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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貴妃的疑點卻由於後來的“移宮案”，而愈發明朗化。她在被迫從幹清宮搬往慈寧宮以後，把賭注押在李選侍（明熹宗朱由校的養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後，明神宗疼愛長孫，命李選侍撫養。李選侍與鄭貴妃關係密切，鄭力圖為李請封皇後，李則為鄭請封皇太後。此事還未辦成，明光宗駕崩，冊封企圖落空。照例李選侍應該從幹清宮搬出，但是她效法鄭貴妃的榜樣，賴在幹清宮不走。其意圖很明顯，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後，冊封她為皇太後，鄭貴妃為太皇太後，由這兩個女人實行雙重的垂簾聽政。據許熙重《憲章外史續編》記載，朱由校即位後說，李選侍命太監李進忠（後來改名為魏忠賢）傳話：“每日章奏，必先奏看過，方與朕覽，即要垂簾聽政處分。”為此，鄭貴妃與李選侍合謀，把朱由校控製住，目的就是垂簾聽政。正如《先撥誌始》所說，鄭、李二人“欲邀封太後及太皇太後，同處分政事”。由於楊漣等大臣的針鋒相對的鬥爭，迫使李選侍移宮，粉碎了她們垂簾聽政的陰謀。這些事情為理解“紅丸案”提供了最好的註解。


    “九千九百歲”的遍地生祠


    所謂“閹黨”並非一個政黨，而是晚明天啟年間以魏忠賢為首的一個擅權亂政的幫派。


    魏忠賢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東廠總督太監，他利用當時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網羅親信，結成政治幫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正如《明史》所說：“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就是這幫宵小之徒內外呼應上下結合，擅權亂政，打擊異己，把天啟年間的政治局麵搞得畸形而恐怖，後人稱為“閹黨專政”。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政屢見不鮮，然而晚明史上的“閹黨專政”有著十分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賢個人崇拜的醜劇。個人崇拜在那個時代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個人崇拜的對象並非皇帝，而是太監。這不能不說是畸形的政治現象，把那個時代那種製度的醜惡暴露無遺。


    魏忠賢個人崇拜最為突出的標誌是，朝廷內外眾多的官僚掀起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運動。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為活著的人建造的祠堂，稱為“生祠”，是那個專製時代畸形心理的產物，以滿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撫潘汝楨。他在天啟六年閏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他的奏疏這樣寫道：“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頓蠲茶果鋪墊諸費，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釐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顛倒黑白的拍馬溜須之詞，為魏忠賢塗脂抹粉無所不用其極，把虛構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勢統統歸功於魏忠賢。這種獻媚之舉正中魏忠賢下懷，所得到的“聖旨”－－其實就是魏忠賢的意思－－如此寫道：“據奏，魏忠賢心勤為國，念切恤民……宜從眾請，用建生祠，著於地方營造，以垂不朽”。明熹宗還為這個生祠賞賜匾額－－“普德”，這不僅明白無誤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為魏忠賢建造生祠，而且以題寫祠額的方式親自為建生祠推波助瀾。此例一開，善於鑽營的官僚敏銳地察覺到魏忠賢和皇帝的態度，趨之若騖，唯恐落後，紛紛在各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一時間似乎形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應天巡撫毛一鷺建生祠於蘇州虎丘，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於薊州、密雲、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宣大總督張樸建生祠於宣府、大同，山西巡撫曹爾楨建生祠於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熱衷於建生祠的官僚們完全把魏忠賢當作一個偶像來崇拜，極度做作的虔誠之態反襯出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動機。請看薊遼總督閻鳴泰在請建生祠的奏疏中說些什麽：“人心之依歸，即天心之向順，恭照廠臣魏忠賢安內攘外，舉賢任能，捐金捐俸，恤軍恤民，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猶萃其全，且於兵農禮樂之司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弘”雲雲。對於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當然要批準為他建生祠了，還特別賞賜了祠額“廣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賢的“治平績著，覆載量弘”。薊州生祠建成之際，舉行了迎接魏忠賢“喜容”（偶像）的典禮：巡撫劉詔行五拜三叩頭禮，與迎接皇帝別無二致。兵備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賢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執笏”，頗有反感，隻作長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劉詔的參奏，魏忠賢立即派錦衣衛緹騎把耿如杞逮捕入獄。這就更加助長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氣焰。天津巡撫黃運泰為魏忠賢建生祠，迎接魏忠賢“喜容”的儀式，隆重的程度超過薊州，當時人如此寫道：“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詔儀。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黃）運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諸官俱五拜三叩頭，（黃）運泰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歲（按：指魏忠賢）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歲升拔，則又叩頭謝。致詞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皆汗下浹踵，（黃）運泰揚揚甚得意也。”禮儀之隆重比祭祀歷代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阿諛奉承言辭之露骨、肉麻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