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那些永久地生活在昨天而又歡迎每一種僅為明天打算的觀念的覓路者的人們，立刻會發出“悲觀主義”的呼聲。但是，對於那些把探究行動之源泉等同於行動本身的人而言，對於那些隻會搬弄定義而不知道命運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書不是為他們而寫的。
我所說的理解世界，即是與世界合一。至關重要的是生活的嚴峻現實，而不是唯心主義的鴕鳥式哲學所提出的關於生活的概念。凡是不為浮詞所動的人，就不會認為本書所述是悲觀主義的；至於其他的人，則不足掛齒。為了便利那想要窺視生活而不是尋求定義的認真的讀者，我已——由於正文過於壓縮——在附註中提到了許多著作，它們將把那種匆匆的一瞥帶到更遠的知識領域。
最後，我覺得應當再次提及兩個人的名字，我所做的一切，實際上都應歸功於他們：歌德和尼采。歌德給了我方法，尼採給了我質疑的能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話說出我與尼采的關係，我會這樣說：我把他的“展觀”（outlook）變成了一種“俯瞰”（overlook）。至於歌德，在整個的思維方式上，他乃是萊布尼茨的門徒，盡管他自己並不知道這一點。故而，這份終於（連我自己也感到詫異）在我手中形成的東西，雖則這些年來我遭受過不幸與唾棄，我還是可以自認、並驕傲地稱其是一種德國哲學。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1922年12月於哈爾茨的布蘭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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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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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中譯本是據查爾斯·弗蘭西斯·阿特金森（插rles francis atkinson）的英譯本譯出，該英譯本的第一卷出版於1926年，第二卷出版於1928年。
二、《西方的沒落》在國內已有兩個中譯本，一個是商務印書館於1963年出版的（齊世榮等翻譯），該版隻譯出了原書的第二卷，另一個是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於1986年出版的（陳曉林譯），該版是原書的一個縮譯。這兩個譯本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為新的中譯本打下了一個基礎，它們的作用乃至影響在這個新譯本中有所顯示。在此要對前輩們的工作表示真誠的敬意和感謝。
三、《西方的沒落》是一本寫得並不算晦澀、但卻十分難讀的著作，書中幾乎每一頁都涉及到大量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而作者又對這些人物和事件未作任何注釋，尤其許多國王或皇帝的名字，他都隻提到帝號，可在西方歷史中，使用相同帝號的人常常有許多，而英譯本對這些也都沒有給出注釋，這給一般讀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為了方便讀者，該中譯本對書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些特殊術語在第一次出現時盡可能給出注釋，相隔較遠者或語境不同者，將依據需要重加注釋。但限於篇幅，有些注釋可能還過於簡單。
四、書中的人名、地名、關鍵名詞，首次出現時，一律附英文，有些術語在不同語境中有不同譯法，也附以英文。書中還有大量希臘文、拉丁文，在譯文中也附出原文。
五、中譯本的邊碼為英譯本的頁碼。
六、書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盡可能採用約定俗成的譯法，有多個譯法的選其一種，沒有慣例的則由譯者自譯。
七、翻譯是一門遺憾的藝術，每次麵對完成的譯稿，總有一種“距離感”（與原文有距離），總覺得還應當推敲得更準確、更妥帖一些。對於斯賓格勒的這本書而言，這種感覺猶甚。正是因此，我把每一本譯作皆視作“未完成稿”——有待更有識見的讀者和批評者去完成。
八、感謝我身邊的所有朋友和我的充滿朝氣的研究生們，他（她）們給我的孤獨的生活添加了無限的樂趣，他（她）們的期許，是我需要在這個世界中挺身而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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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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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這本書中，我第一次做出大膽的嚐試，想去預斷歷史，想在一種文化的命運中去追蹤尚未被人涉足過的各個階段，尤其是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星球上那唯一實際上已處於完成狀態的文化的各個階段，那就是西歐及美洲文化。
迄今為止，解決這樣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的可能性顯然還從未被人看到過，即使有人看到了，解決它的方法或者是完全未被懷疑，或者是——至多——利用得還不夠充分。
歷史存在邏輯嗎？在各自分離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難以數計的因素之外，是不是還有一種我們可稱之為歷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結構，一種本質上獨立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諸外部形式——社會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的東西？這種種的現實性果真不是次要的或由上述東西派生出來的嗎？世界歷史（world-history）是不是會經常把某些重大特徵呈現在的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持久性來證明某些結論？如果是這樣，那從這類前提出發所做的推論，又能達到何等限度？
我們有可能在生命本身之中找到一係列必須經歷、且必須按照某一強製性的必要順序去經歷的階段嗎？因為人類歷史原本就是一些強有力的生命歷程的總和，而這些生命歷程，在習慣的思維和表達中，通過冠以諸如“古典文化”、“中國文化”或“現代文明”這些高級實體之名，而被賦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徵。對於一切有機的東西來說，誕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這些概念在這一領域是不是也具有至今還沒有被人抽取出來的嚴肅意義呢？簡而言之，是否所有的歷史都奠基於一般的傳記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呢？
我所說的理解世界，即是與世界合一。至關重要的是生活的嚴峻現實，而不是唯心主義的鴕鳥式哲學所提出的關於生活的概念。凡是不為浮詞所動的人，就不會認為本書所述是悲觀主義的；至於其他的人，則不足掛齒。為了便利那想要窺視生活而不是尋求定義的認真的讀者，我已——由於正文過於壓縮——在附註中提到了許多著作，它們將把那種匆匆的一瞥帶到更遠的知識領域。
最後，我覺得應當再次提及兩個人的名字，我所做的一切，實際上都應歸功於他們：歌德和尼采。歌德給了我方法，尼採給了我質疑的能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話說出我與尼采的關係，我會這樣說：我把他的“展觀”（outlook）變成了一種“俯瞰”（overlook）。至於歌德，在整個的思維方式上，他乃是萊布尼茨的門徒，盡管他自己並不知道這一點。故而，這份終於（連我自己也感到詫異）在我手中形成的東西，雖則這些年來我遭受過不幸與唾棄，我還是可以自認、並驕傲地稱其是一種德國哲學。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1922年12月於哈爾茨的布蘭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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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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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中譯本是據查爾斯·弗蘭西斯·阿特金森（插rles francis atkinson）的英譯本譯出，該英譯本的第一卷出版於1926年，第二卷出版於1928年。
二、《西方的沒落》在國內已有兩個中譯本，一個是商務印書館於1963年出版的（齊世榮等翻譯），該版隻譯出了原書的第二卷，另一個是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於1986年出版的（陳曉林譯），該版是原書的一個縮譯。這兩個譯本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為新的中譯本打下了一個基礎，它們的作用乃至影響在這個新譯本中有所顯示。在此要對前輩們的工作表示真誠的敬意和感謝。
三、《西方的沒落》是一本寫得並不算晦澀、但卻十分難讀的著作，書中幾乎每一頁都涉及到大量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而作者又對這些人物和事件未作任何注釋，尤其許多國王或皇帝的名字，他都隻提到帝號，可在西方歷史中，使用相同帝號的人常常有許多，而英譯本對這些也都沒有給出注釋，這給一般讀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為了方便讀者，該中譯本對書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些特殊術語在第一次出現時盡可能給出注釋，相隔較遠者或語境不同者，將依據需要重加注釋。但限於篇幅，有些注釋可能還過於簡單。
四、書中的人名、地名、關鍵名詞，首次出現時，一律附英文，有些術語在不同語境中有不同譯法，也附以英文。書中還有大量希臘文、拉丁文，在譯文中也附出原文。
五、中譯本的邊碼為英譯本的頁碼。
六、書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盡可能採用約定俗成的譯法，有多個譯法的選其一種，沒有慣例的則由譯者自譯。
七、翻譯是一門遺憾的藝術，每次麵對完成的譯稿，總有一種“距離感”（與原文有距離），總覺得還應當推敲得更準確、更妥帖一些。對於斯賓格勒的這本書而言，這種感覺猶甚。正是因此，我把每一本譯作皆視作“未完成稿”——有待更有識見的讀者和批評者去完成。
八、感謝我身邊的所有朋友和我的充滿朝氣的研究生們，他（她）們給我的孤獨的生活添加了無限的樂趣，他（她）們的期許，是我需要在這個世界中挺身而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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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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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這本書中，我第一次做出大膽的嚐試，想去預斷歷史，想在一種文化的命運中去追蹤尚未被人涉足過的各個階段，尤其是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星球上那唯一實際上已處於完成狀態的文化的各個階段，那就是西歐及美洲文化。
迄今為止，解決這樣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的可能性顯然還從未被人看到過，即使有人看到了，解決它的方法或者是完全未被懷疑，或者是——至多——利用得還不夠充分。
歷史存在邏輯嗎？在各自分離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難以數計的因素之外，是不是還有一種我們可稱之為歷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結構，一種本質上獨立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諸外部形式——社會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的東西？這種種的現實性果真不是次要的或由上述東西派生出來的嗎？世界歷史（world-history）是不是會經常把某些重大特徵呈現在的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持久性來證明某些結論？如果是這樣，那從這類前提出發所做的推論，又能達到何等限度？
我們有可能在生命本身之中找到一係列必須經歷、且必須按照某一強製性的必要順序去經歷的階段嗎？因為人類歷史原本就是一些強有力的生命歷程的總和，而這些生命歷程，在習慣的思維和表達中，通過冠以諸如“古典文化”、“中國文化”或“現代文明”這些高級實體之名，而被賦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徵。對於一切有機的東西來說，誕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這些概念在這一領域是不是也具有至今還沒有被人抽取出來的嚴肅意義呢？簡而言之，是否所有的歷史都奠基於一般的傳記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