深刻的政治與戰略觀念方麵，遠遠比不上這位哲學家。
看過這類人之後，再去看看當今的“哲學家”，會使人感到沮喪和羞愧。他們的人格多麽的貧乏，他們的政治與實踐的眼界多麽的平庸！為什麽每每想到要他們去證明自己在政府、外交、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或任何重大的有關殖民事務、商業事務和運輸事務的方向方麵具有的傑出才智時，就隻會引發我們的同情？這種不足並不意味著他們有什麽內在的靈性，隻能說明他們缺乏分量。環顧周遭，我實在找不出有哪位現代“哲學家”是因為對當代的某個重大問題發表過哪怕一個深刻的或具有遠見的言論而享有盛名的。我所看到的不過是千篇一律的地方性意見。每逢我拿起一本現代思想家的著作時，總要自問：他對於世界政治、世界都市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技術與文明進程的關係、俄羅斯、科學等等現實，到底有沒有什麽想法？如果歌德在世，必定會了解這些問題，並會沉迷於其中，但是現今活著的哲學家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理解這些問題。這種現實感和哲學內容當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重複一遍，它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徵候，可以表現出哲學的內在需要、哲學的豐饒性和哲學的象徵的重要性。
我們對於這種負麵結果的嚴重性不應抱有任何幻想。顯而易見，我們已經看不見有效用的哲學的終極意義。我們把哲學和宣教、和煽動、和小說寫作、和講壇上的胡言亂語混為一談。我們已經從鳥瞰式的高瞻遠矚下降到井蛙之見。以至於如今，是否可能會有一種真正的今天和明天的哲學出現，都成了問題。如果不可能，那麽，與其在一種所謂的“哲學新思潮”的掩飾下去重新咀嚼那業已幹癟的陳舊論點，就遠不如去做一個殖民者或做一個工程師，隨便做點什麽，不管那是什麽事情，隻要是真實的和實際的就行了——與其去創造一種誰也不需要的有關統覺的新理論，遠不如去造一架飛機。稍微變換一下詞句，再次去重複許多前人有關意誌或有關心身平行的觀點，那真是一種窮極無聊的工作。這可以當作一種職業，但它斷然不是一種哲學。一種不能衝擊或影響時代生活最深處的學說根本不能算是學說，最好不要把這種東西教給別人。甚至在昨天還是可能的東西，在今天至少不會是必不可少的了。
對我來說，數學和物理學理論的深奧與精闢是一種快樂；相形之下，美學家和生理學家就是蠢材了。我寧願擁有一艘快艇、一座鋼結構、一部精密車床的美好的發自心靈的形式，擁有許多化學過程和光學過程的精巧和美妙，也不願擁有現今的“藝術和工藝”， 包括建築和繪畫，全部的東挪西借。我喜愛羅馬的水道勝過喜好羅馬所有廟宇和雕塑。我熱愛羅馬的大鬥獸場（colosseum）和巴拉丁王宮教堂（ptine）的龐大穹頂，因為它們以其磚結構的巨大棕色形體向今天的我顯示了真正的羅馬及其工程師們偉大的實踐感；至於愷撒們的空虛的、徒有其外表的大理石結構——它們的成行的塑像、它們的柱頂腰線、它們的負荷過重的額枋——是不是保存下來了，這於我是無所謂的事。看一看某些重建的帝國廣場吧——它們難道不是現代國際博覽會的真正副本嗎？突兀、龐大、空虛、炫耀的材料和體量，全然不同於伯裏克利時代的希臘樣式，也不同於羅可可樣式，卻正好與埃及的現代主義有得一比，例如在盧克索（luxor）和凱爾納克（karnak）的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年）的廢墟中所表現的。真正的羅馬人看不起希臘演員（graeculus histrio），看不起在羅馬文明的土壤中可以找到的那種“藝術家”和“哲學家”，這不是事出無因。藝術和哲學的時代已經過去；它們已經枯竭了，耗盡了，變得多餘了，羅馬人對生命之現實的直覺告訴了他這一切。羅馬的一條法律就勝過當時所有的抒情詩和學院派的形上學。我堅持認為，現今的許多發明家、許多外交家、許多理財家，較之一切從事索然寡味的實驗心理學工作的人，更像是一個心智健全的哲學家。這種情形在某一歷史水平上照例是要重複出現的。一個才智出眾的羅馬人，不論是一位率領軍隊、組織行省、修建城市和道路的執政官（consul）或行政長官（praetor），甚至是羅馬的元首（princeps），要說他還需要在雅典或羅得島生產什麽後柏拉圖學派哲學的新變種，那是很荒謬的。因此，沒有人這麽幹過。這和時代的傾向是不合拍的，因而隻能吸引那些三流的人的注意，他們永遠隻能跟得上前天的時代精神。對於我們來說，這一階段是不是已經到來，這的確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說到這裏，我認為，最新時代的所有哲學家都是應當受到嚴厲批判的。他們所缺少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依託。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採取過一項行動或提出過一個有力的觀點，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問題、近代技術的發展、傳播事業、經濟問題，或其他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重視數學、物理學、政治科學，甚至連康德那種程度的重視，都告闕如。讓我們看一看其他時代的情形吧。孔子曾數度為官大司寇。畢達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與克倫威爾（cromwell）運動類似——的組織者，這一運動的重要性，甚至到現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歌德除了是一個模範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沒有得到一個大國作為他的活動舞台——他對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這兩條運河的日期他準確地預見過）以及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感興趣，並且他一再研究過美洲的經濟生活及其對舊世界的作用，研究過機器工業時代的降臨問題。霍布斯是為英國贏得南美洲的偉大計劃的倡議者之一，雖則計劃的執行未能走得很遠，隻是占領了牙買加，可他應算是不列顛殖民帝國的奠基者之一。萊布尼茨無疑是西方哲學中最偉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積分學和解析學（analysis situs）的創始人，也曾謀劃或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策劃，其中之一便是通過誘使路易十四轉移注意力，誤把埃及的重要性視作是法國的世界政策的一個因素，從而緩解了德國的危機。他為此事給德皇所寫的備忘錄（1672年）中的觀點遠遠走在了其所在時代的前列，所以人們認為拿破崙的東征就是根據這些觀點的。甚至在這麽早的時候，萊布尼茨就闡發了拿破崙在瓦格拉姆（wagram）戰役後日益清晰地認識到的原則，那就是：在萊因河流域和比利時的收穫不能永遠地改善法國的地位，而蘇伊士地峽總有一天會成為世界爭霸之關鍵。毫無疑問，國王在這些深刻的政治與戰略觀念方麵，遠遠比不上這位哲學家。
看過這類人之後，再去看看當今的“哲學家”，會使人感到沮喪和羞愧。他們的人格多麽的貧乏，他們的政治與實踐的眼界多麽的平庸！為什麽每每想到要他們去證明自己在政府、外交、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或任何重大的有關殖民事務、商業事務和運輸事務的方向方麵具有的傑出才智時，就隻會引發我們的同情？這種不足並不意味著他們有什麽內在的靈性，隻能說明他們缺乏分量。環顧周遭，我實在找不出有哪位現代“哲學家”是因為對當代的某個重大問題發表過哪怕一個深刻的或具有遠見的言論而享有盛名的。我所看到的不過是千篇一律的地方性意見。每逢我拿起一本現代思想家的著作時，總要自問：他對於世界政治、世界都市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技術與文明進程的關係、俄羅斯、科學等等現實，到底有沒有什麽想法？如果歌德在世，必定會了解這些問題，並會沉迷於其中，但是現今活著的哲學家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理解這些問題。這種現實感和哲學內容當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重複一遍，它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徵候，可以表現出哲學的內在需要、哲學的豐饒性和哲學的象徵的重要性。
我們對於這種負麵結果的嚴重性不應抱有任何幻想。顯而易見，我們已經看不見有效用的哲學的終極意義。我們把哲學和宣教、和煽動、和小說寫作、和講壇上的胡言亂語混為一談。我們已經從鳥瞰式的高瞻遠矚下降到井蛙之見。以至於如今，是否可能會有一種真正的今天和明天的哲學出現，都成了問題。如果不可能，那麽，與其在一種所謂的“哲學新思潮”的掩飾下去重新咀嚼那業已幹癟的陳舊論點，就遠不如去做一個殖民者或做一個工程師，隨便做點什麽，不管那是什麽事情，隻要是真實的和實際的就行了——與其去創造一種誰也不需要的有關統覺的新理論，遠不如去造一架飛機。稍微變換一下詞句，再次去重複許多前人有關意誌或有關心身平行的觀點，那真是一種窮極無聊的工作。這可以當作一種職業，但它斷然不是一種哲學。一種不能衝擊或影響時代生活最深處的學說根本不能算是學說，最好不要把這種東西教給別人。甚至在昨天還是可能的東西，在今天至少不會是必不可少的了。
對我來說，數學和物理學理論的深奧與精闢是一種快樂；相形之下，美學家和生理學家就是蠢材了。我寧願擁有一艘快艇、一座鋼結構、一部精密車床的美好的發自心靈的形式，擁有許多化學過程和光學過程的精巧和美妙，也不願擁有現今的“藝術和工藝”， 包括建築和繪畫，全部的東挪西借。我喜愛羅馬的水道勝過喜好羅馬所有廟宇和雕塑。我熱愛羅馬的大鬥獸場（colosseum）和巴拉丁王宮教堂（ptine）的龐大穹頂，因為它們以其磚結構的巨大棕色形體向今天的我顯示了真正的羅馬及其工程師們偉大的實踐感；至於愷撒們的空虛的、徒有其外表的大理石結構——它們的成行的塑像、它們的柱頂腰線、它們的負荷過重的額枋——是不是保存下來了，這於我是無所謂的事。看一看某些重建的帝國廣場吧——它們難道不是現代國際博覽會的真正副本嗎？突兀、龐大、空虛、炫耀的材料和體量，全然不同於伯裏克利時代的希臘樣式，也不同於羅可可樣式，卻正好與埃及的現代主義有得一比，例如在盧克索（luxor）和凱爾納克（karnak）的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年）的廢墟中所表現的。真正的羅馬人看不起希臘演員（graeculus histrio），看不起在羅馬文明的土壤中可以找到的那種“藝術家”和“哲學家”，這不是事出無因。藝術和哲學的時代已經過去；它們已經枯竭了，耗盡了，變得多餘了，羅馬人對生命之現實的直覺告訴了他這一切。羅馬的一條法律就勝過當時所有的抒情詩和學院派的形上學。我堅持認為，現今的許多發明家、許多外交家、許多理財家，較之一切從事索然寡味的實驗心理學工作的人，更像是一個心智健全的哲學家。這種情形在某一歷史水平上照例是要重複出現的。一個才智出眾的羅馬人，不論是一位率領軍隊、組織行省、修建城市和道路的執政官（consul）或行政長官（praetor），甚至是羅馬的元首（princeps），要說他還需要在雅典或羅得島生產什麽後柏拉圖學派哲學的新變種，那是很荒謬的。因此，沒有人這麽幹過。這和時代的傾向是不合拍的，因而隻能吸引那些三流的人的注意，他們永遠隻能跟得上前天的時代精神。對於我們來說，這一階段是不是已經到來，這的確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