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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東將軍章 │東漢│2.4 │龜│山東峰縣陶莊 │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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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心 │東漢│1 │獸│廣西賀縣鋪門 │}} 9?f}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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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國侯印 │東漢│2.5 │龜│山東即墨縣王村公社 │197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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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內侯印 │東漢│2,35 │龜│河南省泌陽縣 │197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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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陵王璽 │東漢│2 .3 │龜│江蘇揚州甘泉山二號墓│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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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將軍印 │東漢│2.4 │龜│四川重慶聚賢岩 │19$x.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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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洛侯印 │漢 │ │龜│山東沂南(?) │198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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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帝行璽 │西漢│3,1 │龍│廣東廣州象崗南越王墓│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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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子 │西漢│2 .55x2 .35 │龜│廣東廣州象崗南越王墓│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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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夫人璽 │西漢│2,1 │龜│廣東廣州象崗南越王墓│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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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揚州甘泉山2號漢墓出土的“廣陵王璽”和1954年陝西陽平關出土的“朔寧王太後璽”,都是金印龜鈕。197年長沙馬工堆軟侯利倉墓出土的“軟侯之印”、“長沙承相”印,都是婆金銅印,龜鈕。兩枚印的印文都是埋葬時草率刻鑿,婆金是純金的仿製品,可見列侯也是金印龜鈕。17$4年日本福岡縣誌賀島上發現的“漢委奴國王”印和1956年雲南晉寧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鈕。日本自1 }}年在福岡的誌賀島上村民甚兵衛發現“漢委奴國王”金印後,誌賀島聲名大噪,出土處已建立“金印發光碑”和“金印公園”。由於缺乏中國方麵的出土資料,近2加年來,日方對金印真偽一直爭論不休。中國這幾枚金印的發現,其造型、款式和“漢委奴國王”印相類似,有力證明了“漢委奴國王”金印是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7年)漢朝廷頒賜給櫻奴國王的。它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歷史見證。文帝印作龍鈕,既不同於諸侯王、列侯的龜鈕,又不同於外藩首領的蛇鈕。鹹陽出土的漢“皇後之璽”玉印和傳世的“皇帝信璽”封泥,邊長都是2. 8厘米,約合漢製“方寸”(即一寸見方)。隻有“朔寧王太後璽”邊長3. 3厘米,通鈕高2厘米,重112.8克,與文帝印基本相同,“朔寧王太後璽”是東漢初公孫述割據四川時封魄囂之母的金印。公孫述和南越國的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據政權,在印緩製度上都有意逾越漢製。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於漢朝皇帝印,印文與漢朝皇帝印大體相同,但質料和鈕式不相同。文帝金印的質料與漢朝諸侯王、列侯、外藩首領印相同,但鈕式又不相同。這種情況,正符合文帝仿效漢朝但又要潛越稱帝的身份。這位“文帝”不是歷史記載中第二代南越王趙胡,又會是誰?


    第七章


    南越稱王


    中原大亂,嶺南震動,南海尉死前密囑趙佗興兵絕道,割據立國。趙佗依計而行,絕道築城。越人部族趁機叛亂,趙佗發兵征討,百越降服,趙佗稱王。戰火紛亂中,西漢王朝派陸賈出使南越,漢越言和,趙佗臣服……


    嶺南割據


    當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後,整個中原山頭林立、各路英雄豪傑虎爭天下。就在這樣一個大混亂、大拚殺的格局中,誰也沒有時間、沒有精力去考慮嶺南這塊土地在發生著怎樣的變化。也就在這樣一個契機下,偏於東南一隅的嶺南,有兩個至關重要的人物突兀而出,並使嶺南最終走上了割據之路,這兩個人就是任囂和趙佗。


    當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嶺南的大軍受挫,秦越處於對峙階段,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之後,第二次被派往嶺南的秦軍將領就是任囂和趙佗。當秦軍攻占嶺南後,鑑於此地偏於東南一隅,越人勢力尚存,而嶺南與中央朝廷的聯繫又較困難,於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囂為南海尉,並授予政治、軍事等專製一方的大權。而趙佗則為任囂治下的龍川縣縣令。


    當任囂掌握了嶺南的軍政大權,並成為專製一方的“東南一尉”後,便逐漸萌發了脫離中央朝廷、劃嶺自治的一套割據構想。這個構想的產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的戰國諸侯並立之局的影響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嶺南具有可以實行割據的政治、軍事、地理等方麵的有利條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通過兼併關東六國的戰爭統一中原,到平定嶺南,其間不過十餘年。就在這個天下初定,社會尚不穩固的短暫時期,許多人,特別是原六國貴族,以極其悲傷、感懷的心情,企圖恢復戰國時期諸侯並立之局麵,由於條件不夠成熟,他們不得不在秦統一六國後暫時潛伏起來,以待時機。而作為極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後,也明顯地感覺到了這股潛在力量的危險,並採取了多種有針對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東六國腹地等,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這股潛在的勢力興風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詣採取的這些措施,隻是從表麵上起到了一點作用,無法從根本上剷除山東六國的復辟勢力,甚至就連秦中央政府官員骨子裏的那種復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當時的秦王朝垂相王館等人,就公然向秦始皇宣稱:四方之地,“不為置王,毋以填之”,並積極主張“立諸子”以安天下。從這一點上不難看出,戰國時期的諸侯並立局麵對許多人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而作為在嶺南獨掌軍、政大權的任囂,也自然地會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並漸漸萌生了據嶺而守的割據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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