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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震撼：南越王墓發現之謎 作者：嶽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象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銅鼎17件，在後來的發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銅鼎36件，一個古墓竟有36件銅鼎隨葬，可見墓主人對鼎是何等崇拜。
繼銅鼎、銅勺發現後，考古人員又相繼發現了銅黎、銅鏈、銅銬爐、銅鑰、銅匝、銅鏡等青銅器物，為了便於研究，考古人員把西耳室一、二、三層出土的青銅器物統歸於一類，分別對製造技術、防腐性能等進行比較和鑑別。後經研究發現，這個室出上的青銅器，除個別器物的形體和東耳室出土的青銅器類似外，大部分則是東耳室未發現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牆根下出土的一件銅虎節，乃是整個嶺南地區惟一的一件重寶。
這件銅虎節出土時，通體裹有絲絹，與銀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從外形看，全器鑄成一隻蹲踞狀老虎，器長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狀為目大張，露齒，弓腰，尾上捲成"8"字形，姿態生動威猛。虎節正麵有錯金銘文“王命二車徒”字樣，另鑲有27片彎葉形金箔作虎斑紋，背麵無文字，但上貼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細金片勾勒，頭部金箔多達10片。整個器形雖為一扁平銅板製成，但其頭與足的各轉折位置及臉部皺紋等均用粗線條勾勒，層次分明，紋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鑄出彎葉形淺凹槽，上貼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斕生輝，威勢大增，其通體在增添了立體感的同時，又透出一股風生樹撼的生氣和靈性。
關於“節”最早始於何時，史學界尚無定論。在《周禮·掌節》中，有“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的記載。而在《小行人》中，對節的製作原料作了這樣的解釋:“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族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這個記載漸被後來的考古發掘所認定。1946年9月，有農民在長沙市東郊挖掘出了一件銅龍節，據當時的挖掘者說，這件銅龍節出土於一個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寬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麵銅鏡和雙耳陶壺等。銅龍節出於墓室腰部，出土後輾轉於古董商人及惡霸之手，建國後此銅龍節收歸湖南省博物館保存。
長沙東郊發現的銅龍節為長條形，頭端較大，尾端小，一端鑄有龍頭，其餘為長方形，正麵刻有銘文“王命命傳賃”5字，反麵有“一棲飲之”4字，正反兩麵共9字，其中正麵的“命”字為重文，通長21厘米、頭端寬3厘米、尾端寬1.9厘米，銘文留有明顯的刀鑿痕跡，應為鐫刻無疑。根據《小行人》“澤國用龍節，皆以餘為之”的記載，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稱銅為金)為之，應屬澤國用的龍節。
與長沙出上龍節在字體、時代基本相同的，還有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1957年4月，安徽壽縣八公山鄉農民李義文、徐世均在九裏鄉九裏纖修復堤坎的工程中，於城東門二裏許的丘家花園取土時，發現了“鄂君啟金節”4件，與金節同時出土的還有小鐵錘、小金塊和一些陶片等。經文物部門派人到出土現場勘察，得知當地農民在修復堤坎取土時，掘出了一個墓葬的一角，隨葬器物由此顯露於世。
那次發現的鄂君啟金節，為青銅製成，其形體極像現代文具中的竹製“臂擱”，中間有個竹節，將器麵分為兩段，呈卜長下短之勢。4件金節中，有3件長短寬厚相同，器麵竹節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拚合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長，雖然寬度、厚度相同，但與其他3件器麵的竹節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異，不能拚合於其他3件。兩種不同的金節，器麵上均鏤刻8條繪紋直線，以為錯金的直格。錯金銘文，字形耀目，筆劃嫻熟勁秀。相同的3件，銘文每件計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巧o字;形體特殊的一件，銘文計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散，夏你之月，乙亥之日，王倪於蔽鄖之遊宮……”“王命命集尹悲精、栽尹逆……”等句‘，此銘文後經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證，其中的“集尹、栽尹”應為官名。有學者根據郭沫若先生的考證依次類推，認為湖南長沙出土的上有銘文“王命命傳賃”金節中的“傳賃”也應為官名。至於長沙金節銘文中“一梧飲之”的“梧”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證後“疑是背負的東西，猶今言梢子”。後有學者根據郭沫若先生的推斷，將長沙金節銘文中“一焙飲之”4字連起來分析，認為“焙”是盛東西的器具，一桔飲之意即王命專門負責使命者，所到之處都要給以食宿等招待。由此可見金節應是當時的一種特別通行證。
象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節，其字體與長沙出土的龍節以 及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相同，時代也大體相當。關於鄂君 啟節的鑄造時代，郭沫若先生考證應“在屈原任楚懷王左徒的時 期”，有的學者將這個年代定為楚懷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無疑問的是，無論是壽縣的鄂君啟金節、長沙的龍節。還是 象崗山古墓出土的虎節均為戰國楚器，而這些金節屬於何王所有 則難以定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各地所有出土的節中，通 體以錯金鑄造法製成的，僅象崗山’占墓出土的一件，至於這件虎節 從何而來，據考古學家麥英豪根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的武王 趙佗“攻長沙邊邑”推斷，此虎節極有可能是趙佗攻占了楚國舊地 時所獲，趙佗死後，虎節傳給子孫後代並成為象崗山古墓的隨葬 品。當然，除這個推斷外，亦不能排除戰國時代楚國的勢力已逾越 嶺南的可能性，但要使這個可能性成為事實，還需要有更多的出 土文物加以證明。
繼銅鼎、銅勺發現後，考古人員又相繼發現了銅黎、銅鏈、銅銬爐、銅鑰、銅匝、銅鏡等青銅器物，為了便於研究，考古人員把西耳室一、二、三層出土的青銅器物統歸於一類，分別對製造技術、防腐性能等進行比較和鑑別。後經研究發現，這個室出上的青銅器，除個別器物的形體和東耳室出土的青銅器類似外，大部分則是東耳室未發現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牆根下出土的一件銅虎節，乃是整個嶺南地區惟一的一件重寶。
這件銅虎節出土時，通體裹有絲絹，與銀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從外形看，全器鑄成一隻蹲踞狀老虎，器長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狀為目大張，露齒，弓腰，尾上捲成"8"字形，姿態生動威猛。虎節正麵有錯金銘文“王命二車徒”字樣，另鑲有27片彎葉形金箔作虎斑紋，背麵無文字，但上貼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細金片勾勒，頭部金箔多達10片。整個器形雖為一扁平銅板製成，但其頭與足的各轉折位置及臉部皺紋等均用粗線條勾勒，層次分明，紋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鑄出彎葉形淺凹槽，上貼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斕生輝，威勢大增，其通體在增添了立體感的同時，又透出一股風生樹撼的生氣和靈性。
關於“節”最早始於何時，史學界尚無定論。在《周禮·掌節》中，有“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的記載。而在《小行人》中，對節的製作原料作了這樣的解釋:“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族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這個記載漸被後來的考古發掘所認定。1946年9月，有農民在長沙市東郊挖掘出了一件銅龍節，據當時的挖掘者說，這件銅龍節出土於一個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寬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麵銅鏡和雙耳陶壺等。銅龍節出於墓室腰部，出土後輾轉於古董商人及惡霸之手，建國後此銅龍節收歸湖南省博物館保存。
長沙東郊發現的銅龍節為長條形，頭端較大，尾端小，一端鑄有龍頭，其餘為長方形，正麵刻有銘文“王命命傳賃”5字，反麵有“一棲飲之”4字，正反兩麵共9字，其中正麵的“命”字為重文，通長21厘米、頭端寬3厘米、尾端寬1.9厘米，銘文留有明顯的刀鑿痕跡，應為鐫刻無疑。根據《小行人》“澤國用龍節，皆以餘為之”的記載，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稱銅為金)為之，應屬澤國用的龍節。
與長沙出上龍節在字體、時代基本相同的，還有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1957年4月，安徽壽縣八公山鄉農民李義文、徐世均在九裏鄉九裏纖修復堤坎的工程中，於城東門二裏許的丘家花園取土時，發現了“鄂君啟金節”4件，與金節同時出土的還有小鐵錘、小金塊和一些陶片等。經文物部門派人到出土現場勘察，得知當地農民在修復堤坎取土時，掘出了一個墓葬的一角，隨葬器物由此顯露於世。
那次發現的鄂君啟金節，為青銅製成，其形體極像現代文具中的竹製“臂擱”，中間有個竹節，將器麵分為兩段，呈卜長下短之勢。4件金節中，有3件長短寬厚相同，器麵竹節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拚合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長，雖然寬度、厚度相同，但與其他3件器麵的竹節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異，不能拚合於其他3件。兩種不同的金節，器麵上均鏤刻8條繪紋直線，以為錯金的直格。錯金銘文，字形耀目，筆劃嫻熟勁秀。相同的3件，銘文每件計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巧o字;形體特殊的一件，銘文計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散，夏你之月，乙亥之日，王倪於蔽鄖之遊宮……”“王命命集尹悲精、栽尹逆……”等句‘，此銘文後經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證，其中的“集尹、栽尹”應為官名。有學者根據郭沫若先生的考證依次類推，認為湖南長沙出土的上有銘文“王命命傳賃”金節中的“傳賃”也應為官名。至於長沙金節銘文中“一梧飲之”的“梧”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證後“疑是背負的東西，猶今言梢子”。後有學者根據郭沫若先生的推斷，將長沙金節銘文中“一焙飲之”4字連起來分析，認為“焙”是盛東西的器具，一桔飲之意即王命專門負責使命者，所到之處都要給以食宿等招待。由此可見金節應是當時的一種特別通行證。
象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節，其字體與長沙出土的龍節以 及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相同，時代也大體相當。關於鄂君 啟節的鑄造時代，郭沫若先生考證應“在屈原任楚懷王左徒的時 期”，有的學者將這個年代定為楚懷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無疑問的是，無論是壽縣的鄂君啟金節、長沙的龍節。還是 象崗山古墓出土的虎節均為戰國楚器，而這些金節屬於何王所有 則難以定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各地所有出土的節中，通 體以錯金鑄造法製成的，僅象崗山’占墓出土的一件，至於這件虎節 從何而來，據考古學家麥英豪根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的武王 趙佗“攻長沙邊邑”推斷，此虎節極有可能是趙佗攻占了楚國舊地 時所獲，趙佗死後，虎節傳給子孫後代並成為象崗山古墓的隨葬 品。當然，除這個推斷外，亦不能排除戰國時代楚國的勢力已逾越 嶺南的可能性，但要使這個可能性成為事實，還需要有更多的出 土文物加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