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斯賓格勒把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的觀念作了一種象徵主義的處理。所謂“活生生的自然”，即是一種原始的生命力，一種基本的宇宙衝動，其最根本的特性就是要在一個對象上表現自身、實現自身，由此就形成了人類歷史中的各種文化現象。在《西方的沒落》中，斯賓格勒時常引用歌德《浮士德》終局時的一句話來說明他的中心思想：“一切無常事物，無非譬如一場。”就是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歷史的事件、一切藝術的行為，都不過是那偉大的奧秘的真理的一種表現，是一切存在之川流的一種“象徵”：“政治形式與經濟形式、戰爭與藝術、科學與神、數學與道德。所有這一切，不論變成了什麽，都隻是一種象徵，隻是心靈的表現。一種象徵，隻有當擁有了人的知識的時候，它才能揭示自身。它討厭定律的約束。它需要的是它的意義能夠被感覺到。這樣，研究才能達致一個最終的或最高的真理——‘一切無常事物，無非譬如一場。’”
文化不過是生命的一種象徵性的表現，它是歷史之中的生命所展示的一種世界圖象，因此，對歷史和生命的奧秘的探尋必須透過這些象徵和圖象來進行，斯賓格勒把這種方法稱之為“觀相”的方法，並明確地稱其是歌德的方法：“如果我們得知了觀相的節奏，就有可能從裝飾、建築、雕刻的散落的片斷中，從沒有聯繫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歷史的各個時代的有機特徵，並從藝術表現領域已知的要素中發現政治形式的領域對應的要素，從數學形式的要素中讀出經濟的要素。這是一種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實上，它根基於歌德的原初現象的概念——它已經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現在比較動物學中，但還可以擴展，直至迄今為止無人敢奢望的整個歷史領域。”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歌德並沒有談論過什麽“觀相”的方法，恰恰相反，叔本華倒是常常把“觀相”視作“直觀”的同義詞加以運用。這又是斯賓格勒的一次障眼法！
那麽，何謂“觀相”的方法？簡而言之，這就是一種直觀的方法，一種訴諸於心靈的內視的方法，它有賴的不是自然的定律和因果關係，而是個體的精神慧眼，是個體對歷史中的生命的切身體驗。在斯賓格勒看來，實證史學隻看到歷史的事實，隻知道在事實中去尋求因果聯繫，而忽視了事實背後還有更根本的意義，還有形而上的意味，它們是自然的定律和因果的關係所不可能把握的。有時候，斯賓格勒還以“井蛙之見”和“鳥瞰”來分別指謂實證的方法和他的觀相的方法：前者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是分析的、機械的、限於局部的，而後者是整體的，是想像的、象徵的，甚至是不可言傳的。我們甚至可以在預言、預測的意義上來理解斯賓格勒的觀相術：觀相即是通過可見的形式和表現來對某一個體的過去與未來的命運的預斷，由於任何個體都是歷史長河中的個體，都是某一文化中的個體，故而，一方麵，它的命運即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命運的暗示，而另一方麵，要透視它的命運，就必須有一種在文化和歷史中進行直觀和綜合的能力。這樣，我們才能在一種形態學的關係中來把握有機體的內在結構。斯賓格勒視發現觀相的方法是20世紀史學實現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重要途徑，他說：“然而，在目前，我們正在尋找各種處理歷史的方法，想以此完全地擺脫達爾文主義的方法，即那種建立在因果關係基礎上的係統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但這隻是徒勞。一種精密的、明晰的、確知自己的意義與局限的觀相的方法尚未出現，隻有當我們發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方法之後，那觀相的方法才會出現。20世紀有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去仔細地探究有機單位的內在結構——世界歷史就是通過這結構並在這結構內完成自身的——把形態學上必然的形式與偶然的形式區分開來，並通過抓住事件的主旨去確定它們藉以言說的語言。”
歌德哲學的精神——簡而言之，就是尋求心靈與世界的統一——是根植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但他的哲學在一定意義上說也終止於一個時代，雖說在整個19世紀乃至20世紀，他的偉大的精神仍不時給人以啟示，但已很難化為一種現實的力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思想轉向了另一種偉大的精神，這個精神以一個偉大的先知的名字而響徹20世紀，那就是尼采。斯賓格勒稱尼採給了他“質疑的能力”，可這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質疑能力，斯賓格勒未予說明。我們認為，在斯賓格勒那裏，這能力可歸結為尼采的那個著名的短語，就是“重估一切價值”。應當說，斯賓格勒對文明的批判、對民主政治的反思、對道德現象的思考，都深深浸染著尼采的懷疑精神，以致他甚至稱自己的哲學是“文明”時期的一種真正的“懷疑主義”。而最為根本的，應當說是他的“文化沒落論”中所顯示出的尼采的靈光，至少我們可以說，若是沒有尼采的“錘子哲學”對文明之堅硬軀殼的怒砸，斯賓格勒的“沒落”論調還能那樣擲地有聲嗎？！若是沒有尼采的“強力意誌”的迸發，斯賓格勒身上的“浮士德精神”還能如此奔湧不息嗎？！不妨順便作一個“類比”：斯賓格勒提到過尼采的許多作品，尤其是後期的作品，但有一部作品他居然沒有提及，雖然他從這部作品中借用了一個重要的概念——“阿波羅式的”心靈或精神。那就是尼采的成名作《悲劇的誕生》（1872年）若以斯賓格勒的慧眼視之，那其實就是一部“古典文化的沒落”——他的“遺漏”是有意的嗎？
文化不過是生命的一種象徵性的表現，它是歷史之中的生命所展示的一種世界圖象，因此，對歷史和生命的奧秘的探尋必須透過這些象徵和圖象來進行，斯賓格勒把這種方法稱之為“觀相”的方法，並明確地稱其是歌德的方法：“如果我們得知了觀相的節奏，就有可能從裝飾、建築、雕刻的散落的片斷中，從沒有聯繫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歷史的各個時代的有機特徵，並從藝術表現領域已知的要素中發現政治形式的領域對應的要素，從數學形式的要素中讀出經濟的要素。這是一種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實上，它根基於歌德的原初現象的概念——它已經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現在比較動物學中，但還可以擴展，直至迄今為止無人敢奢望的整個歷史領域。”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歌德並沒有談論過什麽“觀相”的方法，恰恰相反，叔本華倒是常常把“觀相”視作“直觀”的同義詞加以運用。這又是斯賓格勒的一次障眼法！
那麽，何謂“觀相”的方法？簡而言之，這就是一種直觀的方法，一種訴諸於心靈的內視的方法，它有賴的不是自然的定律和因果關係，而是個體的精神慧眼，是個體對歷史中的生命的切身體驗。在斯賓格勒看來，實證史學隻看到歷史的事實，隻知道在事實中去尋求因果聯繫，而忽視了事實背後還有更根本的意義，還有形而上的意味，它們是自然的定律和因果的關係所不可能把握的。有時候，斯賓格勒還以“井蛙之見”和“鳥瞰”來分別指謂實證的方法和他的觀相的方法：前者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是分析的、機械的、限於局部的，而後者是整體的，是想像的、象徵的，甚至是不可言傳的。我們甚至可以在預言、預測的意義上來理解斯賓格勒的觀相術：觀相即是通過可見的形式和表現來對某一個體的過去與未來的命運的預斷，由於任何個體都是歷史長河中的個體，都是某一文化中的個體，故而，一方麵，它的命運即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命運的暗示，而另一方麵，要透視它的命運，就必須有一種在文化和歷史中進行直觀和綜合的能力。這樣，我們才能在一種形態學的關係中來把握有機體的內在結構。斯賓格勒視發現觀相的方法是20世紀史學實現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重要途徑，他說：“然而，在目前，我們正在尋找各種處理歷史的方法，想以此完全地擺脫達爾文主義的方法，即那種建立在因果關係基礎上的係統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但這隻是徒勞。一種精密的、明晰的、確知自己的意義與局限的觀相的方法尚未出現，隻有當我們發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方法之後，那觀相的方法才會出現。20世紀有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去仔細地探究有機單位的內在結構——世界歷史就是通過這結構並在這結構內完成自身的——把形態學上必然的形式與偶然的形式區分開來，並通過抓住事件的主旨去確定它們藉以言說的語言。”
歌德哲學的精神——簡而言之，就是尋求心靈與世界的統一——是根植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但他的哲學在一定意義上說也終止於一個時代，雖說在整個19世紀乃至20世紀，他的偉大的精神仍不時給人以啟示，但已很難化為一種現實的力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思想轉向了另一種偉大的精神，這個精神以一個偉大的先知的名字而響徹20世紀，那就是尼采。斯賓格勒稱尼採給了他“質疑的能力”，可這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質疑能力，斯賓格勒未予說明。我們認為，在斯賓格勒那裏，這能力可歸結為尼采的那個著名的短語，就是“重估一切價值”。應當說，斯賓格勒對文明的批判、對民主政治的反思、對道德現象的思考，都深深浸染著尼采的懷疑精神，以致他甚至稱自己的哲學是“文明”時期的一種真正的“懷疑主義”。而最為根本的，應當說是他的“文化沒落論”中所顯示出的尼采的靈光，至少我們可以說，若是沒有尼采的“錘子哲學”對文明之堅硬軀殼的怒砸，斯賓格勒的“沒落”論調還能那樣擲地有聲嗎？！若是沒有尼采的“強力意誌”的迸發，斯賓格勒身上的“浮士德精神”還能如此奔湧不息嗎？！不妨順便作一個“類比”：斯賓格勒提到過尼采的許多作品，尤其是後期的作品，但有一部作品他居然沒有提及，雖然他從這部作品中借用了一個重要的概念——“阿波羅式的”心靈或精神。那就是尼采的成名作《悲劇的誕生》（1872年）若以斯賓格勒的慧眼視之，那其實就是一部“古典文化的沒落”——他的“遺漏”是有意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