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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震撼：南越王墓發現之謎 作者：嶽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秦軍主帥屠唯的被殺及大量將士的傷亡，使整個南征的秦軍受到了重創，占據桂林、象郡等地的秦軍日夜憑城固守，身上的盔甲都不敢卸下。而此時秦軍的糧草和軍事裝備在接濟上又出現了空前的危機，這就使已進入嶺南地區的部隊陷人了極為不妙的境地。在這種格局下，秦軍不得不調整作戰計劃，暫停對西販族人的攻伐，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整個嶺南戰事進人了秦越對峙的階段。
當然，這種秦越對峙的局麵是暫時的，就秦始皇的性格和秦王朝的實力，決不可能允許秦越長期對峙下去，既然戰刀已經出鞘，就很難不見血而還。為了解決秦軍的糧草、裝備等供給問題，盡快完成對嶺南地區的全麵征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
於是，一項因戰爭的需要而開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國拉開了
帷幕。
史祿與靈渠的開鑿
秦始皇命令下達後，由史祿組織指揮十萬軍工執行這一任務。史祿，名祿，官職為秦監禦史，故此史料中稱他為史祿或監祿，至於他姓什麽、生卒年代和籍貫都無法確考，後世研究者隻知道他大致是秦始皇同時代的人，他的名字之所以還能流傳於後世，是與他主持宏偉的靈渠開鑿工程緊密相關。靈渠的開鑿應當是史祿一生中所做的最具影響力的大事。
歷史上最早記載史祿名字和開鑿靈渠之事的，要數司馬遷和劉安等人，但是他們的記載都十分簡略。司馬遷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寫道:“又使尉(佗)屠唯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人越·一”劉安召集百家遊士編撰的《淮南子·人間訓》中隻是說:“秦王使監祿轉晌，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而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嚴助傳》中也僅僅提到:“監祿者，秦監禦史也，秦始皇時，嚐使尉難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沒有補充什麽新的內容。在上述史書中，史祿隻是作為一個次要人物被附帶提及，<史記》和(漢書》中不但沒有史祿的傳，就連《史記·河渠書》和《漢書·溝恤誌》中竟然也不曾收人史祿領導開鑿靈渠的任何事跡，這顯然與他的官職卑微有關，於今讀來，不能不使人扼腕嘆息。東漢以後，歷代雖有不少文獻談及史祿開鑿靈渠之事，但大都相互抄轉，失之於略而不詳，或千篇一律，沒有什麽新的內容。直到宋代，才有人對此事作了補充性的描述。如範成大在所著《桂海虞衡錄》中記載:“湘水源於海陽山，在此下融江。融江為洋河下流，本南流。興安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元代脫脫等所修《宋史·河渠誌第七》東南諸水下雲:“廣西水靈渠源即灕水，在桂林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西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粵者。”歐大任《百越先賢誌》卷一雲:“史祿其先越人，贅婿鹹陽，祿任秦以史監郡。”看來，關於史祿的人生經歷，後人所知的也不外乎這些了。
靈渠，史書中作“浮渠”或“靈渠”，據說因灕江又稱靈河而得名。因靈渠溝通了湘江和灕江之水，又名“湘漓運河”。其穿越廣西東北部興安縣境內，後人又稱“興安運河”。秦始皇為何在大軍受挫後，不惜動用十萬軍工開鑿運河，這當然由中原與嶺南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
從歷史記載看，秦時中原與嶺南溝通有水、陸兩路，但這兩路對人行特別是運輸都極其不便。就陸路而言，雖然不像唐代詩人李白所形容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但也是道路崎嶇，險隘重重，人行尚可逾越險阻，一旦用於大規模的運輸，則變得極其艱難和複雜，其難度絕不亞於蜀道之難。除陸路外，可通行的水路隻有以下兩條:其一是取道江西的贛江，運載物資到達大痰嶺，然後以人力搬運逾嶺，之後再通過禎水流域輸向嶺南地區;其二是取道湖南的湘水，到達五嶺之下，以人力將物資搬運逾嶺，然後再通過灕水流域輸向嶺南。
由以上水、陸兩路的自然條件可以看出，要向嶺南運輸大量的戰備物資是何等繁瑣與艱難。在秦軍征伐嶺南之初，由於秦王朝有一定的戰爭準備，物資的運輸與前方將士的需求矛盾尚不突出，當戰爭進行到一定階段，特別是遭到越人強有力的反擊之後，前方軍隊的急需和後援物資運輸緩慢的矛盾就變得尖銳和顯著起來。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勢必要增強後勤補給力量;而要增強後勤補給力量，僅僅靠增加人力是不夠的，必須開闢一條較為暢通的路線方能達到徹底征服嶺南的目的。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指導下，開鑿靈渠就成了當務之急了。
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後人無法知道秦王朝為什麽要選在興安一帶開鑿靈渠，但可以想像的是，關於開闢中原通向嶺南這條新通道的選址問題，秦始皇本人和他手下的眾多臣僚們，一定是經過反覆論證和再三斟酌才最後選定在興安的。就其自然條件而言，運河開鑿之前，在興安縣城附近，湘江有一小支流，發源於興安城西南的拓園附近，叫雙女井溪;滴江有一小支流，發源於興安城北麵的山穀，叫始安水。由始安水至雙女井溪匯人湘江處，相距不足1 .5公裏，不僅距離很近，而且兩水的水位相差也不太大。兩水之間隻隔著一係列小土嶺，即太史廟山、始安嶺和排樓嶺。這些土嶺南北走向，寬度僅3習0至500米，相對高度20至30米。這樣的自然條件就為開鑿靈渠，引湘人漓創造了相對方便的條件。
當然，這種秦越對峙的局麵是暫時的，就秦始皇的性格和秦王朝的實力，決不可能允許秦越長期對峙下去，既然戰刀已經出鞘，就很難不見血而還。為了解決秦軍的糧草、裝備等供給問題，盡快完成對嶺南地區的全麵征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
於是，一項因戰爭的需要而開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國拉開了
帷幕。
史祿與靈渠的開鑿
秦始皇命令下達後，由史祿組織指揮十萬軍工執行這一任務。史祿，名祿，官職為秦監禦史，故此史料中稱他為史祿或監祿，至於他姓什麽、生卒年代和籍貫都無法確考，後世研究者隻知道他大致是秦始皇同時代的人，他的名字之所以還能流傳於後世，是與他主持宏偉的靈渠開鑿工程緊密相關。靈渠的開鑿應當是史祿一生中所做的最具影響力的大事。
歷史上最早記載史祿名字和開鑿靈渠之事的，要數司馬遷和劉安等人，但是他們的記載都十分簡略。司馬遷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寫道:“又使尉(佗)屠唯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人越·一”劉安召集百家遊士編撰的《淮南子·人間訓》中隻是說:“秦王使監祿轉晌，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而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嚴助傳》中也僅僅提到:“監祿者，秦監禦史也，秦始皇時，嚐使尉難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沒有補充什麽新的內容。在上述史書中，史祿隻是作為一個次要人物被附帶提及，<史記》和(漢書》中不但沒有史祿的傳，就連《史記·河渠書》和《漢書·溝恤誌》中竟然也不曾收人史祿領導開鑿靈渠的任何事跡，這顯然與他的官職卑微有關，於今讀來，不能不使人扼腕嘆息。東漢以後，歷代雖有不少文獻談及史祿開鑿靈渠之事，但大都相互抄轉，失之於略而不詳，或千篇一律，沒有什麽新的內容。直到宋代，才有人對此事作了補充性的描述。如範成大在所著《桂海虞衡錄》中記載:“湘水源於海陽山，在此下融江。融江為洋河下流，本南流。興安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元代脫脫等所修《宋史·河渠誌第七》東南諸水下雲:“廣西水靈渠源即灕水，在桂林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西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粵者。”歐大任《百越先賢誌》卷一雲:“史祿其先越人，贅婿鹹陽，祿任秦以史監郡。”看來，關於史祿的人生經歷，後人所知的也不外乎這些了。
靈渠，史書中作“浮渠”或“靈渠”，據說因灕江又稱靈河而得名。因靈渠溝通了湘江和灕江之水，又名“湘漓運河”。其穿越廣西東北部興安縣境內，後人又稱“興安運河”。秦始皇為何在大軍受挫後，不惜動用十萬軍工開鑿運河，這當然由中原與嶺南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
從歷史記載看，秦時中原與嶺南溝通有水、陸兩路，但這兩路對人行特別是運輸都極其不便。就陸路而言，雖然不像唐代詩人李白所形容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但也是道路崎嶇，險隘重重，人行尚可逾越險阻，一旦用於大規模的運輸，則變得極其艱難和複雜，其難度絕不亞於蜀道之難。除陸路外，可通行的水路隻有以下兩條:其一是取道江西的贛江，運載物資到達大痰嶺，然後以人力搬運逾嶺，之後再通過禎水流域輸向嶺南地區;其二是取道湖南的湘水，到達五嶺之下，以人力將物資搬運逾嶺，然後再通過灕水流域輸向嶺南。
由以上水、陸兩路的自然條件可以看出，要向嶺南運輸大量的戰備物資是何等繁瑣與艱難。在秦軍征伐嶺南之初，由於秦王朝有一定的戰爭準備，物資的運輸與前方將士的需求矛盾尚不突出，當戰爭進行到一定階段，特別是遭到越人強有力的反擊之後，前方軍隊的急需和後援物資運輸緩慢的矛盾就變得尖銳和顯著起來。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勢必要增強後勤補給力量;而要增強後勤補給力量，僅僅靠增加人力是不夠的，必須開闢一條較為暢通的路線方能達到徹底征服嶺南的目的。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指導下，開鑿靈渠就成了當務之急了。
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後人無法知道秦王朝為什麽要選在興安一帶開鑿靈渠，但可以想像的是，關於開闢中原通向嶺南這條新通道的選址問題，秦始皇本人和他手下的眾多臣僚們，一定是經過反覆論證和再三斟酌才最後選定在興安的。就其自然條件而言，運河開鑿之前，在興安縣城附近，湘江有一小支流，發源於興安城西南的拓園附近，叫雙女井溪;滴江有一小支流，發源於興安城北麵的山穀，叫始安水。由始安水至雙女井溪匯人湘江處，相距不足1 .5公裏，不僅距離很近，而且兩水的水位相差也不太大。兩水之間隻隔著一係列小土嶺，即太史廟山、始安嶺和排樓嶺。這些土嶺南北走向，寬度僅3習0至500米，相對高度20至30米。這樣的自然條件就為開鑿靈渠，引湘人漓創造了相對方便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