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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噭生光雖然是一個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後，卻口還有一點骨氣，始終沒有順從廠衛及三法司官員的意圖，隨意攀誣他人。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在向皇帝匯報時，承認皇上要追究幕後主使人的旨意難以實現，無可奈何地說：”（噭生光）忍刑輾轉，書內詞名一字不吐。“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噭生光證佐已明，忍刑輾轉，未吐同謀主使真情。“刑部尚書蕭大亨想討好皇上，再三誘使噭生光扳扯”同謀主使之人“，噭生光拒不服從，抗言道：”我自為之，誰為主使？“在會審時，蕭大亨把寫好的紙條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紙條上寫著這樣幾個字：”脫（噭）生光而歸，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絕：”獄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噭生光死後，輿論界普遍認定，”妖書“並非噭生光所作。當時的野史都提及這件事：有人說，”妖書“出於武英殿中書舍人趙士楨之手。趙士楨一向慷慨有膽略，”妖書案“發後，杜門不出。據說，噭生光淩遲處死後，趙士楨精神錯亂，屢次夢見噭生光索命，一病不起。臨死前，他自己透露了這一秘密。又傳聞，趙士楨臨死時，”肉碎落如磔“。所謂”肉碎落如磔“雲雲，當然是民間關於因果報應的街談巷議，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不過，由此也折射出輿論的導向：噭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靜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斷，一個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寫出這篇涉及”國本“的政論文《續憂危竑議》！能撰寫此文者，非得熟悉宮廷內幕及官場上層動態不可，區區生光斷然無此能耐。
當然，”妖書“是誰寫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後透露出來的政治動向。顯然，”妖書案“的出現並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它是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朝野上下對於皇太子地位不穩的一種憂患意識，力圖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輿論的壓力，迫使鄭貴妃不敢貿然廢太子。這恐怕是朝廷大多數官員的願望，包括一部分參與會審的官員在內，都不願在此案中株連無辜的所謂”主使人“，而鑄成大錯。既然抓住了噭生光，又有刻字匠為人證，案犯又供認不諱，此案便草草了結，是無奈中的上策。對於皇帝來說，真犯究竟是誰並不重要，把”妖書“輿論壓－卜去才是當務之急。因此對於噭生光的處理，他不同意論斬，偏要淩遲以後再梟首示眾，著意要造成一種威懾氣氛，使後人不敢再在鄭貴妃的問題上說三道四。
”妖書案“雖然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了結，但是它的政治後遺症，卻－長期持續。上層官僚的派係門戶之爭愈演愈烈，沈一貫一派與沈鯉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麵，由暗而明。此後的”梃擊案“、”紅丸案。“莫不如此，拉幫結派，以此為話柄，互相攻擊。正如李遜之《泰昌朝記事》所說：”光廟（朱常洛）在東宮，危疑特甚，有前後妖書事，皆宵小輩窺伺內意，以為神廟（萬曆）必有易儲之舉，以此構釁造間，且肆毒朝紳，各剪所忌，而門戶主名立矣。“
梃擊案
”妖書案“過後，宮中稍稍安定。萬曆皇帝盼孫心切，鑑於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後無子，特地下旨多選淑媛，伺候於太子左右。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選侍王氏生了個兒子（就是以後的天啟皇帝朱由校）。朱常洛有了兒子，意味著萬曆皇帝有了長孫，照理境況應該有所好轉，其實不然。
自從他移居慈慶宮後，與居住於景陽宮的生母恭妃王氏幾乎等於隔離。雖然萬曆三十四年因長孫誕生，恭妃王氏被冊封為貴妃，但王貴妃與鄭貴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別。等到她病危時，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陽宮探望母親。但見宮門緊閉，一派門庭冷落的景象。王貴妃大約是常年思念兒子的緣故，眼睛已經近乎失明。她聽到兒子的聲音，用手撫摸著，淒楚地說：”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聽到母親的心酸話，淚如雨下。這時屋外有鄭貴妃派來的人在偷聽，王貴妃若有所聞，對兒子說：”鄭家遊人在此。“兩人隻好默然相對。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貴妃的境遇，折射出活著的太子朱常洛的景況。王貴妃安葬一年之後，朱常洛遭到心懷叵測者的暗中詛咒，說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時依然岌岌可危。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個名叫王曰幹的武弁（錦衣衛百戶）告發：奸人孔學等人，受鄭貴妃指使，糾集妖人，擺設香紙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髮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個（皇太後、皇上、皇太子），用新鐵釘四十九枚，釘在紙人眼上，七天後焚化。
萬曆皇帝獲悉後，憤怒不堪，責怪內閣首輔為何事先沒有報告。內侍太監聽到皇上問話，便把早已遞進的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奏疏交給皇上。其實葉向高已經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議：
為皇太子考慮，皇上應該冷靜處理此事：如果大張旗鼓，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反而使事態惡化，那麽”其禍將不可言“。萬曆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隻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張揚出去，勢必像”妖書案“那樣鬧得滿城風雨。
第二天，葉向高指示三法司嚴刑拷打王曰幹，把這個危險人物打死在獄中。他所告發的案情太嚴重，又真假難辨，隻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張揚、消滅活口的方式了結，才能化險為夷，化有為無。葉向高不愧老謀深算，顧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
噭生光死後，輿論界普遍認定，”妖書“並非噭生光所作。當時的野史都提及這件事：有人說，”妖書“出於武英殿中書舍人趙士楨之手。趙士楨一向慷慨有膽略，”妖書案“發後，杜門不出。據說，噭生光淩遲處死後，趙士楨精神錯亂，屢次夢見噭生光索命，一病不起。臨死前，他自己透露了這一秘密。又傳聞，趙士楨臨死時，”肉碎落如磔“。所謂”肉碎落如磔“雲雲，當然是民間關於因果報應的街談巷議，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不過，由此也折射出輿論的導向：噭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靜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斷，一個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寫出這篇涉及”國本“的政論文《續憂危竑議》！能撰寫此文者，非得熟悉宮廷內幕及官場上層動態不可，區區生光斷然無此能耐。
當然，”妖書“是誰寫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後透露出來的政治動向。顯然，”妖書案“的出現並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它是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朝野上下對於皇太子地位不穩的一種憂患意識，力圖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輿論的壓力，迫使鄭貴妃不敢貿然廢太子。這恐怕是朝廷大多數官員的願望，包括一部分參與會審的官員在內，都不願在此案中株連無辜的所謂”主使人“，而鑄成大錯。既然抓住了噭生光，又有刻字匠為人證，案犯又供認不諱，此案便草草了結，是無奈中的上策。對於皇帝來說，真犯究竟是誰並不重要，把”妖書“輿論壓－卜去才是當務之急。因此對於噭生光的處理，他不同意論斬，偏要淩遲以後再梟首示眾，著意要造成一種威懾氣氛，使後人不敢再在鄭貴妃的問題上說三道四。
”妖書案“雖然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了結，但是它的政治後遺症，卻－長期持續。上層官僚的派係門戶之爭愈演愈烈，沈一貫一派與沈鯉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麵，由暗而明。此後的”梃擊案“、”紅丸案。“莫不如此，拉幫結派，以此為話柄，互相攻擊。正如李遜之《泰昌朝記事》所說：”光廟（朱常洛）在東宮，危疑特甚，有前後妖書事，皆宵小輩窺伺內意，以為神廟（萬曆）必有易儲之舉，以此構釁造間，且肆毒朝紳，各剪所忌，而門戶主名立矣。“
梃擊案
”妖書案“過後，宮中稍稍安定。萬曆皇帝盼孫心切，鑑於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後無子，特地下旨多選淑媛，伺候於太子左右。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選侍王氏生了個兒子（就是以後的天啟皇帝朱由校）。朱常洛有了兒子，意味著萬曆皇帝有了長孫，照理境況應該有所好轉，其實不然。
自從他移居慈慶宮後，與居住於景陽宮的生母恭妃王氏幾乎等於隔離。雖然萬曆三十四年因長孫誕生，恭妃王氏被冊封為貴妃，但王貴妃與鄭貴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別。等到她病危時，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陽宮探望母親。但見宮門緊閉，一派門庭冷落的景象。王貴妃大約是常年思念兒子的緣故，眼睛已經近乎失明。她聽到兒子的聲音，用手撫摸著，淒楚地說：”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聽到母親的心酸話，淚如雨下。這時屋外有鄭貴妃派來的人在偷聽，王貴妃若有所聞，對兒子說：”鄭家遊人在此。“兩人隻好默然相對。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貴妃的境遇，折射出活著的太子朱常洛的景況。王貴妃安葬一年之後，朱常洛遭到心懷叵測者的暗中詛咒，說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時依然岌岌可危。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個名叫王曰幹的武弁（錦衣衛百戶）告發：奸人孔學等人，受鄭貴妃指使，糾集妖人，擺設香紙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髮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個（皇太後、皇上、皇太子），用新鐵釘四十九枚，釘在紙人眼上，七天後焚化。
萬曆皇帝獲悉後，憤怒不堪，責怪內閣首輔為何事先沒有報告。內侍太監聽到皇上問話，便把早已遞進的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奏疏交給皇上。其實葉向高已經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議：
為皇太子考慮，皇上應該冷靜處理此事：如果大張旗鼓，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反而使事態惡化，那麽”其禍將不可言“。萬曆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隻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張揚出去，勢必像”妖書案“那樣鬧得滿城風雨。
第二天，葉向高指示三法司嚴刑拷打王曰幹，把這個危險人物打死在獄中。他所告發的案情太嚴重，又真假難辨，隻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張揚、消滅活口的方式了結，才能化險為夷，化有為無。葉向高不愧老謀深算，顧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