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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朱元璋說：“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劉基深知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難以在朝廷施展手腳，堅決辭謝。
朱元璋又問：楊憲如何？
劉基並不因為與楊憲有私交而說昧心話：“（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
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
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
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
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胡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
朱元璋見以上人選都不合適，再次邀請劉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誠無逾先生。”
劉基再次推辭：“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選擇了胡惟庸——一個遠不如李善長善於出謀劃策，卻精於拍馬奉承玩弄權術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長的同鄉（都是定遠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洪武三年，因李善長的提攜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深得朱元璋寵信，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麵。正如《明史》所說：“帝以（胡）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嚐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逕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活脫脫一副小人得誌不可一世的嘴臉。大將軍徐達得悉他的奸猜行徑，深惡痛絕，把他的劣跡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後，引誘徐達府上的門房，企圖加害徐達，雖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計毒辣的小人心態卻暴露無遺。他自恃與李善長關係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為妻，結成姻親）；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
劉基鑑於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致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漢，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卷了進去。胡惟庸獲悉劉基曾在皇帝麵前說他無能，懷恨在心。當時胡惟庸以左丞掌中書省事，指使親信官員攻擊劉基，無中生有地誹謗劉基用有“王氣”的十地營造自己的墳墓，圖謀不軌，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結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劉基被剝奪了官祿。劉基懼怕帶來更大的禍水，趕赴南京當麵向皇帝請罪，並且留京不歸，以明心跡。不久胡惟庸當上了左丞相，劉基大為悲戚：“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從此憂憤成病，沒有多長時間就死去了。關於劉基的死因，後來胡惟庸案發，有人告發說，劉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激流勇退。（朱）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聽計從。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
朱元璋後來與劉基的兒子談起此事，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胡黨”身上。他說：“劉伯溫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隻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蠱了。”那意思是說劉基是被“胡黨”毒死的。他還說：“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隻是老子說不倒。”朱元璋公開對外也是這樣說：“後來胡家結黨，（劉基）吃他下了蠱。隻見一日（劉基）來（對）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漲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癟癟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了。”一口咬定劉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胡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麽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胡惟庸，聽任他胡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憑他的權力威望，“胡家結黨”他真的“說不倒”嗎？後來終於對胡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隻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綽綽有餘，要以它來羅織一個“胡黨”，株連一大批功臣宿將，卻未免牽強附會。為了把罪網羅織得更大，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胡惟庸死後，他的罪狀逐步升級，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黨”於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由此著手製造罪狀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胡惟庸死後罪狀升級為“通倭通虜”，用它來株連開國元勛。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大批功臣完全是無辜的。胡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的，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
劉基深知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難以在朝廷施展手腳，堅決辭謝。
朱元璋又問：楊憲如何？
劉基並不因為與楊憲有私交而說昧心話：“（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
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
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
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
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胡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
朱元璋見以上人選都不合適，再次邀請劉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誠無逾先生。”
劉基再次推辭：“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選擇了胡惟庸——一個遠不如李善長善於出謀劃策，卻精於拍馬奉承玩弄權術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長的同鄉（都是定遠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洪武三年，因李善長的提攜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深得朱元璋寵信，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麵。正如《明史》所說：“帝以（胡）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嚐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逕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活脫脫一副小人得誌不可一世的嘴臉。大將軍徐達得悉他的奸猜行徑，深惡痛絕，把他的劣跡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後，引誘徐達府上的門房，企圖加害徐達，雖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計毒辣的小人心態卻暴露無遺。他自恃與李善長關係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為妻，結成姻親）；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
劉基鑑於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致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漢，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卷了進去。胡惟庸獲悉劉基曾在皇帝麵前說他無能，懷恨在心。當時胡惟庸以左丞掌中書省事，指使親信官員攻擊劉基，無中生有地誹謗劉基用有“王氣”的十地營造自己的墳墓，圖謀不軌，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結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劉基被剝奪了官祿。劉基懼怕帶來更大的禍水，趕赴南京當麵向皇帝請罪，並且留京不歸，以明心跡。不久胡惟庸當上了左丞相，劉基大為悲戚：“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從此憂憤成病，沒有多長時間就死去了。關於劉基的死因，後來胡惟庸案發，有人告發說，劉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激流勇退。（朱）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聽計從。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
朱元璋後來與劉基的兒子談起此事，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胡黨”身上。他說：“劉伯溫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隻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蠱了。”那意思是說劉基是被“胡黨”毒死的。他還說：“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隻是老子說不倒。”朱元璋公開對外也是這樣說：“後來胡家結黨，（劉基）吃他下了蠱。隻見一日（劉基）來（對）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漲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癟癟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了。”一口咬定劉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胡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麽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胡惟庸，聽任他胡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憑他的權力威望，“胡家結黨”他真的“說不倒”嗎？後來終於對胡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隻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綽綽有餘，要以它來羅織一個“胡黨”，株連一大批功臣宿將，卻未免牽強附會。為了把罪網羅織得更大，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胡惟庸死後，他的罪狀逐步升級，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黨”於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由此著手製造罪狀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胡惟庸死後罪狀升級為“通倭通虜”，用它來株連開國元勛。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大批功臣完全是無辜的。胡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的，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