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沒落，乍看起來，就像相應的古典文化的沒落一樣，乃是限於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的現象；可現在，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後，我們認為，它還是一個哲學問題，它本身就包含了有關存在（being）的每一重大問題。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發現西方文化的命運將以何種形式來完成，我們首先就應當弄清楚：文化是什麽？它與可見的歷史、生命、心靈、自然及心智之間有何種關係？它的表現形式是什麽？這些形式——民族、語言和劃時代、戰爭和觀念、國家和神、藝術和工藝品、科學、法律、經濟類型和世界觀、偉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當作象徵來接受和看待？
二
用來指認死形式的方法是數學定律（mathematicalw），而用來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類比（analogy）。藉助這些方法，我們便能區分世界上的極性（prity）和周期性（periodicity）。
一直以來，一個知識上的問題是，世界歷史的表現形式在數量上是有限的；紀元、劃時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類型重複出現。人們在討論拿破崙（napoleon）時很少不旁及愷撒（c?sar）和亞歷山大（alexander）——我們將看到，從形態學的角度說，在這兩個類比中，第一個很難被接受，第二個則是正確的——而拿破崙本人則認為自己的處境和查理曼（插rlemagne）的處境相類似。法國“革命會議”（revolutionary convention）提到迦太基（carthage）時，常常指的是英格蘭；雅各賓黨人則自稱是羅馬人。其他的此類比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得當或不得當，其中包括：把佛羅倫斯比作雅典，把佛陀（buddha）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會主義，把愷撒時代羅馬的財政巨頭比作美國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是最早的一個熱情的考古學家（考古學本身不就是歷史即重複的意思的一種表現嗎？），他在心理上覺得自己和西塞羅（cicero）有關係，而晚近的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英屬南非的組織者——在自己的藏書室裏就藏有關於愷撒們的古典傳記的特備譯本，他覺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the emperor hadrian）。命定要遭毀滅的瑞典的查理十二（插rles Ⅻ）常常把昆圖斯·庫爾提烏斯（quintus curtius）所著的亞歷山大的傳記隨身放在衣袋裏，其蓄意的用心無非是要去模仿那個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論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錄》（consid-érations）——中對類比法的運用可謂是爐火純青。他把法國人比作腓力（philip）統治下的馬其頓人，而把德國人比作希臘人。他說，“甚至現在，德意誌的溫泉關（the thermope），即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還在腓力的手裏”，這句話準確地寫出了紅衣主教夫勒裏（cardinal fleury）的政策的特徵。我們發現，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與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並論，並把安東尼（antony）和屋大維（octavius）的剝奪公權令（proscriptions）混為一談。
然而，所有這些類比都隻是片斷性的和任意的，通常隻會導致一種暫時的傾向，即不是對歷史形式作真正深刻的領悟，而隻是對其作詩意的或巧妙的表達。
以藝術類比大師蘭克（ranke）的情形為例：我們發現，他所描述的克亞克薩裏（cyaxares）和獵鳥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之間，以及西美利亞人（cimmerians）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之間的相似，從形態學的角度看，不具有任何意義；他還有一個常常被引用的類比，就是把希臘的城邦比作文藝復興時期的共和國，這一類比也極少有意義；至於他把阿爾西比巴德（alcibiades）和拿破崙作比較，盡管有一些道理，但那是偶然作出的。不像嚴謹的數學家，他們總能在門外漢隻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兩組微分方程式之間找到內在的聯繫，蘭克等人的歷史類比使用的是普魯塔克式（plutarchian）或大眾傳奇式的筆觸，其目的僅在於描寫出世界舞台上可資比較的場景而已。
顯而易見，那支配著景物選擇的，根本來說，既非某一原理，亦非歷史必然性的意識，而是一種簡單的個人喜好。我們還遠遠沒有形成任何類比的技巧。各種各樣的類比擁擠在一起（今天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沒有任何的框架或統一性，如果偶然碰對了——就這個詞尚待確定的本質意義而言——那也是由於運氣好，也有少數是出自本能的，但決不是依據某個原理得出的。在這一領域，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著手製定出一套方法，也沒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這裏原本有一個根基，事實上是唯一的根基，由它可對歷史之問題獲得廣泛的解決。
類比法，就其綻露了歷史的有機結構而言，對歷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類比的技巧，由於在發展中受到了一種綜合觀念的影響，本應導出必然的結論和邏輯的定論。但是，迄今為止，人們對類比的理解和運用卻使其變成了一種禍害，因為它使歷史學家隻知順應自己的趣味，而沒有嚴肅地認識到，他們首要的和最艱巨的任務是關心歷史及其類比的象徵主義，結果，歷史的問題甚至至今還沒有獲得理解，更別說獲得解決了。這些類比在許多時候隻是表皮的（例如把愷撒稱作官辦報紙的創始人），有些類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給古典時代的不僅極端複雜而且我們全然陌生的現象加上種種現代的標籤，如社會主義、印象主義、資本主義、僧侶主義等），有時甚至荒誕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賓俱樂部把布魯圖斯（brutus）視作他們的偶像就是明證，這個巧取豪奪的百萬富翁曾以寡頭政治理論為藉口，在貴族元老院的同意之下，謀殺了那位民主人物。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發現西方文化的命運將以何種形式來完成，我們首先就應當弄清楚：文化是什麽？它與可見的歷史、生命、心靈、自然及心智之間有何種關係？它的表現形式是什麽？這些形式——民族、語言和劃時代、戰爭和觀念、國家和神、藝術和工藝品、科學、法律、經濟類型和世界觀、偉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當作象徵來接受和看待？
二
用來指認死形式的方法是數學定律（mathematicalw），而用來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類比（analogy）。藉助這些方法，我們便能區分世界上的極性（prity）和周期性（periodicity）。
一直以來，一個知識上的問題是，世界歷史的表現形式在數量上是有限的；紀元、劃時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類型重複出現。人們在討論拿破崙（napoleon）時很少不旁及愷撒（c?sar）和亞歷山大（alexander）——我們將看到，從形態學的角度說，在這兩個類比中，第一個很難被接受，第二個則是正確的——而拿破崙本人則認為自己的處境和查理曼（插rlemagne）的處境相類似。法國“革命會議”（revolutionary convention）提到迦太基（carthage）時，常常指的是英格蘭；雅各賓黨人則自稱是羅馬人。其他的此類比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得當或不得當，其中包括：把佛羅倫斯比作雅典，把佛陀（buddha）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會主義，把愷撒時代羅馬的財政巨頭比作美國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是最早的一個熱情的考古學家（考古學本身不就是歷史即重複的意思的一種表現嗎？），他在心理上覺得自己和西塞羅（cicero）有關係，而晚近的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英屬南非的組織者——在自己的藏書室裏就藏有關於愷撒們的古典傳記的特備譯本，他覺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the emperor hadrian）。命定要遭毀滅的瑞典的查理十二（插rles Ⅻ）常常把昆圖斯·庫爾提烏斯（quintus curtius）所著的亞歷山大的傳記隨身放在衣袋裏，其蓄意的用心無非是要去模仿那個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論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錄》（consid-érations）——中對類比法的運用可謂是爐火純青。他把法國人比作腓力（philip）統治下的馬其頓人，而把德國人比作希臘人。他說，“甚至現在，德意誌的溫泉關（the thermope），即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還在腓力的手裏”，這句話準確地寫出了紅衣主教夫勒裏（cardinal fleury）的政策的特徵。我們發現，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與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並論，並把安東尼（antony）和屋大維（octavius）的剝奪公權令（proscriptions）混為一談。
然而，所有這些類比都隻是片斷性的和任意的，通常隻會導致一種暫時的傾向，即不是對歷史形式作真正深刻的領悟，而隻是對其作詩意的或巧妙的表達。
以藝術類比大師蘭克（ranke）的情形為例：我們發現，他所描述的克亞克薩裏（cyaxares）和獵鳥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之間，以及西美利亞人（cimmerians）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之間的相似，從形態學的角度看，不具有任何意義；他還有一個常常被引用的類比，就是把希臘的城邦比作文藝復興時期的共和國，這一類比也極少有意義；至於他把阿爾西比巴德（alcibiades）和拿破崙作比較，盡管有一些道理，但那是偶然作出的。不像嚴謹的數學家，他們總能在門外漢隻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兩組微分方程式之間找到內在的聯繫，蘭克等人的歷史類比使用的是普魯塔克式（plutarchian）或大眾傳奇式的筆觸，其目的僅在於描寫出世界舞台上可資比較的場景而已。
顯而易見，那支配著景物選擇的，根本來說，既非某一原理，亦非歷史必然性的意識，而是一種簡單的個人喜好。我們還遠遠沒有形成任何類比的技巧。各種各樣的類比擁擠在一起（今天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沒有任何的框架或統一性，如果偶然碰對了——就這個詞尚待確定的本質意義而言——那也是由於運氣好，也有少數是出自本能的，但決不是依據某個原理得出的。在這一領域，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著手製定出一套方法，也沒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這裏原本有一個根基，事實上是唯一的根基，由它可對歷史之問題獲得廣泛的解決。
類比法，就其綻露了歷史的有機結構而言，對歷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類比的技巧，由於在發展中受到了一種綜合觀念的影響，本應導出必然的結論和邏輯的定論。但是，迄今為止，人們對類比的理解和運用卻使其變成了一種禍害，因為它使歷史學家隻知順應自己的趣味，而沒有嚴肅地認識到，他們首要的和最艱巨的任務是關心歷史及其類比的象徵主義，結果，歷史的問題甚至至今還沒有獲得理解，更別說獲得解決了。這些類比在許多時候隻是表皮的（例如把愷撒稱作官辦報紙的創始人），有些類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給古典時代的不僅極端複雜而且我們全然陌生的現象加上種種現代的標籤，如社會主義、印象主義、資本主義、僧侶主義等），有時甚至荒誕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賓俱樂部把布魯圖斯（brutus）視作他們的偶像就是明證，這個巧取豪奪的百萬富翁曾以寡頭政治理論為藉口，在貴族元老院的同意之下，謀殺了那位民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