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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顧憲成與高攀龍等人在書院的講義，《東林書院誌》中稱為“東林商語”、“東林論學語”。由此可以看到，東林書院的日常功課，以及他們的議論焦點，並不在政治，而在學術。它的影響巨大的講會，即每月一次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會（春季或秋季），以往人們多誤解為政治性集會，其實不然。
這些講會到底議論什麽呢？這在《東林書院誌》記載的“東林會約”中有明確規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完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很顯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讀四書，談體會。顧憲成為他的弟弟顧允成寫的小傳中說：“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弟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卻之。”
你看，轟動全國的東林講會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群情激昂地抨擊朝政，而是書生氣十足地在研討四書中的某一章，從孔孟一直談到程朱。這種規矩，即使在顧憲成去世後，主持書院的高攀龍、吳覲華繼續堅持，在“東林會約”中再三強調：“東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窮理致知”，對於儒家經典，必須“積年累歲立會講誦”。
其緣由是容易理解的。顧憲成諸君子罷官下野，對於政壇的紛爭久已厭倦，回歸鄉裏，以創辦書院來寄託心誌，隻談學問，不問政治，似乎已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顧憲成接到聖旨：“顧憲成起升南京光祿寺少卿添注”，立即寫了辭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態盡見”之外，特別強調他早已不問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這是顧憲成當時心態的真是實寫照，他對政治已經不感興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個桃花源中人了。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予抱屙涇曲，日坐臥鬥室中，酬應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一個桃花源中人，辦書院，把研討四書五經作為唯一寄託，而偏偏被後人誤解為“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與事實真相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他推辭南京光祿寺少卿的第二年，給摯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說明推辭的原因，真誠地吐露了心聲，表示專心致誌辦好東林書院，優遊於林間水下，不再過問政治，他說：“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幸一二同誌不我棄，欣然其事，相與日切月磨於其中。年來聲氣之孚漸多應求，庶幾可冀之以補緝桑榆，無虛此生，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憑軾而觀，時局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按：指李三才），卓識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僅僅可於水間林下藏拙耳，出而馳驅世路，必至僨事。”這並非自謙的客套話，而是真情的流露。
以這種心情主持東林書院，當然要把“莫談國事”當作院規。顧憲成為東林書院所訂院規，其中有一條，力戒鄙、僻、賊、浮、妄等壞習氣：“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長短，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己不平，浮也；或談暖昧不明及瑣屑不雅、怪誕不經之事，妄也。”明確告誡書院同人，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井曲直”，也就是說，不得評論政府官員以及地方政治。他的這種主張，為後繼者吳覲華所繼承，並進一步具體化：“學問二字原不尚議論”，“自今談經論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這一條被列為“今日第一時宜”。還有一條是“今日第一禁戒”－－東林講會既然是“布衣聚會”，沒有任何壓力，因此在講求學問時，不得有“蠅營之聽”：“一切是非曲直、囂陵垢啐之言，不以聞此席。至於飛書、揭帖、說單、訴辨之類，不以入此門。”凡此種種，都彰顯東林書院為學問而學問，遠離政治的標榜，不僅停留於口頭，而且付諸實踐。清代人編寫《明史》時，對此已經不甚了了，胡亂說些“（東林書院）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之類，近人不加細察，人雲亦雲，誤導了後世學人，以致把它誤解為議論政治的講壇、改革政治的團體。
美國學者賀凱（插rles 0.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中說得好：“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三 顧憲成與李三才：悲劇的結局
顧憲成以桃花源中人的姿態，在東林書院潛心於學問，不再過問政治。但是政治還是給他帶來了麻煩，這個麻煩恰恰來自他的摯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萬曆朝後期官僚隊伍中少見的幹才，萬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出任漕運總督、鳳陽巡撫，政績卓著，頗得人望。萬曆三十六年，內閣中朱賡病逝，李廷機又閉門不出，隻剩下葉向高一個人苦苦支撐，補充閣員便成為當務之急。一些官員認為，閣員不必全由翰林出身，也可以選拔一些外僚（封疆大吏）。此時李三才已經在漕運總督之外加上了戶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禦史頭銜，成為理想的閣員人選。當時官僚中派係林立，互相傾軋，李三才這種既有聲望又有才幹的外僚當然不受某些閣部大僚的歡迎。內閣權臣李廷機指使工部郎中邵輔忠出馬，彈劾李三才貪、險、假、橫，無所不用其極地給李三才勾畫一副貪官嘴臉，並且無中生有地銳：“一時隻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勢孤，黨與日甚”，一下子把此事定位於“結黨”的層次上。禦史徐兆魁與之一唱一和，在“結黨營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後有一個“黨”，而且這個“黨”是“藉道學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東林書院。
這些講會到底議論什麽呢？這在《東林書院誌》記載的“東林會約”中有明確規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完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很顯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讀四書，談體會。顧憲成為他的弟弟顧允成寫的小傳中說：“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弟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卻之。”
你看，轟動全國的東林講會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群情激昂地抨擊朝政，而是書生氣十足地在研討四書中的某一章，從孔孟一直談到程朱。這種規矩，即使在顧憲成去世後，主持書院的高攀龍、吳覲華繼續堅持，在“東林會約”中再三強調：“東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窮理致知”，對於儒家經典，必須“積年累歲立會講誦”。
其緣由是容易理解的。顧憲成諸君子罷官下野，對於政壇的紛爭久已厭倦，回歸鄉裏，以創辦書院來寄託心誌，隻談學問，不問政治，似乎已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顧憲成接到聖旨：“顧憲成起升南京光祿寺少卿添注”，立即寫了辭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態盡見”之外，特別強調他早已不問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這是顧憲成當時心態的真是實寫照，他對政治已經不感興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個桃花源中人了。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予抱屙涇曲，日坐臥鬥室中，酬應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一個桃花源中人，辦書院，把研討四書五經作為唯一寄託，而偏偏被後人誤解為“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與事實真相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他推辭南京光祿寺少卿的第二年，給摯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說明推辭的原因，真誠地吐露了心聲，表示專心致誌辦好東林書院，優遊於林間水下，不再過問政治，他說：“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幸一二同誌不我棄，欣然其事，相與日切月磨於其中。年來聲氣之孚漸多應求，庶幾可冀之以補緝桑榆，無虛此生，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憑軾而觀，時局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按：指李三才），卓識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僅僅可於水間林下藏拙耳，出而馳驅世路，必至僨事。”這並非自謙的客套話，而是真情的流露。
以這種心情主持東林書院，當然要把“莫談國事”當作院規。顧憲成為東林書院所訂院規，其中有一條，力戒鄙、僻、賊、浮、妄等壞習氣：“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長短，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己不平，浮也；或談暖昧不明及瑣屑不雅、怪誕不經之事，妄也。”明確告誡書院同人，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井曲直”，也就是說，不得評論政府官員以及地方政治。他的這種主張，為後繼者吳覲華所繼承，並進一步具體化：“學問二字原不尚議論”，“自今談經論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這一條被列為“今日第一時宜”。還有一條是“今日第一禁戒”－－東林講會既然是“布衣聚會”，沒有任何壓力，因此在講求學問時，不得有“蠅營之聽”：“一切是非曲直、囂陵垢啐之言，不以聞此席。至於飛書、揭帖、說單、訴辨之類，不以入此門。”凡此種種，都彰顯東林書院為學問而學問，遠離政治的標榜，不僅停留於口頭，而且付諸實踐。清代人編寫《明史》時，對此已經不甚了了，胡亂說些“（東林書院）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之類，近人不加細察，人雲亦雲，誤導了後世學人，以致把它誤解為議論政治的講壇、改革政治的團體。
美國學者賀凱（插rles 0.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中說得好：“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三 顧憲成與李三才：悲劇的結局
顧憲成以桃花源中人的姿態，在東林書院潛心於學問，不再過問政治。但是政治還是給他帶來了麻煩，這個麻煩恰恰來自他的摯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萬曆朝後期官僚隊伍中少見的幹才，萬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出任漕運總督、鳳陽巡撫，政績卓著，頗得人望。萬曆三十六年，內閣中朱賡病逝，李廷機又閉門不出，隻剩下葉向高一個人苦苦支撐，補充閣員便成為當務之急。一些官員認為，閣員不必全由翰林出身，也可以選拔一些外僚（封疆大吏）。此時李三才已經在漕運總督之外加上了戶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禦史頭銜，成為理想的閣員人選。當時官僚中派係林立，互相傾軋，李三才這種既有聲望又有才幹的外僚當然不受某些閣部大僚的歡迎。內閣權臣李廷機指使工部郎中邵輔忠出馬，彈劾李三才貪、險、假、橫，無所不用其極地給李三才勾畫一副貪官嘴臉，並且無中生有地銳：“一時隻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勢孤，黨與日甚”，一下子把此事定位於“結黨”的層次上。禦史徐兆魁與之一唱一和，在“結黨營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後有一個“黨”，而且這個“黨”是“藉道學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東林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