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中世紀數目眾多的教師和大學生是世俗教徒。盡管如此，他們也向教會索要領地，這就給中世紀和大革命前舊社會製度時代的教會造成了一個巨大負擔：教會收入與采邑分配給了世俗教徒。此外，在每個學校中心分給一個教師特殊領地的做法，很快顯示出是令人非常不滿意的：教師和學生都得到了通常的領地，這增添了教會的另一個苦惱：神甫們沒有固定任職地點。
最後，教會的態度加劇了那些通過教學尋找非宗教性任務的人的困難，尤其是民法與醫學。它們經常被迫處在非法的境況之中，因為首先是學習法律的熱潮雖然中止了，但這一領域仍不斷受到教會高層人士的攻擊。羅吉爾·培根對此解釋說：“在民法中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質。誰投身於這樣一門粗俗的藝術，誰也就脫離了教會。”由於民法無法正式在大學中出現，一係列負有強有力地推動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使命，但卻絲毫沒有直接的宗教性質的專業，在今後幾個世紀之久就一直處於癱瘓狀態。
持修會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衝突
一個在13世紀和14世紀初震動了各大學的嚴重危機，揭開了知識分子處境的兩重性，以及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的不滿。這涉及持修會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鬥爭，涉及世俗化教士對來自新的托缽修會的教師在大學裏占有越來越多席位的強烈抵抗。實際上，多米尼克修會的教士從一開始，就試圖打入大學；修會創始人的本來宗旨——布道和同異端邪說進行鬥爭——促使他們努力從知識上紮紮實實地武裝自己。弗朗切斯各修會的教士們很快也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而規模不差上下的是修會內部也有一些人影響日益增長，使修會至少在某些方麵脫離弗朗切斯各的立場。聖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對科學出名的，他認為科學與知識是守貧、禁慾和與窮人的兄弟情誼的障礙。起先教團的修士們受到熱烈歡迎。1220年，教皇賀諾琉斯三世稱讚了巴黎的大學，因為它吸收多米尼克修會教士參加到它的教學工作中來。然後就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巴黎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1252－129o年間，尤其在1252－1259年間，1265－1271年間和1282－1290年間。牛津大學受同樣問題的侵擾要稍晚一點，在1303－1320年間和1350－1360年間。
這方麵最尖銳和最典型的衝突，1252－1259年間發生在巴黎。在聖亞茂的威廉的事仲中，衝突達到了頂峰。盡管事情錯綜複雜，卻頗有啟發意義。
有五個方麵的人參與了這一事件：托缽修會和它屬下的巴黎的大學教師們，大學的大部分世俗化教師，羅馬教廷，法國國王，和大學生們。
在鬥爭的高潮階段，非僧侶教師、聖亞茂的威廉，在一本題為《新時代的危險》的小冊子裏，公開對教團兄弟們展開猛烈抨擊。他受到教皇譴責，盡管有一部分大學人員強烈反對，他還是被判處流放。
哪些責難是世俗化教師用來攻擊托缽修士的呢？
在第一階段，從1252年到1254年間，事情差不多純然隻是對大學社團組織方麵的責難。世俗化的教師指責托缽修士破壞大學的規章。這些後來者過去並沒有取得人文學科的碩士學位，就獲得了教師頭銜，並講授神學。1250年他們爭取到教皇的恩準，除在神學院之外，從聖母修道院的總管那裏得到在大學授課的“準許證”。在大學規章製度隻允許向他們提供四個教席中的一個的情況下，他們要求並實際上占有了兩個教席。最主要的是他們在大學罷課的情況下還繼續授課的做法，這破壞了大學的團結。1229年至1231年間，他們這樣做了，1253年罷課時又一次這樣做，而罷課是羅馬教廷認可的和章程中規定的權利。此外世俗化的教師還指責教團說，他們不是真正的大學成員，他們與大學進行不正當的競爭：他們扣留學生，把許多人押去過修士生活；由於他們靠布施生活，他們不要求學生為上課付錢，並不感到真正受大學成員物質需求的約束。
這些就是世俗化教士真實的責難。它們意義深遠。它們很說明問題。大學成員很快已意識到這種雙重附屬的不可協調性：一方麵附屬於某一教團，盡管它帶有新的作風；另一方麵又附屬於某一社團組織，盡管它帶有很多教權主義色彩和自己的獨特性。
托缽修士是缺少人文學科基礎教育的知識分子，物質生活的費用對他們不成問題，罷課的權利對他們毫無意義，這種人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這種人也不是科學勞動者，因為他們不靠教學來維持生活。
教皇英諾森四世至少部分地參與了上述論爭。他對托缽修士破壞了大學的規章感到震驚，在1254年7月4日責令他們要遵守大學規章然後於同年11月20日，他在教諭《暫行法》（etsi
animarum）中限製了兩個教團在大學裏的特權。
但英諾森四世的繼承人，曾經是弗朗切斯各修會護衛樞機主教的亞歷山大四世，就在同年12月22日，頒發了教諭《反隔離》（nec
insolitum），以取代他前任的詔書，並於1255年4月14日在新的教諭《新的光明之源》（quasi
lignum vitae）中確定了托缽修士對大學成員的徹底勝利。
鬥爭重新爆發，變得更加激烈，並轉移到另一個層次：這已不再是社團鬥爭，而成了教義鬥爭。世俗化教師聖亞茂的威廉站在最前列，還有像呂特勃夫（以他反映時事的詩歌）和約翰·德·墨恩（以他的小說《玫瑰傳奇》）等作家，從攻擊教團的存在和其理想的基礎入手。
最後，教會的態度加劇了那些通過教學尋找非宗教性任務的人的困難，尤其是民法與醫學。它們經常被迫處在非法的境況之中，因為首先是學習法律的熱潮雖然中止了，但這一領域仍不斷受到教會高層人士的攻擊。羅吉爾·培根對此解釋說：“在民法中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質。誰投身於這樣一門粗俗的藝術，誰也就脫離了教會。”由於民法無法正式在大學中出現，一係列負有強有力地推動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使命，但卻絲毫沒有直接的宗教性質的專業，在今後幾個世紀之久就一直處於癱瘓狀態。
持修會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衝突
一個在13世紀和14世紀初震動了各大學的嚴重危機，揭開了知識分子處境的兩重性，以及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的不滿。這涉及持修會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鬥爭，涉及世俗化教士對來自新的托缽修會的教師在大學裏占有越來越多席位的強烈抵抗。實際上，多米尼克修會的教士從一開始，就試圖打入大學；修會創始人的本來宗旨——布道和同異端邪說進行鬥爭——促使他們努力從知識上紮紮實實地武裝自己。弗朗切斯各修會的教士們很快也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而規模不差上下的是修會內部也有一些人影響日益增長，使修會至少在某些方麵脫離弗朗切斯各的立場。聖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對科學出名的，他認為科學與知識是守貧、禁慾和與窮人的兄弟情誼的障礙。起先教團的修士們受到熱烈歡迎。1220年，教皇賀諾琉斯三世稱讚了巴黎的大學，因為它吸收多米尼克修會教士參加到它的教學工作中來。然後就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巴黎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1252－129o年間，尤其在1252－1259年間，1265－1271年間和1282－1290年間。牛津大學受同樣問題的侵擾要稍晚一點，在1303－1320年間和1350－1360年間。
這方麵最尖銳和最典型的衝突，1252－1259年間發生在巴黎。在聖亞茂的威廉的事仲中，衝突達到了頂峰。盡管事情錯綜複雜，卻頗有啟發意義。
有五個方麵的人參與了這一事件：托缽修會和它屬下的巴黎的大學教師們，大學的大部分世俗化教師，羅馬教廷，法國國王，和大學生們。
在鬥爭的高潮階段，非僧侶教師、聖亞茂的威廉，在一本題為《新時代的危險》的小冊子裏，公開對教團兄弟們展開猛烈抨擊。他受到教皇譴責，盡管有一部分大學人員強烈反對，他還是被判處流放。
哪些責難是世俗化教師用來攻擊托缽修士的呢？
在第一階段，從1252年到1254年間，事情差不多純然隻是對大學社團組織方麵的責難。世俗化的教師指責托缽修士破壞大學的規章。這些後來者過去並沒有取得人文學科的碩士學位，就獲得了教師頭銜，並講授神學。1250年他們爭取到教皇的恩準，除在神學院之外，從聖母修道院的總管那裏得到在大學授課的“準許證”。在大學規章製度隻允許向他們提供四個教席中的一個的情況下，他們要求並實際上占有了兩個教席。最主要的是他們在大學罷課的情況下還繼續授課的做法，這破壞了大學的團結。1229年至1231年間，他們這樣做了，1253年罷課時又一次這樣做，而罷課是羅馬教廷認可的和章程中規定的權利。此外世俗化的教師還指責教團說，他們不是真正的大學成員，他們與大學進行不正當的競爭：他們扣留學生，把許多人押去過修士生活；由於他們靠布施生活，他們不要求學生為上課付錢，並不感到真正受大學成員物質需求的約束。
這些就是世俗化教士真實的責難。它們意義深遠。它們很說明問題。大學成員很快已意識到這種雙重附屬的不可協調性：一方麵附屬於某一教團，盡管它帶有新的作風；另一方麵又附屬於某一社團組織，盡管它帶有很多教權主義色彩和自己的獨特性。
托缽修士是缺少人文學科基礎教育的知識分子，物質生活的費用對他們不成問題，罷課的權利對他們毫無意義，這種人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這種人也不是科學勞動者，因為他們不靠教學來維持生活。
教皇英諾森四世至少部分地參與了上述論爭。他對托缽修士破壞了大學的規章感到震驚，在1254年7月4日責令他們要遵守大學規章然後於同年11月20日，他在教諭《暫行法》（etsi
animarum）中限製了兩個教團在大學裏的特權。
但英諾森四世的繼承人，曾經是弗朗切斯各修會護衛樞機主教的亞歷山大四世，就在同年12月22日，頒發了教諭《反隔離》（nec
insolitum），以取代他前任的詔書，並於1255年4月14日在新的教諭《新的光明之源》（quasi
lignum vitae）中確定了托缽修士對大學成員的徹底勝利。
鬥爭重新爆發，變得更加激烈，並轉移到另一個層次：這已不再是社團鬥爭，而成了教義鬥爭。世俗化教師聖亞茂的威廉站在最前列，還有像呂特勃夫（以他反映時事的詩歌）和約翰·德·墨恩（以他的小說《玫瑰傳奇》）等作家，從攻擊教團的存在和其理想的基礎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