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弗洛裏斯住持的創造不過是對神聖世界秩序的秘密的一次神秘窺視。一旦它以推理的方式得到運用，為科學的思維提供一個假設——自17世紀以來，就已經開始了這種運用，且越來越頻繁——它立刻便會失去其全部的意義。
放任各人從自己的宗教觀念、政治觀念或社會觀念入手，並把那一神聖不可侵犯的三段論係統附著於各人的傾向，使其恰恰切合各人自己的角度，這樣一種呈現世界歷史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實際上，這是用某個公式——例如，“理性的時代”、人性、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啟蒙、經濟進步、民族自由、征服自然和世界和平等——當作評判全部千百年歷史的標準。並且，當事實不過是這些人的願望和目標不同於我們的願望和目標而已的時候，我們就據此認定，他們忽視了“真正的道路”，或認為他們背離了這一道路。歌德有一句格言：“生命中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結果。”此言真是對一切想用一個綱要去解決歷史形式之謎這種無意義的嚐試的當頭棒喝。
當我們轉向每一專門的藝術或科學的歷史學家（以及國民經濟學和哲學的歷史學家）時，發現情形完全相同。我們發現：
“繪畫”——從埃及人（或穴居人）到印象派，或
“音樂”——從荷馬到拜洛伊特（bayreuth）及其他，或
“社會組織”——從穴居野處到社會主義，各按情況，被
描繪成一幅線性的圖表，該圖表依據（選定的）論點的價值而從低到高逐級排列。沒有人認真地考慮過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藝術隻是生命的一個特定部分，是與特定地區、特定人類相關聯的一種自我表現的形式，因此，一種藝術的全部歷史可能僅僅是各別發展、各別藝術的累積相加，它們除了名稱和某些技藝、技術細節以外，並無統一的聯繫。
我們知道，每一有機體的生命的節奏、形式和綿延性，以及那一生命的所有表現細節，確實是由它的種類特性所決定的。一個人看見一棵有著千年樹齡的橡樹，決不敢說它是在此時此刻才開始其真正的和固有的歷程。一個人看見一條毛蟲一天天長大，他決不會指望它繼續像這樣長兩三年。在這些情形中，我們絕對確定地感到了一種限度（limit），這種限度感和我們的內在形式感是同一的。反之，在高級人類歷史的情形中，我們有關未來進程的觀點，乃是來自一種視一切歷史經驗、亦即有機經驗形同虛設的無限樂觀精神，因此，每個人都想從偶然的當下因素中去發現這樣一點，即他能夠擴展進入某一驚人的發展係列，進入並非依存於科學證據、而是依存於一廂情願的假設的生存。他根據無限的可能性——絕無自然的終點——去進行工作，且不講究任何技巧，隻是從臨時搭建的積木的端頂去繼續他的空中樓閣。
然而，“人類”本來就既無目標，又無觀念，亦無計劃，與蝴蝶或蘭草等沒什麽兩樣。“人類”隻是一動物學的名稱，是一空洞的字眼。但是，當我們祛除幻影，打破魔圈，立即便會看到驚人地豐富的現實形式——生活及其所具有的無限豐盈性、深度和運動——它們一直以來被一種口頭禪、一種索然無味的圖式和一套個人“理想”所遮蓋著。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線型的歷史的空殼——麵對那無限豐富多樣的事實，它隻有通過使人們緊閉雙眼才能得以保持——而是眾多偉大文化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其母土中勃興起來，並在其整個的生命周期中和那母土緊密聯繫在一起；每一種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類印在自身的意象內；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誌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這裏確實充滿著色彩、光和運動，但理智的眼睛至今仍是視而不見。在這裏，文化、民族、語言、真理、神靈、景觀等等，一如橡樹和石鬆，一如花朵、枝條和樹葉，從盛開又到衰老——但是，“人類”決不會有衰老。每一文化自身的自我表現都有各種新的可能性，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世上不隻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多種，每一種在其最深的本質上決不同於別種，每一種都有生之限期，且自足獨立，一如每一種植物各有不同的花與果，不同的生長與衰落方式。這些文化乃是被提煉的生命精華，它們和田野的花兒一樣無終極目的地生長著。它們和動植物一樣，都屬於歌德所言的活生生的自然，而非牛頓（newton）意義上的死氣沉沉的自然。我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一幅漫無止境的形成與轉變的圖象，一幅有機形式的奇妙的盈虧的圖象。相反，專業的歷史學家則把它看作是絛蟲一類的東西，隻知道不斷地把歷史時代一節節地往自己身上增加。
但是，“古代-中古-近代史”這個係列最終耗盡了自己的用處。它作為一種科學基礎，雖然笨拙、狹隘、膚淺，但我們還沒有別的、並非全然非哲學的形式可以用來排列我們的史實，世界歷史（正如一直以來所理解的）應該感謝這個係列給我們濾去了可以分類的固體殘渣。但是，那一框架勉強能夠容納的世紀的數量早就被超過了，由於我們的歷史材料——尤其是那些不能納入這一框架的材料——數量的迅速增加，圖象已開始變得模糊不清。每個歷史研究者，隻要不是瞎子，都能知道這一點，感覺到這一點，這就像一個將要溺死的人，他抓住他所知道的唯一框架，視作救命稻草。“中世紀”這個詞是萊登大學的霍恩（horn）教授在1667年發明的，現在卻隻能用它來包括一種沒有定形的、不斷增加的堆積，這堆積與所有找不到任何藉口可以分類的東西一樣，隻能從否定的方麵來界定，在兩組（勉強還能接受的安排）中劃歸一組。我們對近代波斯史、阿拉伯史和俄羅斯史的軟弱無力的處理與躊躇難決的論斷就是絕好的例證。但首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可能隱瞞這樣一個事實，即這所謂的世界歷史實際上是一個有限的歷史，最初是有關東地中海地區的歷史，隨後，在大遷徙時（這個事件隻對我們具有重要性，因此被我們大大地誇大了，變成了一件隻對西方有意義，連對阿拉伯都沒有意義的事件），由於場景的突然變換，它就變成了一部西歐-中歐史。當黑格爾天真地宣稱他不打算討論與他的歷史框架不相符的民族的時候，他其實隻是誠實地宣布了一些方法論的前提，這些前提是每個歷史學家為了自己的目標所需要的，是表現在每部歷史著作的編排中的。事實上，決定哪些歷史發展應該嚴肅認真地加以考慮，哪些不必，這本是一種科學的策略。蘭克就是一個好例子。
放任各人從自己的宗教觀念、政治觀念或社會觀念入手，並把那一神聖不可侵犯的三段論係統附著於各人的傾向，使其恰恰切合各人自己的角度，這樣一種呈現世界歷史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實際上，這是用某個公式——例如，“理性的時代”、人性、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啟蒙、經濟進步、民族自由、征服自然和世界和平等——當作評判全部千百年歷史的標準。並且，當事實不過是這些人的願望和目標不同於我們的願望和目標而已的時候，我們就據此認定，他們忽視了“真正的道路”，或認為他們背離了這一道路。歌德有一句格言：“生命中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結果。”此言真是對一切想用一個綱要去解決歷史形式之謎這種無意義的嚐試的當頭棒喝。
當我們轉向每一專門的藝術或科學的歷史學家（以及國民經濟學和哲學的歷史學家）時，發現情形完全相同。我們發現：
“繪畫”——從埃及人（或穴居人）到印象派，或
“音樂”——從荷馬到拜洛伊特（bayreuth）及其他，或
“社會組織”——從穴居野處到社會主義，各按情況，被
描繪成一幅線性的圖表，該圖表依據（選定的）論點的價值而從低到高逐級排列。沒有人認真地考慮過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藝術隻是生命的一個特定部分，是與特定地區、特定人類相關聯的一種自我表現的形式，因此，一種藝術的全部歷史可能僅僅是各別發展、各別藝術的累積相加，它們除了名稱和某些技藝、技術細節以外，並無統一的聯繫。
我們知道，每一有機體的生命的節奏、形式和綿延性，以及那一生命的所有表現細節，確實是由它的種類特性所決定的。一個人看見一棵有著千年樹齡的橡樹，決不敢說它是在此時此刻才開始其真正的和固有的歷程。一個人看見一條毛蟲一天天長大，他決不會指望它繼續像這樣長兩三年。在這些情形中，我們絕對確定地感到了一種限度（limit），這種限度感和我們的內在形式感是同一的。反之，在高級人類歷史的情形中，我們有關未來進程的觀點，乃是來自一種視一切歷史經驗、亦即有機經驗形同虛設的無限樂觀精神，因此，每個人都想從偶然的當下因素中去發現這樣一點，即他能夠擴展進入某一驚人的發展係列，進入並非依存於科學證據、而是依存於一廂情願的假設的生存。他根據無限的可能性——絕無自然的終點——去進行工作，且不講究任何技巧，隻是從臨時搭建的積木的端頂去繼續他的空中樓閣。
然而，“人類”本來就既無目標，又無觀念，亦無計劃，與蝴蝶或蘭草等沒什麽兩樣。“人類”隻是一動物學的名稱，是一空洞的字眼。但是，當我們祛除幻影，打破魔圈，立即便會看到驚人地豐富的現實形式——生活及其所具有的無限豐盈性、深度和運動——它們一直以來被一種口頭禪、一種索然無味的圖式和一套個人“理想”所遮蓋著。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線型的歷史的空殼——麵對那無限豐富多樣的事實，它隻有通過使人們緊閉雙眼才能得以保持——而是眾多偉大文化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其母土中勃興起來，並在其整個的生命周期中和那母土緊密聯繫在一起；每一種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類印在自身的意象內；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誌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這裏確實充滿著色彩、光和運動，但理智的眼睛至今仍是視而不見。在這裏，文化、民族、語言、真理、神靈、景觀等等，一如橡樹和石鬆，一如花朵、枝條和樹葉，從盛開又到衰老——但是，“人類”決不會有衰老。每一文化自身的自我表現都有各種新的可能性，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世上不隻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多種，每一種在其最深的本質上決不同於別種，每一種都有生之限期，且自足獨立，一如每一種植物各有不同的花與果，不同的生長與衰落方式。這些文化乃是被提煉的生命精華，它們和田野的花兒一樣無終極目的地生長著。它們和動植物一樣，都屬於歌德所言的活生生的自然，而非牛頓（newton）意義上的死氣沉沉的自然。我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一幅漫無止境的形成與轉變的圖象，一幅有機形式的奇妙的盈虧的圖象。相反，專業的歷史學家則把它看作是絛蟲一類的東西，隻知道不斷地把歷史時代一節節地往自己身上增加。
但是，“古代-中古-近代史”這個係列最終耗盡了自己的用處。它作為一種科學基礎，雖然笨拙、狹隘、膚淺，但我們還沒有別的、並非全然非哲學的形式可以用來排列我們的史實，世界歷史（正如一直以來所理解的）應該感謝這個係列給我們濾去了可以分類的固體殘渣。但是，那一框架勉強能夠容納的世紀的數量早就被超過了，由於我們的歷史材料——尤其是那些不能納入這一框架的材料——數量的迅速增加，圖象已開始變得模糊不清。每個歷史研究者，隻要不是瞎子，都能知道這一點，感覺到這一點，這就像一個將要溺死的人，他抓住他所知道的唯一框架，視作救命稻草。“中世紀”這個詞是萊登大學的霍恩（horn）教授在1667年發明的，現在卻隻能用它來包括一種沒有定形的、不斷增加的堆積，這堆積與所有找不到任何藉口可以分類的東西一樣，隻能從否定的方麵來界定，在兩組（勉強還能接受的安排）中劃歸一組。我們對近代波斯史、阿拉伯史和俄羅斯史的軟弱無力的處理與躊躇難決的論斷就是絕好的例證。但首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可能隱瞞這樣一個事實，即這所謂的世界歷史實際上是一個有限的歷史，最初是有關東地中海地區的歷史，隨後，在大遷徙時（這個事件隻對我們具有重要性，因此被我們大大地誇大了，變成了一件隻對西方有意義，連對阿拉伯都沒有意義的事件），由於場景的突然變換，它就變成了一部西歐-中歐史。當黑格爾天真地宣稱他不打算討論與他的歷史框架不相符的民族的時候，他其實隻是誠實地宣布了一些方法論的前提，這些前提是每個歷史學家為了自己的目標所需要的，是表現在每部歷史著作的編排中的。事實上，決定哪些歷史發展應該嚴肅認真地加以考慮，哪些不必，這本是一種科學的策略。蘭克就是一個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