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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震撼：南越王墓發現之謎 作者：嶽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絲織物傳到歐洲後，對絲綢的追求很快成為當地貴族的時尚。據說羅馬帝國的愷撒曾穿著中國絲綢做成的袍子去看戲，引起了劇場的轟動。1492年，哥倫布在遠渡重洋去尋找新大陸時，為了鼓勵海員們的士氣，曾宣布:誰首先發現陸地，另賞一件絲綢上衣。據此可見當時絲綢的珍貴程度。
赫德生在《歐洲和中國》一書中說到2世紀時的倫敦，絲綢風行的程度“不亞於中國的洛陽”。生活在朱裏亞·克勞狄王朝時代的普林尼粗略估算後認為，羅馬帝國每年向阿拉伯半島、印度和中國支付的購買絲綢的錢款在1億賽斯特左右，折合黃金約1}萬盎司。公元1}年，羅馬帝國皇帝梯皮留斯依照元老院建議，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絲綢服飾，據說是為了遏止奢靡。
中國養蠶縹絲的方法，大概在秦漢以前已傳到朝鮮，之後又東渡日本。張賽出使西域，也帶去了絲綢，後來的西方商人們千方百計想把蠶種搞到手。據說，古時新疆和聞地區瞿隆旦那國，曾利用通婚的方式，讓中國公主把蠶種藏在帽子裏偷偷帶到西域。大約在6世紀，養蠶法傳到了東羅馬，至14世紀傳到法國，16世紀傳到英國，19世紀才傳到美國。
盡管中國絲綢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但由於蠶絲是動物纖維，由蛋白質組成，極易腐朽，因此古代絲綢究竟發展到了什麽樣的水平，後人很難了解其全貌。直至本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現與發掘，才揭開了冰山的一角。
這次象崗古墓出土的織物，經絲綢專家王汗和助手呂烈丹的研究發現，是以絲、麻兩種纖維為主，其中又以蠶絲纖維占絕大多數。織造的絲、麻原料，可能屬於本地自產，尤其是比較粗糙的麻布，產於南越國境內的可能性較大。除織物外，在西耳室中還出土一筒絲綿，證明當時的工匠已知利用埠絲後的碎亂蠶絲製綿，同時也說明南越國很可能有縹絲工匠及作坊，如此才能將繳絲後的碎絲集中並加以梳理、打製成綿。
漢代是中國紡織工業大發展的時代，從紡織原料的練製、綴絲並撚，以至平紋織作、提花、染色、徐層、定型整理等各種工藝技術來看，都已發展到空前的高度。在織作機器方麵，出現了生產率較高的斜織機、多綜多攝紋織機，並誕生了提花機的雛形。因此，漢代能夠生產多種多樣的織物，從一般的絹類平紋組織到高級的菱紋羅、絨圈錦均能織造。在染色方麵，以硃砂塗染的織物色澤鮮艷，經久不變，故頗為流行，而且成為貴重的織物。上述漢代常見的織物，如絹、紗、綺、錦、紋羅，及編織物“組”，在象崗古墓中均有出土，連工藝頗為複雜的絨圈錦也有發現。這些織物的製作，除一般織機外，還需要有提花裝置。從這些織物的工藝來看，與中原所出織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沒有漢廷向南越國賜絲帛的記載，僅《漢書·南粵傳》有漢文帝賜衣“百褚”一句，麵象崗古墓中出土織物不僅品種多而且數量大，以絹作各式器皿的包裝，其耗費尤為驚人，簡直已經有視絹帛如草筒的氣勢。就南越國而言，如果當時沒有自己的織造業，如此大量用絹是難以想像的。由此推測，當時南越國至少已經有了官營的織物製作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絲織品最多的西耳室中發現了兩件青銅印花凸版，其紋樣與長沙馬王堆一號墓的金銀色印花紗相似，尺寸稍大。這套印版的發現，說明南越國宮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藝，墓中的印花紗應是當地印染的。
象崗古墓出土織物的原料、色澤、圖案、工藝等，有很大一部分與中國同期織物十分相似，它們有可能是漢王朝賜給南越國的禮品。但是，也有一些織物，如超細絹、黑油絹、雲母研光絹、繡紗等，尚未見於其他地區，故此也不能排除這一部分織物是在當地製作的可能。從墓中用絹數量之大、耗費之多來看，如果沒有當地的織作，如此糜費濫用是不可思議的。《漢書·地理誌》也曾說，嶺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蠶織績”，而且是苧麻的產地之一。由此看來，漢代南越國完全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織造作坊。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對於研究漢代嶺南的手工業經濟，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又一個重要信息
在西耳室眾多的青銅器之中，除鼎、鍾、提筒等器物外，還發現了11件青銅製成的匝，其中有2件較大。匝通體呈方形，直口，小平底，中間窄兩頭寬，底部平坦，體通長27厘米、寬24厘米、高11,5厘米。出土時兩匝重疊套放，中間填以纖維質的襯墊物，表麵有絲絹及竹筒殘片。兩匝的襯墊物色澤微黃，質地細密，極薄，成片狀並帶有銅鏽綠斑，部分碎片捲曲摺疊，發現時，考古人員惟恐弄壞而沒有展開。從外形上看，各碎片厚薄不均，較厚的為多層疊壓所形成。麵對這些形狀特別的碎片，現場的考古人員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紙，如果真的是紙，那就是一個重要發現。為此，發掘隊決定將少量樣品送往北京故宮博物院，通過文物專家顧鐵符鑑別，並轉交中國社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作技術鑑別。潘吉星受領任務後，先用4-$倍放大鏡對其表麵結構作了觀察記錄，而後親赴廣州了解樣品出土的具體情況，並以和先前同樣的方法對紙狀物作了現場觀察。觀察結果表明，紙狀物的基本成分是排列方向不規則的纖維，絕大部分纖維處於分散狀態，但纖維分布不甚均勻，各處疏密不等，因而厚度不一。從表麵上看，纖維上有銅鏽綠斑，各碎片均呈灰黃色，而厚的碎片由若幹層壓疊麵成。同時在紙狀物碎片上，還可看到少數未鬆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播吉星將紙狀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在放大鏡下作對比觀察，發現測試的出土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在表麵纖維分布和交結方麵有同樣的物理結構。當他把測試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同在顯微鏡下分析對比時，所得結果與低倍放大鏡下的觀察結果相同。這個結果表明，出土的紙狀物測試樣品表麵由分散的纖維構成，它們按不規則的方式和方向作密集的交織，其表麵物理結構與紙完全一致。這一點，在高倍顯微鏡下所看到的情景更為清晰:遺憾的是，由於象崗古墓室內曾長期為地下水所浸泡，墓內壁上仍可見有明顯的水線，墓內銅器、絲麻織物、玉衣和玻璃等，都因地卜水的長期浸泡而遭腐蝕和破壞，因而使潘吉星難以判斷紙狀出土物植物纖維細胞的微細結構，也無法測量其單個纖維的長寬度::盡管後來播吉星還一度動用電子顯微鏡，但仍沒有找到有效方法和手段具體判斷樣品中的纖維屬於植物纖維中的哪個種類，隻有那線分散的纖維交織在一起的未鬆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可判斷為麻纖維。這是惟一可辨別出的一種纖維種類。
赫德生在《歐洲和中國》一書中說到2世紀時的倫敦，絲綢風行的程度“不亞於中國的洛陽”。生活在朱裏亞·克勞狄王朝時代的普林尼粗略估算後認為，羅馬帝國每年向阿拉伯半島、印度和中國支付的購買絲綢的錢款在1億賽斯特左右，折合黃金約1}萬盎司。公元1}年，羅馬帝國皇帝梯皮留斯依照元老院建議，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絲綢服飾，據說是為了遏止奢靡。
中國養蠶縹絲的方法，大概在秦漢以前已傳到朝鮮，之後又東渡日本。張賽出使西域，也帶去了絲綢，後來的西方商人們千方百計想把蠶種搞到手。據說，古時新疆和聞地區瞿隆旦那國，曾利用通婚的方式，讓中國公主把蠶種藏在帽子裏偷偷帶到西域。大約在6世紀，養蠶法傳到了東羅馬，至14世紀傳到法國，16世紀傳到英國，19世紀才傳到美國。
盡管中國絲綢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但由於蠶絲是動物纖維，由蛋白質組成，極易腐朽，因此古代絲綢究竟發展到了什麽樣的水平，後人很難了解其全貌。直至本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現與發掘，才揭開了冰山的一角。
這次象崗古墓出土的織物，經絲綢專家王汗和助手呂烈丹的研究發現，是以絲、麻兩種纖維為主，其中又以蠶絲纖維占絕大多數。織造的絲、麻原料，可能屬於本地自產，尤其是比較粗糙的麻布，產於南越國境內的可能性較大。除織物外，在西耳室中還出土一筒絲綿，證明當時的工匠已知利用埠絲後的碎亂蠶絲製綿，同時也說明南越國很可能有縹絲工匠及作坊，如此才能將繳絲後的碎絲集中並加以梳理、打製成綿。
漢代是中國紡織工業大發展的時代，從紡織原料的練製、綴絲並撚，以至平紋織作、提花、染色、徐層、定型整理等各種工藝技術來看，都已發展到空前的高度。在織作機器方麵，出現了生產率較高的斜織機、多綜多攝紋織機，並誕生了提花機的雛形。因此，漢代能夠生產多種多樣的織物，從一般的絹類平紋組織到高級的菱紋羅、絨圈錦均能織造。在染色方麵，以硃砂塗染的織物色澤鮮艷，經久不變，故頗為流行，而且成為貴重的織物。上述漢代常見的織物，如絹、紗、綺、錦、紋羅，及編織物“組”，在象崗古墓中均有出土，連工藝頗為複雜的絨圈錦也有發現。這些織物的製作，除一般織機外，還需要有提花裝置。從這些織物的工藝來看，與中原所出織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沒有漢廷向南越國賜絲帛的記載，僅《漢書·南粵傳》有漢文帝賜衣“百褚”一句，麵象崗古墓中出土織物不僅品種多而且數量大，以絹作各式器皿的包裝，其耗費尤為驚人，簡直已經有視絹帛如草筒的氣勢。就南越國而言，如果當時沒有自己的織造業，如此大量用絹是難以想像的。由此推測，當時南越國至少已經有了官營的織物製作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絲織品最多的西耳室中發現了兩件青銅印花凸版，其紋樣與長沙馬王堆一號墓的金銀色印花紗相似，尺寸稍大。這套印版的發現，說明南越國宮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藝，墓中的印花紗應是當地印染的。
象崗古墓出土織物的原料、色澤、圖案、工藝等，有很大一部分與中國同期織物十分相似，它們有可能是漢王朝賜給南越國的禮品。但是，也有一些織物，如超細絹、黑油絹、雲母研光絹、繡紗等，尚未見於其他地區，故此也不能排除這一部分織物是在當地製作的可能。從墓中用絹數量之大、耗費之多來看，如果沒有當地的織作，如此糜費濫用是不可思議的。《漢書·地理誌》也曾說，嶺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蠶織績”，而且是苧麻的產地之一。由此看來，漢代南越國完全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織造作坊。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對於研究漢代嶺南的手工業經濟，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又一個重要信息
在西耳室眾多的青銅器之中，除鼎、鍾、提筒等器物外，還發現了11件青銅製成的匝，其中有2件較大。匝通體呈方形，直口，小平底，中間窄兩頭寬，底部平坦，體通長27厘米、寬24厘米、高11,5厘米。出土時兩匝重疊套放，中間填以纖維質的襯墊物，表麵有絲絹及竹筒殘片。兩匝的襯墊物色澤微黃，質地細密，極薄，成片狀並帶有銅鏽綠斑，部分碎片捲曲摺疊，發現時，考古人員惟恐弄壞而沒有展開。從外形上看，各碎片厚薄不均，較厚的為多層疊壓所形成。麵對這些形狀特別的碎片，現場的考古人員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紙，如果真的是紙，那就是一個重要發現。為此，發掘隊決定將少量樣品送往北京故宮博物院，通過文物專家顧鐵符鑑別，並轉交中國社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作技術鑑別。潘吉星受領任務後，先用4-$倍放大鏡對其表麵結構作了觀察記錄，而後親赴廣州了解樣品出土的具體情況，並以和先前同樣的方法對紙狀物作了現場觀察。觀察結果表明，紙狀物的基本成分是排列方向不規則的纖維，絕大部分纖維處於分散狀態，但纖維分布不甚均勻，各處疏密不等，因而厚度不一。從表麵上看，纖維上有銅鏽綠斑，各碎片均呈灰黃色，而厚的碎片由若幹層壓疊麵成。同時在紙狀物碎片上，還可看到少數未鬆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播吉星將紙狀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在放大鏡下作對比觀察，發現測試的出土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在表麵纖維分布和交結方麵有同樣的物理結構。當他把測試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同在顯微鏡下分析對比時，所得結果與低倍放大鏡下的觀察結果相同。這個結果表明，出土的紙狀物測試樣品表麵由分散的纖維構成，它們按不規則的方式和方向作密集的交織，其表麵物理結構與紙完全一致。這一點，在高倍顯微鏡下所看到的情景更為清晰:遺憾的是，由於象崗古墓室內曾長期為地下水所浸泡，墓內壁上仍可見有明顯的水線，墓內銅器、絲麻織物、玉衣和玻璃等，都因地卜水的長期浸泡而遭腐蝕和破壞，因而使潘吉星難以判斷紙狀出土物植物纖維細胞的微細結構，也無法測量其單個纖維的長寬度::盡管後來播吉星還一度動用電子顯微鏡，但仍沒有找到有效方法和手段具體判斷樣品中的纖維屬於植物纖維中的哪個種類，隻有那線分散的纖維交織在一起的未鬆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可判斷為麻纖維。這是惟一可辨別出的一種纖維種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