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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楊鶴曾經希望皇上從寬發落，“願以子代盡一片忠心”，楊嗣昌也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逮捕楊鶴的命令是崇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發出的，在北京附近擔任冊海關內道右參政的楊嗣昌，於三天後接到邸報（官方新聞公報），立即向皇帝上疏，請求“代父承罪”，看在父子兩代效忠朝廷這點上，從輕發落。皇帝不為所動。而遠在陝西的楊鶴接到這一聖旨，已經是十月十一日了。接旨後，他立即上疏申辯，一方麵指出：臣出任總督，原非其據，委婉地批評皇帝用人不當，另一方麵指出，赴任以後，朝廷不斷從陝西三邊抽調軍隊保衛京師，致使當地兵力單薄，形勢所迫，不得不採取招撫政策。這些話並非託詞，都有事實根據，但是要皇帝分擔責任，是官員們最為犯忌的做法。楊鶴的事之所以無法挽回，恐怕與此不無關係。不久，楊鶴遣戍（發配）江西袁州。崇禎七年（1643年），皇帝提升楊嗣昌為宣大山西總督，楊嗣昌委婉推辭：臣父楊鶴以總督蒙譴已三年，臣向心復居此職？其實是希望以寬赦父親之罪作為一個交換條件。皇帝在答覆楊嗣昌時，嘉獎他邊略嫻熟，足堪勝任三鎮總督，不準推辭；對於寬赦楊鶴之事，根本不予理睬。
崇禎八年十月，楊鶴死於袁州戍所。家人把噩耗奔報在長城邊防的楊嗣昌，話還未講完，楊嗣昌驚號一聲，昏厥過去。甦醒後，始終心神迷離，半個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復，他向皇上請求，恢復亡父的官銜，否則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馬也將不能瞑目。皇帝大概考臣到楊嗣昌地位重要，居然鬆口：“念楊嗣昌拮據沖邊，楊鶴準復原官。”實際上無異於表示先前對楊鶴的處分有所不當，以此來激勵楊嗣昌盡忠報國。聯繫到日後楊嗣昌死於疆場，楊氏父子為崇禎朝平定內亂，可謂鞠躬盡瘁了。
崇禎皇帝也確實器重楊嗣昌，以為人才難得。在內憂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書幾乎沒有一個是稱職的。當洪承疇、盧象升忙於在中原戰場全力對付“流寇”之際，崇禎九年六月，滿洲鐵騎突然越過長城張鳳翼身上。為了逃避指責，張鳳翼請示出京督師，指揮各路勤王軍，然而一敗再敗，張鳳翼惶惶不可終日，自知不免一死，便採取慢性自殺的辦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黃，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軍退出長城，九月初張鳳翼一命嗚呼，逃避了下獄論死的難堪。負有直接責任的宣大總督梁廷櫃如法炮製，自殺身亡。
張鳳翼自殺後，崇禎皇帝環顧廷臣，無一人通曉軍事可堪中樞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總督、現丁憂在家的楊嗣昌。按照當時慣例，父母死亡，官員必須在家服喪守製皇帝鑑於形勢緊急，不經朝廷大臣推舉徑直由自己下旨“奪情起復”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楊嗣昌，字文弱，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杭州府儒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等文職，逐步升任宣大總督。因父死於憂辭官，又遭繼母之喪，長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奪情起復”的聖旨，三次懇辭不許，楊嗣昌於崇禎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此人頗有才華，辦事幹練，廣泛涉獵文獻，對前朝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於筆劄富有辯才堪稱是明大臣中的佼佼者。因此當皇帝召見時，他與其他大臣的拘謹木訥截然不同，毫無拘束地侃侃而談，令楊嗣昌感恩戴德，接連不斷地向皇上條陳擺脫內外交困的三大方針：第一，必先安內然後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後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後方可蕩寇。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內。其實這是一個傳統話題，遠的且不說，張居正在《陳六事疏》中，就把“欲攘外者必先安內”作為治國方針提出。楊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於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麵。崇禎二年與崇禎九年，滿洲鐵騎兩次南下所顯示的外患，與正在蔓延的“流寇”馳騁中原的內憂，兩者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孰先孰後？這是戰略上無法迴避的抉擇，也是不少有識之士的共識。一年之前兵科都給事中顏繼祖提出六項當務之急，其中之一就是“滅奴先滅寇”－－要消滅滿洲必須先消滅流寇“，但似乎過於空洞。楊嗣昌則不然。他的《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寫得頗有深度，首先從皇帝任命他為兵部尚書的聖旨中提及”安邊蕩寇“四字談起，表示不同見解：皇上似乎以為安邊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以為必安內方可攘外。開宗明義就不同凡響，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緒，然後細細剖析：竊以為天下大勢譬如人身，京師是頭腦，宣大薊遼等邊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現在的形勢是邊境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緩圖，而深者更不容忽視。腹心流毒，髒腑潰癰，精血日就枯幹，肢骸徒有膚革，形勢十分危急。所以臣說必安內方可攘外，並非緩言攘外，正因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內。
今天的讀者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於”攘外必先安內“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勢。但是隻要不因人廢言，設身處地觀察晚明時局，那麽不得不承認，楊嗣昌闡述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安定在是當時唯一可取的選擇。這一點在當時朝廷中江無異議，分歧隻存在於攘外的策略方麵。
為此必須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兩銀子。對於楊嗣昌在賦稅中加派軍餉（剿餉）的建議與做法，在明朝滅亡後，不少遺老遺少都予以嚴厲抨擊。彭孫貽就是一個代表，他在《流寇誌》中對此評論道：楊嗣昌加派軍餉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國“。實在是過於偏激的不實之詞。其實作為一個應急措施，開徵剿餉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正如鄒漪《明季遺聞》所說，把”加餉殃民“作為楊嗣昌的罪狀，恐怕未必可以作為定論，因為剿寇需兵，用兵需餉，盧象升督師已經建議請行，設身處地，不必苛求。
崇禎八年十月，楊鶴死於袁州戍所。家人把噩耗奔報在長城邊防的楊嗣昌，話還未講完，楊嗣昌驚號一聲，昏厥過去。甦醒後，始終心神迷離，半個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復，他向皇上請求，恢復亡父的官銜，否則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馬也將不能瞑目。皇帝大概考臣到楊嗣昌地位重要，居然鬆口：“念楊嗣昌拮據沖邊，楊鶴準復原官。”實際上無異於表示先前對楊鶴的處分有所不當，以此來激勵楊嗣昌盡忠報國。聯繫到日後楊嗣昌死於疆場，楊氏父子為崇禎朝平定內亂，可謂鞠躬盡瘁了。
崇禎皇帝也確實器重楊嗣昌，以為人才難得。在內憂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書幾乎沒有一個是稱職的。當洪承疇、盧象升忙於在中原戰場全力對付“流寇”之際，崇禎九年六月，滿洲鐵騎突然越過長城張鳳翼身上。為了逃避指責，張鳳翼請示出京督師，指揮各路勤王軍，然而一敗再敗，張鳳翼惶惶不可終日，自知不免一死，便採取慢性自殺的辦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黃，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軍退出長城，九月初張鳳翼一命嗚呼，逃避了下獄論死的難堪。負有直接責任的宣大總督梁廷櫃如法炮製，自殺身亡。
張鳳翼自殺後，崇禎皇帝環顧廷臣，無一人通曉軍事可堪中樞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總督、現丁憂在家的楊嗣昌。按照當時慣例，父母死亡，官員必須在家服喪守製皇帝鑑於形勢緊急，不經朝廷大臣推舉徑直由自己下旨“奪情起復”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楊嗣昌，字文弱，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杭州府儒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等文職，逐步升任宣大總督。因父死於憂辭官，又遭繼母之喪，長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奪情起復”的聖旨，三次懇辭不許，楊嗣昌於崇禎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此人頗有才華，辦事幹練，廣泛涉獵文獻，對前朝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於筆劄富有辯才堪稱是明大臣中的佼佼者。因此當皇帝召見時，他與其他大臣的拘謹木訥截然不同，毫無拘束地侃侃而談，令楊嗣昌感恩戴德，接連不斷地向皇上條陳擺脫內外交困的三大方針：第一，必先安內然後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後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後方可蕩寇。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內。其實這是一個傳統話題，遠的且不說，張居正在《陳六事疏》中，就把“欲攘外者必先安內”作為治國方針提出。楊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於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麵。崇禎二年與崇禎九年，滿洲鐵騎兩次南下所顯示的外患，與正在蔓延的“流寇”馳騁中原的內憂，兩者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孰先孰後？這是戰略上無法迴避的抉擇，也是不少有識之士的共識。一年之前兵科都給事中顏繼祖提出六項當務之急，其中之一就是“滅奴先滅寇”－－要消滅滿洲必須先消滅流寇“，但似乎過於空洞。楊嗣昌則不然。他的《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寫得頗有深度，首先從皇帝任命他為兵部尚書的聖旨中提及”安邊蕩寇“四字談起，表示不同見解：皇上似乎以為安邊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以為必安內方可攘外。開宗明義就不同凡響，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緒，然後細細剖析：竊以為天下大勢譬如人身，京師是頭腦，宣大薊遼等邊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現在的形勢是邊境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緩圖，而深者更不容忽視。腹心流毒，髒腑潰癰，精血日就枯幹，肢骸徒有膚革，形勢十分危急。所以臣說必安內方可攘外，並非緩言攘外，正因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內。
今天的讀者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於”攘外必先安內“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勢。但是隻要不因人廢言，設身處地觀察晚明時局，那麽不得不承認，楊嗣昌闡述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安定在是當時唯一可取的選擇。這一點在當時朝廷中江無異議，分歧隻存在於攘外的策略方麵。
為此必須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兩銀子。對於楊嗣昌在賦稅中加派軍餉（剿餉）的建議與做法，在明朝滅亡後，不少遺老遺少都予以嚴厲抨擊。彭孫貽就是一個代表，他在《流寇誌》中對此評論道：楊嗣昌加派軍餉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國“。實在是過於偏激的不實之詞。其實作為一個應急措施，開徵剿餉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正如鄒漪《明季遺聞》所說，把”加餉殃民“作為楊嗣昌的罪狀，恐怕未必可以作為定論，因為剿寇需兵，用兵需餉，盧象升督師已經建議請行，設身處地，不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