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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鬧得最起勁的是復社名士、翰林院庶吉士周鍾，他一麵與魏大中主子魏學濂聯名向李自成上疏“請葬先帝”，一麵按照大順丞相牛金星的意思寫了一篇《士見危致命論》，為他們改換門庭張目，牛金星稱讚不已，周鍾沾沾自喜，逢人便誇“牛老師知遇”，儼然牛丞相高第門生。他還寫了一篇勸進表，稱頌李自成“比堯舜更多武功，較湯武尤無慚德”，貶損朱由檢“獨夫授首，四海歸心”。一時間傳為士林之羞。魏學濂還要“搶頭功”，聲稱這篇文章出於他的手筆，周鍾“想不到此”。對於這兩人的表演，馮夢龍不勝感慨：“噫，詞林省闥天子侍從，親信之臣，作此逆天喪心語，而猶揚揚得意，自詡佐命元勛。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尚何麵目偷息天地之間耶？”
五月三日，多爾袞進入紫禁城。三天後，他為崇禎在帝王廟設靈堂，允許在京明朝大臣為先帝哭臨三日。他還任命歸順的明朝大臣李明睿為清朝禮部侍郎，負責崇禎的諡號及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擬上先帝諡號為“端皇帝”，廟號為“懷宗”，並建議改葬梓宮。後因眾人建議帝後已經葬入田貴妃墳，不必改葬，便把田貴妃墳命名為“思陵”。思陵因此成為十三陵中規製最為簡陋的一座。
順治十四年，清世祖（順治帝）下令修繕思陵。他在給工部的諭旨中，談到了自己對崇禎的評價：“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據奉旨營建思陵碑的大學士金之俊說，清世祖對於明朝興亡了如指掌，深悉崇禎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並非亡國之君。思陵碑立在一個四邊各長四丈四尺的思陵碑亭中，龍首龜趺的石碑，高一丈六尺，寬六尺，上麵鐫刻九個金色大字：“大明莊烈湣皇帝之陵”，背麵是大學士金之俊撰寫的奉敕建思陵碑記。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十三陵祭掃。他的祭文鐫刻於碑亭邊上，祭文寫道：“維帝英姿蒞政，誌且安民，十有七年，勵精靡懈。詎意寇亂國亡，身殉社稷。向使時際承平，足稱令主。隻以襲弊政之餘，逢陽九之運，雖才具有為，而命移莫挽。朕恆思及，憫惜良深。”順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清世祖鑑於明十三陵中，各陵都宏大壯麗，唯獨思陵荒涼卑隘，特下詔重修。隻因他不久病逝，修陵之事終於不了了之。
幹隆初年官方編撰的《明史》對這位莊烈帝似乎同情多於譴責：“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相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崇禎並非亡國之君，卻演出了一幕亡國的悲劇。歷史多麽不可思議！
錢謙益與馬士英阮大鋮
傳統儒家的政治倫理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推崇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從政總是處在兩難境地，剛直不阿則為當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則為後世所不齒。於是乎文人從政的悲劇便不絕於耳。
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壇領袖，在文學與史學領域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際失節降清，遭到遺老遺少的蔑視，後人也因為非議他的人品，而對他的文品嗤之以鼻。
這不能說沒有道理，卻火之偏頗，缺乏客觀公允的心態。人品與文品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需要加以分析。筆者對錢謙益的才華極為欣賞，對他在政壇上不斷遭到挫折深表同情，為那個激烈動盪的時代士大夫生存狀態的無奈，感慨係之。與那些慷慨激昂的誌士仁人相比，錢謙益活得很累，在南明與清初的歷史劇變中，顯得過於寡斷於苟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的政治生涯接連不斷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傳統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國平天下，不甘心做一個純粹的文人。這個矛盾始終陰魂不散地縈繞著他，難以擺脫，扭曲了他的心靈。
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論文——《錢謙益與東林——作為政客的錢謙益》（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日本築摩書房，1970年版，第11—35頁），開掘出觀察錢謙益政治生涯的一個視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
錢謙益於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編修僅僅幾個月，由於父親病故，不得不回到常熟家鄉服喪守製。這種守製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後他並沒有復出，在鄉裏整整閑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他才官復原職，很快又碰到麻煩。那就是天啟元年出任浙江主考官時，牽涉科場舞弊案，雖然後來查明與他無關，但不久還是因此而罷官歸鄉。天啟四年他再度復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頭銜從事編纂《實錄》的工作，因為與東林人士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人交往密切，被“閹黨”列入黑名單之中。閹黨骨幹分子王紹徽根據魏忠賢的授意炮製《東林點將錄》，仿照《水滸》一百零八將的名號，把東林人士一百零八人編入黑名單，為首的是“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李三才”及“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錢謙益也名列其中：“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五月三日，多爾袞進入紫禁城。三天後，他為崇禎在帝王廟設靈堂，允許在京明朝大臣為先帝哭臨三日。他還任命歸順的明朝大臣李明睿為清朝禮部侍郎，負責崇禎的諡號及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擬上先帝諡號為“端皇帝”，廟號為“懷宗”，並建議改葬梓宮。後因眾人建議帝後已經葬入田貴妃墳，不必改葬，便把田貴妃墳命名為“思陵”。思陵因此成為十三陵中規製最為簡陋的一座。
順治十四年，清世祖（順治帝）下令修繕思陵。他在給工部的諭旨中，談到了自己對崇禎的評價：“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據奉旨營建思陵碑的大學士金之俊說，清世祖對於明朝興亡了如指掌，深悉崇禎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並非亡國之君。思陵碑立在一個四邊各長四丈四尺的思陵碑亭中，龍首龜趺的石碑，高一丈六尺，寬六尺，上麵鐫刻九個金色大字：“大明莊烈湣皇帝之陵”，背麵是大學士金之俊撰寫的奉敕建思陵碑記。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十三陵祭掃。他的祭文鐫刻於碑亭邊上，祭文寫道：“維帝英姿蒞政，誌且安民，十有七年，勵精靡懈。詎意寇亂國亡，身殉社稷。向使時際承平，足稱令主。隻以襲弊政之餘，逢陽九之運，雖才具有為，而命移莫挽。朕恆思及，憫惜良深。”順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清世祖鑑於明十三陵中，各陵都宏大壯麗，唯獨思陵荒涼卑隘，特下詔重修。隻因他不久病逝，修陵之事終於不了了之。
幹隆初年官方編撰的《明史》對這位莊烈帝似乎同情多於譴責：“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相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崇禎並非亡國之君，卻演出了一幕亡國的悲劇。歷史多麽不可思議！
錢謙益與馬士英阮大鋮
傳統儒家的政治倫理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推崇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從政總是處在兩難境地，剛直不阿則為當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則為後世所不齒。於是乎文人從政的悲劇便不絕於耳。
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壇領袖，在文學與史學領域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際失節降清，遭到遺老遺少的蔑視，後人也因為非議他的人品，而對他的文品嗤之以鼻。
這不能說沒有道理，卻火之偏頗，缺乏客觀公允的心態。人品與文品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需要加以分析。筆者對錢謙益的才華極為欣賞，對他在政壇上不斷遭到挫折深表同情，為那個激烈動盪的時代士大夫生存狀態的無奈，感慨係之。與那些慷慨激昂的誌士仁人相比，錢謙益活得很累，在南明與清初的歷史劇變中，顯得過於寡斷於苟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的政治生涯接連不斷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傳統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國平天下，不甘心做一個純粹的文人。這個矛盾始終陰魂不散地縈繞著他，難以擺脫，扭曲了他的心靈。
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論文——《錢謙益與東林——作為政客的錢謙益》（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日本築摩書房，1970年版，第11—35頁），開掘出觀察錢謙益政治生涯的一個視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
錢謙益於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編修僅僅幾個月，由於父親病故，不得不回到常熟家鄉服喪守製。這種守製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後他並沒有復出，在鄉裏整整閑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他才官復原職，很快又碰到麻煩。那就是天啟元年出任浙江主考官時，牽涉科場舞弊案，雖然後來查明與他無關，但不久還是因此而罷官歸鄉。天啟四年他再度復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頭銜從事編纂《實錄》的工作，因為與東林人士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人交往密切，被“閹黨”列入黑名單之中。閹黨骨幹分子王紹徽根據魏忠賢的授意炮製《東林點將錄》，仿照《水滸》一百零八將的名號，把東林人士一百零八人編入黑名單，為首的是“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李三才”及“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錢謙益也名列其中：“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