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春才弄清比較準確的人口登記數字。農村居民中共有五千四百萬男丁。從他們身上徵收的稅款規定用於供養陸軍。每丁男性居民，不論他是吃奶的嬰兒，還是高齡老人，每年都必須繳納七十四戈比的人頭稅。
為什麽繳納的稅款來這麽一個零頭，不是七十或七十五，而恰恰是七十四戈比呢？原來供養陸軍每年需要四百萬盧布。把這個數目除以納稅人的數目（五千四百萬人），得數正好是七十四戈比一個人。不過從未按此數額徵收過稅款，因為葉卡捷琳娜一世為了慶祝她1725年1月登基，把人頭稅減免了四戈比。
人頭稅本應取代所有舊時的捐稅。沙皇答應過，不論是現金稅、糧食稅，還是大車稅都不得超過七十四戈比。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稅製改革大大提高了農民向國家納稅的數額，但由於缺乏可以對比的資料，無法確定人頭稅比農戶稅究竟加重了多少。1724年國家預算的收入部分，比1680年增加了兩倍。但決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認為1724年農民的人頭稅負擔比1680年重兩倍。
國家收入增加，一部分來自人口的自然增長。此外，在四十年的時間裏，勞動生產率也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提高。手工業，特別是工廠工業的這種增長更為顯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由於耕作技術的改進和在生產中使用鐵製工具也提高了。最後一點就是，國家收入增加，還由於在此以前並不納稅的人口（地主家的僕役和流浪漢等）也開始納稅的結果。
這次人口普查，不僅使國庫收入有所增加，而且還具有社會意義。這就是：它把從前不受封建剝削的大量農村人口也列入這種剝削的範圍。他們是俄國北方耕種國家土地的農民、西伯利亞的種田人，伏爾加河中遊繳納皮毛實物稅的牧民（楚瓦什人，摩爾多瓦人、車累米西人等）。過去隻向他們徵收國稅。稅製改革把所有這類人口都納入了國家農民這一類，向他們也和向地主和修道院所屬的農民一樣，開始徵收封建貢賦。
向城市人口徵收的人頭稅，每個男人是一盧布二十戈比。
稅製改革將彼得的社會政策的內容和傾向性暴露得一清二楚。此外，稅製改革也說明了革新賴以進行的物質資源的來源，因為無論是供養日趨龐大的正規陸、海軍和行政機構、修建宮殿和宏偉的政府大廈，建立文化教育和科學機構以及建立官辦工業，無不需要資金。農民和城市居民從財政上為這些改革的實施提供了保障。
另一個負責財政事務的院是財政支付院，它掌管國家支出，審批國家機關、陸海軍、外交、教育等方麵的開支數額。領導這個院的是彼得的親信穆辛一普希金伯爵。
以多爾戈魯基公爵為首的財政監督院負責監督資金支出。
輕工業由工廠管理院領導，採礦事務由礦務院領導，對外貿易由商務院領導。負責管理工商業的這三個院，在過去的衙門體製中實際上缺如。彼得任命托爾斯泰為商務院院長；諾沃西爾采夫為工廠管理院院長；歸化俄國的蘇格蘭人布留斯為礦務院院長。一個院不是由俄國官吏，而是由一位外國人領導，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其他情況下，外國專家要麽是當副院長，要麽是任各院顧問。雅科夫·瓦西裏莫維奇·布留斯是一個有經驗的炮兵專家、採礦內行，因而受到彼得的特別器重。
同這些院並列的還有其他許多中央機構。其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宗教事務管理局。這是教會的最高機關。
據說，沙皇有一次出席主教會議，發現他們想立一位大主教。於是彼得從口袋裏掏出一份《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不由分說他說道：“你們想立一名大主教，這就是。”他用另一隻手拔出一柄短劍，往桌子上一插，對那些心懷不滿的人補充說，“這把上等寶劍送給異想天開者的大主教！”
彼得把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的位置，留給年邁的總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他已不大管事。再說上任一年以後他就去世了。這個局事實上的領導人是沙皇宗教改革的左右手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普羅科波維奇製訂了宗教事務管理局的規程——《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他還參加起草了一些有關改革宗教和寺院事務的最重要的詔令。
《宗教事務管理條例》把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成員與其他世俗機構的官吏同等看待。他們和所有官吏一樣，宣誓效忠皇帝，無條件地執行皇帝的全部聖諭。主教不得以任何理由幹預世俗事務和儀式。因此，教會就完全從屬於世俗的政權了，為了“國家的利益”，向神甫懺悔的內容保密的一貫作法已形同虛設。1722年，這個局根據彼得的口頭指示，發布了一道指令，責成所有神甫，在弄清懺悔人想要“背叛或造反”的意圖之後，立即向當局報告。
起初，各院院長同時兼任樞密官。這就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樞密院是由應受其指導和監督的各院院長組成。另一方麵，院長得完成樞密院的職務，這就使他們不能直接關心院的工作。1722年，彼得承認，“此事開始時考慮不周”，於是改進了這個錯誤，隻把三個“首要”院的院長留作樞密官。但沙皇的這一親筆詔令未能施行。原來，樞密院空出的缺沒有人補。過了幾個月，彼得隻得又恢復老樣子，命令：“現因樞密院中缺人”，為領導各院而被解除樞密院職務之各院長應到職視事，每周不超過兩天。”在這方麵，彼得遇到了在北方大戰初期同樣的困難：當時他缺少軍事專家，而現在他感到政務方麵的助手不足。
為什麽繳納的稅款來這麽一個零頭，不是七十或七十五，而恰恰是七十四戈比呢？原來供養陸軍每年需要四百萬盧布。把這個數目除以納稅人的數目（五千四百萬人），得數正好是七十四戈比一個人。不過從未按此數額徵收過稅款，因為葉卡捷琳娜一世為了慶祝她1725年1月登基，把人頭稅減免了四戈比。
人頭稅本應取代所有舊時的捐稅。沙皇答應過，不論是現金稅、糧食稅，還是大車稅都不得超過七十四戈比。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稅製改革大大提高了農民向國家納稅的數額，但由於缺乏可以對比的資料，無法確定人頭稅比農戶稅究竟加重了多少。1724年國家預算的收入部分，比1680年增加了兩倍。但決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認為1724年農民的人頭稅負擔比1680年重兩倍。
國家收入增加，一部分來自人口的自然增長。此外，在四十年的時間裏，勞動生產率也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提高。手工業，特別是工廠工業的這種增長更為顯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由於耕作技術的改進和在生產中使用鐵製工具也提高了。最後一點就是，國家收入增加，還由於在此以前並不納稅的人口（地主家的僕役和流浪漢等）也開始納稅的結果。
這次人口普查，不僅使國庫收入有所增加，而且還具有社會意義。這就是：它把從前不受封建剝削的大量農村人口也列入這種剝削的範圍。他們是俄國北方耕種國家土地的農民、西伯利亞的種田人，伏爾加河中遊繳納皮毛實物稅的牧民（楚瓦什人，摩爾多瓦人、車累米西人等）。過去隻向他們徵收國稅。稅製改革把所有這類人口都納入了國家農民這一類，向他們也和向地主和修道院所屬的農民一樣，開始徵收封建貢賦。
向城市人口徵收的人頭稅，每個男人是一盧布二十戈比。
稅製改革將彼得的社會政策的內容和傾向性暴露得一清二楚。此外，稅製改革也說明了革新賴以進行的物質資源的來源，因為無論是供養日趨龐大的正規陸、海軍和行政機構、修建宮殿和宏偉的政府大廈，建立文化教育和科學機構以及建立官辦工業，無不需要資金。農民和城市居民從財政上為這些改革的實施提供了保障。
另一個負責財政事務的院是財政支付院，它掌管國家支出，審批國家機關、陸海軍、外交、教育等方麵的開支數額。領導這個院的是彼得的親信穆辛一普希金伯爵。
以多爾戈魯基公爵為首的財政監督院負責監督資金支出。
輕工業由工廠管理院領導，採礦事務由礦務院領導，對外貿易由商務院領導。負責管理工商業的這三個院，在過去的衙門體製中實際上缺如。彼得任命托爾斯泰為商務院院長；諾沃西爾采夫為工廠管理院院長；歸化俄國的蘇格蘭人布留斯為礦務院院長。一個院不是由俄國官吏，而是由一位外國人領導，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其他情況下，外國專家要麽是當副院長，要麽是任各院顧問。雅科夫·瓦西裏莫維奇·布留斯是一個有經驗的炮兵專家、採礦內行，因而受到彼得的特別器重。
同這些院並列的還有其他許多中央機構。其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宗教事務管理局。這是教會的最高機關。
據說，沙皇有一次出席主教會議，發現他們想立一位大主教。於是彼得從口袋裏掏出一份《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不由分說他說道：“你們想立一名大主教，這就是。”他用另一隻手拔出一柄短劍，往桌子上一插，對那些心懷不滿的人補充說，“這把上等寶劍送給異想天開者的大主教！”
彼得把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的位置，留給年邁的總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他已不大管事。再說上任一年以後他就去世了。這個局事實上的領導人是沙皇宗教改革的左右手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普羅科波維奇製訂了宗教事務管理局的規程——《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他還參加起草了一些有關改革宗教和寺院事務的最重要的詔令。
《宗教事務管理條例》把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成員與其他世俗機構的官吏同等看待。他們和所有官吏一樣，宣誓效忠皇帝，無條件地執行皇帝的全部聖諭。主教不得以任何理由幹預世俗事務和儀式。因此，教會就完全從屬於世俗的政權了，為了“國家的利益”，向神甫懺悔的內容保密的一貫作法已形同虛設。1722年，這個局根據彼得的口頭指示，發布了一道指令，責成所有神甫，在弄清懺悔人想要“背叛或造反”的意圖之後，立即向當局報告。
起初，各院院長同時兼任樞密官。這就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樞密院是由應受其指導和監督的各院院長組成。另一方麵，院長得完成樞密院的職務，這就使他們不能直接關心院的工作。1722年，彼得承認，“此事開始時考慮不周”，於是改進了這個錯誤，隻把三個“首要”院的院長留作樞密官。但沙皇的這一親筆詔令未能施行。原來，樞密院空出的缺沒有人補。過了幾個月，彼得隻得又恢復老樣子，命令：“現因樞密院中缺人”，為領導各院而被解除樞密院職務之各院長應到職視事，每周不超過兩天。”在這方麵，彼得遇到了在北方大戰初期同樣的困難：當時他缺少軍事專家，而現在他感到政務方麵的助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