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甚至對於羅得斯來說，政治上的成功也隻意味著領土和財政的成功，僅此而已。對於自己身上的這種羅馬味道，他完全知曉。但是，西方文明還沒有獲得如此有力和純粹的形態。因此，他隻有麵對地圖時，才會陷入這種詩意的遐思。這位牧師的兒子，去南非時尚一無所有，如今已發大財，並把發得的財用來推動政治目的。他那從好望角到開羅的橫貫非洲的鐵路的構想，他的南非帝國的設計，他運用心機迫使硬心腸的礦業巨頭把財富用來為他的計劃服務，他把首都布拉瓦約（bwayo）堂皇地設計成大權在握但與國家沒有任何明確關係的政治家的未來府邸，他的戰爭，他的外交手腕，他的道路係統，他的辛迪加，他的軍隊，他的有關有頭腦的人“對文明的巨大責任”的觀念——所有這一切，廣闊而富有吸引力，都是未來的序幕，這個未來對於我們尚待時日，但西歐人類的歷史肯定將以它而告終結。
如果有人不了解，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了解我們的選擇隻能是或者願意如此，或者一無所願，隻能是或者屈從於此一命運，或者對未來和生活本身徹底絕望；如果有人感覺不到，在強有力的才智的實現中，在鐵石心腸者的熱忱和紀律中，在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進行的戰鬥中，也自有恢弘瑰麗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隻是沉迷於地方的唯心主義，隻想過過去時代的生活——這些人就必須放棄理解歷史、在歷史中生活乃至創造歷史的一切願望。
由此觀之，羅馬至上權就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了，而是一種嚴格的、精力飽滿的、世界都市市民的、一味地講求實際的精神的正常產物，是歷史上經常出現而隻有在這裏才被指認出來的一種終極的、不可逆轉的狀態的典型。
因此，我們應當認識到：
歷史形式的秘密並不浮在表麵，它不能藉助服裝和布景的相似性來把握，人類的歷史和動植物的歷史一樣，所出現的有些現象表現出的隻是虛假的相似性，並無任何內在的聯繫——例如查理曼和哈倫·拉西德（haroun-al-raschid）、亞歷山大和愷撒、日耳曼人對羅馬的戰爭和蒙古人對西歐的屠殺——另外一些現象連極端外表的相似性都沒有，而隻有同一的含意——例如圖拉真（trajan）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2）、波旁家族和阿提卡平民、穆罕默德（mohammed）和畢達哥拉斯。
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世界歷史上升直線的至高點，其實它隻是文化生命的一個階段，在每一成熟到極致的文化中都能看到這一階段。這個生命階段的特徵不是社會主義者、印象主義者、電氣鐵路、魚雷和微分方程（因為這些東西都不過是時代的實體要素），而是不僅擁有這種種東西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創造可能性的文明精神。
正如我們自己的時代所代表的是在特定條件下必定會出現的一種過渡階段一樣，在西歐目前的狀態之後，將繼之以一些完全確定了的狀態（這在過去的歷史中不隻一次地出現過），因此：
西方的未來不是永遠向著我們今天的理想無限製地上升和前進，而是一個單一的歷史現象，在形式和延續性上有著嚴格的限製和規定，它將涵蓋幾個世紀，並可經由某些有用的先例被察看到和實質性地計算出來。
十四
一旦達到了這一思考高度，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一旦可以有這一觀念作參證，就能藉助它毫不牽強、毫不費力地解決所有那些各自分離的問題，如宗教問題、藝術史問題、認識論問題、倫理學問題、政治學問題、經濟學問題，這些問題，幾十年來，有多少現代才智之士耗盡熱情但卻徒勞地為之忙碌。
這個觀念是隻能充分明確地表達出來才不會引起爭議的諸多真理中的一種。它是西方文化及其世界感的內在必然性之一。對於充分理解了它，即把它看作自己的內心觀點的人來說，這一觀念能整個地改變那人的世界觀。它極大地加深了我們視作自然而然的和必要的世界圖景，因為我們已經學會從今天的角度往後看，把世界歷史的演進看作是一個有機的單位，我們依靠它的幫助就可以順著這條大道看到未來——這是一種衍夢式的（dream-calction）特權，一直以來隻有物理學家才能享受。重複一遍，實際上，這是用哥白尼式的歷史觀去替代托勒密式的歷史觀，亦即是視界的不可估量的擴展。
直到目前為止，對於未來，每個人都還在自由自在地憑自己的喜好去希望。哪裏沒有事實，哪裏就由感情支配。但是，從今往後，每個人都必須讓自己知道，什麽是能夠發生的，並由此知道，由於命運的不可改變的必然性，不論個人的理想、希望或欲望是什麽，什麽是必將發生的。當我們使用“自由”這個危險的字眼時，我們指的不是可以做這做那的自由，而是指必需做或什麽都不做的自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感覺是一個麵對事實的人的標誌。悲嘆或指責，是不能改變事實的。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衰老，有一般的生命，也就有生命的形式及其時限。現代是一個文明化的時代，斷然不是一個文化化的時代，事實上，有大量的生命能量終將因為不可能揮發而散盡。這或許令人感傷，在悲觀主義的哲學和詩歌中，可能且必將為此悲嘆不已，但我們無力扭轉幹坤。違背明確的歷史經驗，指望——僅僅因為我們希望——這件事將發生或那件事將昌盛，這將是、而且已然是不允許的。
如果有人不了解，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了解我們的選擇隻能是或者願意如此，或者一無所願，隻能是或者屈從於此一命運，或者對未來和生活本身徹底絕望；如果有人感覺不到，在強有力的才智的實現中，在鐵石心腸者的熱忱和紀律中，在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進行的戰鬥中，也自有恢弘瑰麗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隻是沉迷於地方的唯心主義，隻想過過去時代的生活——這些人就必須放棄理解歷史、在歷史中生活乃至創造歷史的一切願望。
由此觀之，羅馬至上權就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了，而是一種嚴格的、精力飽滿的、世界都市市民的、一味地講求實際的精神的正常產物，是歷史上經常出現而隻有在這裏才被指認出來的一種終極的、不可逆轉的狀態的典型。
因此，我們應當認識到：
歷史形式的秘密並不浮在表麵，它不能藉助服裝和布景的相似性來把握，人類的歷史和動植物的歷史一樣，所出現的有些現象表現出的隻是虛假的相似性，並無任何內在的聯繫——例如查理曼和哈倫·拉西德（haroun-al-raschid）、亞歷山大和愷撒、日耳曼人對羅馬的戰爭和蒙古人對西歐的屠殺——另外一些現象連極端外表的相似性都沒有，而隻有同一的含意——例如圖拉真（trajan）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2）、波旁家族和阿提卡平民、穆罕默德（mohammed）和畢達哥拉斯。
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世界歷史上升直線的至高點，其實它隻是文化生命的一個階段，在每一成熟到極致的文化中都能看到這一階段。這個生命階段的特徵不是社會主義者、印象主義者、電氣鐵路、魚雷和微分方程（因為這些東西都不過是時代的實體要素），而是不僅擁有這種種東西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創造可能性的文明精神。
正如我們自己的時代所代表的是在特定條件下必定會出現的一種過渡階段一樣，在西歐目前的狀態之後，將繼之以一些完全確定了的狀態（這在過去的歷史中不隻一次地出現過），因此：
西方的未來不是永遠向著我們今天的理想無限製地上升和前進，而是一個單一的歷史現象，在形式和延續性上有著嚴格的限製和規定，它將涵蓋幾個世紀，並可經由某些有用的先例被察看到和實質性地計算出來。
十四
一旦達到了這一思考高度，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一旦可以有這一觀念作參證，就能藉助它毫不牽強、毫不費力地解決所有那些各自分離的問題，如宗教問題、藝術史問題、認識論問題、倫理學問題、政治學問題、經濟學問題，這些問題，幾十年來，有多少現代才智之士耗盡熱情但卻徒勞地為之忙碌。
這個觀念是隻能充分明確地表達出來才不會引起爭議的諸多真理中的一種。它是西方文化及其世界感的內在必然性之一。對於充分理解了它，即把它看作自己的內心觀點的人來說，這一觀念能整個地改變那人的世界觀。它極大地加深了我們視作自然而然的和必要的世界圖景，因為我們已經學會從今天的角度往後看，把世界歷史的演進看作是一個有機的單位，我們依靠它的幫助就可以順著這條大道看到未來——這是一種衍夢式的（dream-calction）特權，一直以來隻有物理學家才能享受。重複一遍，實際上，這是用哥白尼式的歷史觀去替代托勒密式的歷史觀，亦即是視界的不可估量的擴展。
直到目前為止，對於未來，每個人都還在自由自在地憑自己的喜好去希望。哪裏沒有事實，哪裏就由感情支配。但是，從今往後，每個人都必須讓自己知道，什麽是能夠發生的，並由此知道，由於命運的不可改變的必然性，不論個人的理想、希望或欲望是什麽，什麽是必將發生的。當我們使用“自由”這個危險的字眼時，我們指的不是可以做這做那的自由，而是指必需做或什麽都不做的自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感覺是一個麵對事實的人的標誌。悲嘆或指責，是不能改變事實的。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衰老，有一般的生命，也就有生命的形式及其時限。現代是一個文明化的時代，斷然不是一個文化化的時代，事實上，有大量的生命能量終將因為不可能揮發而散盡。這或許令人感傷，在悲觀主義的哲學和詩歌中，可能且必將為此悲嘆不已，但我們無力扭轉幹坤。違背明確的歷史經驗，指望——僅僅因為我們希望——這件事將發生或那件事將昌盛，這將是、而且已然是不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