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階段的人群都是一些小的共同體，完全消失在廣袤的景色中，麵對著強大有力的獸群或自然力量而掙紮鬥爭。“遠古的人類是一種四處奔走的動物，一種其醒覺意識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摸索的存在，它整個地就是一個小宇宙，不受地點或家庭的奴役，感覺敏銳但又充滿不安，總是警覺地驅逐著某些敵對的自然因素。”正是迫於大宇宙或自然界的這種直接的威脅，使得在原始生存中所有小宇宙的表現，不論其為神話、習俗、技術方麵，還是在裝飾方麵，均隻服從於當下的壓力，其持續期限、發展速度和發展趨勢並無所謂的定則，其相互之間亦無內在的關係，例如在各類裝飾與同時代的組織之間、在神靈崇拜與農藝種類之間，並無必然的內在聯繫。原始文化“本質上是混沌的；原始文化不是一個有機體，也不是有機體的總和。”處於這個階段的文化有：古埃及的提尼泰時期（公元前3400～前3000年）、古希臘的邁錫尼時期（公元前1600～前1100年）、中國的商朝（公元前1700～前1300年）、印度的吠陀宗教時期（公元前1500～前1200年）、西方的墨洛溫王朝時期等等。
隨著意識的覺醒，混沌的意識和前文化階段的人類“突然地”跨入了歷史，跨入了“文化”或“高級文化”階段，原始人成長為真正擁有歷史的“文化人”。“高級文化即是某個單一的巨大有機體的醒覺存在，這個有機體不僅使習俗、神話、技術和藝術，而且使並存於其中的民族和階級，都成為某個單一的形式語言和某個單一的歷史的容器。”這就是說，原始文化與高級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在前者那裏，文化的各個事物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各自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特殊途徑中發展，相互之間缺乏必然的聯繫，而在高級文化中，文化的各個方麵被包容在一個單獨的有機體中，共享著某個單一的形式語言和單一的歷史。
高級文化的發展又有早期階段和晚期階段。
在早期階段，農業成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曾經敵對的自然現在變成了朋友，土地變成了“家鄉”，人的存在是一種植物性的存在，人的心靈是一種鄉村的心靈，並在鄉村的基礎上形成了城鎮。城鎮也是一種植物性的存在，一種依照其自然的命運本然地生長的存在。與鄉村和城鎮的充盈的景觀聯繫在一起，一種偉大的文化的高級形式語言也應運而生。斯賓格勒說，“一切偉大的文化都是城鎮文化”，文化人類乃是一種束縛於城鎮的動物，民族、國家、政治、宗教、各種藝術以及各種科學，都無不以城鎮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作為基礎，尤其是，伴隨城鎮的出現，也誕生了一種“城鎮的心靈”，一種完全新型的群眾的心靈，這心靈尚未有晚期階段的那種醒覺意識，但卻是一個可見的實體，有自己的形式和歷史，亦有自己的文化象徵和風格。“束縛於土地的、植物性的宇宙的情感，從來沒有像在早期的小城鎮的建築中那樣有力地表現出來，這些小城鎮不過是圍繞一個市場或一個城堡或一個禮拜場所的幾條街道而已。如果說有什麽地方能表明每一種宏偉風格本身就是植物性的，那就是這裏。多立克圓柱、埃及金字塔、哥德式教堂，是從地上生長出來的，它們命中注定是真摯的、龐大的，是沒有醒覺意識的存在。”
在城鎮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事件莫過於兩大原始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出現。這兩個等級是自行形成的，但它自一開始就把自己提升到農民之上，從此，大貴族與小貴族之間的對立、國王與屬臣之間的對立、世俗力量與精神力量之間的對立，就成了一切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由於貴族和僧侶的出現，早期文化中產生了兩個基本的象徵：城堡和教堂。城堡代表著世俗的權力和生活，即貴族統治下的世俗組織和生活秩序；教堂則代表著來自天國的神聖權力和生活，即僧侶階級所創造的宗教組織和神聖禮儀。斯賓格勒認為，貴族與僧侶兩大等級的關係與命運，揭示了高級文化的本質特徵。他們既不同於原始時期氏族的種性，也不同於先於他們而出現的農民和後於他們而出現的城市的市民，他們是高級文化的精英，他們的生命處處受到一種象徵性的尊嚴的支持。“這些生命並不是僅僅為了活著而活著，而是為了有意義而活著。”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正是所有自由地活動的生命的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整體性的存在，另一方麵是整體性的醒覺意識。”更具體地說：貴族是時間的活生生的象徵，僧侶是空間的活生生的象徵；貴族生活在一個事實的世界裏麵，僧侶生活在一個真理的世界裏麵；一個有機智，一個有知識；一個是實幹家，一個是思想家；貴族的世界感本質上是脈動感；僧侶的世界感整個地是由張力而生。原則上，貴族和僧侶是相互排斥的，但兩者又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他們總是通過對方來映照和實現自己。
但是，小宇宙中存在與醒覺存在之間的矛盾必然使得貴族和僧侶這兩個等級最終走向彼此的對立，世俗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在結構上和傾向上的差異，使得兩者之間不可能徹底協調的矛盾最終隻能是通過無休止的戰爭來解決，而在這一無休止的衝突和戰爭過程中，貴族和僧侶將同時失去其原本的意義和本質：貴族從他的權力意誌中產生了征伐、政治和法律，從他的強盜意誌中產生了貿易、經濟和貨幣，而這一切最後都將成為顛覆他的力量；在僧侶的方麵，從以前純宗教的學問中又分化出了世俗的學問，並且後者逐漸地反抗和壓倒了前者，教會也從一個純精神的教會變成了一個戰鬥的教會，從真理的世界走進了事實的世界，且日益受到生活的政治方麵的力量的支配。最終，隨著城市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第三等級的出現，貴族和僧侶將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高級文化也從早期階段進入到晚期階段。
隨著意識的覺醒，混沌的意識和前文化階段的人類“突然地”跨入了歷史，跨入了“文化”或“高級文化”階段，原始人成長為真正擁有歷史的“文化人”。“高級文化即是某個單一的巨大有機體的醒覺存在，這個有機體不僅使習俗、神話、技術和藝術，而且使並存於其中的民族和階級，都成為某個單一的形式語言和某個單一的歷史的容器。”這就是說，原始文化與高級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在前者那裏，文化的各個事物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各自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特殊途徑中發展，相互之間缺乏必然的聯繫，而在高級文化中，文化的各個方麵被包容在一個單獨的有機體中，共享著某個單一的形式語言和單一的歷史。
高級文化的發展又有早期階段和晚期階段。
在早期階段，農業成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曾經敵對的自然現在變成了朋友，土地變成了“家鄉”，人的存在是一種植物性的存在，人的心靈是一種鄉村的心靈，並在鄉村的基礎上形成了城鎮。城鎮也是一種植物性的存在，一種依照其自然的命運本然地生長的存在。與鄉村和城鎮的充盈的景觀聯繫在一起，一種偉大的文化的高級形式語言也應運而生。斯賓格勒說，“一切偉大的文化都是城鎮文化”，文化人類乃是一種束縛於城鎮的動物，民族、國家、政治、宗教、各種藝術以及各種科學，都無不以城鎮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作為基礎，尤其是，伴隨城鎮的出現，也誕生了一種“城鎮的心靈”，一種完全新型的群眾的心靈，這心靈尚未有晚期階段的那種醒覺意識，但卻是一個可見的實體，有自己的形式和歷史，亦有自己的文化象徵和風格。“束縛於土地的、植物性的宇宙的情感，從來沒有像在早期的小城鎮的建築中那樣有力地表現出來，這些小城鎮不過是圍繞一個市場或一個城堡或一個禮拜場所的幾條街道而已。如果說有什麽地方能表明每一種宏偉風格本身就是植物性的，那就是這裏。多立克圓柱、埃及金字塔、哥德式教堂，是從地上生長出來的，它們命中注定是真摯的、龐大的，是沒有醒覺意識的存在。”
在城鎮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事件莫過於兩大原始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出現。這兩個等級是自行形成的，但它自一開始就把自己提升到農民之上，從此，大貴族與小貴族之間的對立、國王與屬臣之間的對立、世俗力量與精神力量之間的對立，就成了一切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由於貴族和僧侶的出現，早期文化中產生了兩個基本的象徵：城堡和教堂。城堡代表著世俗的權力和生活，即貴族統治下的世俗組織和生活秩序；教堂則代表著來自天國的神聖權力和生活，即僧侶階級所創造的宗教組織和神聖禮儀。斯賓格勒認為，貴族與僧侶兩大等級的關係與命運，揭示了高級文化的本質特徵。他們既不同於原始時期氏族的種性，也不同於先於他們而出現的農民和後於他們而出現的城市的市民，他們是高級文化的精英，他們的生命處處受到一種象徵性的尊嚴的支持。“這些生命並不是僅僅為了活著而活著，而是為了有意義而活著。”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正是所有自由地活動的生命的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整體性的存在，另一方麵是整體性的醒覺意識。”更具體地說：貴族是時間的活生生的象徵，僧侶是空間的活生生的象徵；貴族生活在一個事實的世界裏麵，僧侶生活在一個真理的世界裏麵；一個有機智，一個有知識；一個是實幹家，一個是思想家；貴族的世界感本質上是脈動感；僧侶的世界感整個地是由張力而生。原則上，貴族和僧侶是相互排斥的，但兩者又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他們總是通過對方來映照和實現自己。
但是，小宇宙中存在與醒覺存在之間的矛盾必然使得貴族和僧侶這兩個等級最終走向彼此的對立，世俗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在結構上和傾向上的差異，使得兩者之間不可能徹底協調的矛盾最終隻能是通過無休止的戰爭來解決，而在這一無休止的衝突和戰爭過程中，貴族和僧侶將同時失去其原本的意義和本質：貴族從他的權力意誌中產生了征伐、政治和法律，從他的強盜意誌中產生了貿易、經濟和貨幣，而這一切最後都將成為顛覆他的力量；在僧侶的方麵，從以前純宗教的學問中又分化出了世俗的學問，並且後者逐漸地反抗和壓倒了前者，教會也從一個純精神的教會變成了一個戰鬥的教會，從真理的世界走進了事實的世界，且日益受到生活的政治方麵的力量的支配。最終，隨著城市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第三等級的出現，貴族和僧侶將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高級文化也從早期階段進入到晚期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