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世紀，“研究”甚至完全脫離經文。它是獨立存在的。在教師和學生們的積極參與下，它成了討論的科目，從此它成了“辯論”（disputatio）。
曼東涅修士在這方麵提供了一段經典的描述：“當有教師舉行學術辯論時，學院裏同一天上午所有其他教師和學土們開設的課程全都取消。隻有主持辯論的教師簡短地講一點課，直到助教們到達，然後開始辯論。他占用那天上午的很大一部分時間。學院全體學士和辯論教師的學生必須參加這一練習課。其他教師和學生似乎可以做自由選擇，不過視辯論老師的名望和討論的課題而定，參加人數無疑相當多。巴黎的教士和院長主教們，以及其他途經巴黎的教會人士們，看來都非常喜歡這一激動人心的論戰。辯論是教士們的競賽。
“辯論的題目事先由提出辯論的教師確定。這些題目在規定日期內通知學院的其他部門……
“辯論在該教師的指導下進行。但實際上他不是辯論人。他的學士擔任答辯者的角色，並通過這樣的方式開始學習這種練習課程。來自不同的方麵的異議，一般首先由在場的教師們提出，接著由學士們提出，最後也許由大學生們提出。學士解答列舉的各個論點，必要時教師給予支持。簡而言之，以上所述是一次通常的辯論過程，但這隻是第一部分，雖然它是最主要和最生動的部分。
“在辯論過程中，沒有固定程序提出，沒有駁難的異議，最後形成相對地說不是那麽有條理的教學材料——但與其說它們是戰場上的殘骸，不如說它們是建築工地上的半成品。所以繼這一預備討論後，是第二步的‘主導論證’。
“在第一個講課日，當時人們這樣說，也即主持辯論的老師能夠宣讀講稿的第一天（因為星期日、節假日或別的原因可能會妨礙第二天繼續辯論），教師在自己所在學校，再次把頭天或前幾天辯論的材料仔細閱讀一遍。首先他在資料允許的情況下，把針對他的論點提出的異議，按照邏輯順序或依自然次序列出，最後確定它們的最後措詞。列舉這些異議後他就自己的理論作若幹論證，然後再就辯論的問題舉行了一個內容多少增加了的講學報告，這是‘論證’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他逐一答覆針對他論點的理論所提出的異議，這樣練習課就結束了……
“由教師或聽眾筆錄下來的‘論證’，形成文稿，我們稱為‘辯論之問題’，它們是‘辯論’的最終文本。”
在這一範圍內，同時發展出一種特殊的形式：隨意性辯論。教師們每年可以舉行兩次會議，他們在會上即興發揮，討論“不論什麽人提出的不論涉及何種題目”（de
uuolibet ad voluntatem c…us－libet）的問題。格羅呂伊主教關於這一練習課程有以下的描述：“會議大約在四、五學年間或第六學年開始舉行；不管怎樣都在早晨開始，因為可以長時間地進行下去。它的特點正是在於它的隨意與即興式的方式，以及在會上飄蕩著的捉摸不定。它是一種辯論的會議，論證的會議，像其他許多別的練習課程一樣；但它的特殊之處在於主動權教師轉到助手們手裏。在通常的辯論中，教師事先通告題目，事先加以思考和進行準備。在隨意性辯論中，誰都可以隨便提出什麽問題，而這對接受提問的教師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敵視的或好奇的問題與異議，跟往常一樣，會從各個方麵襲來。人們可以懷著善意徵求他的意見，但也可能試圖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或逼使他探討他極不願意談起的棘手問題。有的時候是好奇的陌生人或不安份的傢夥，有的時候是心懷忌妒的對手或好奇的教師，試圖讓他陷入困境。有時候問題十分明晰與有趣，有時候問題又含義雙重，確實叫教師感到實在為難，難以把握它的確切外延及真實內涵。有些問題都是屬於光明正大的純知識領域；另一些問題卻主要含有政治性的或誹謗性的用意……所以誰要是打算經歷一場隨意性辯論，那他就必須具備非同尋常的決斷能力，和幾乎有通曉萬物的學識。”
這樣，經院哲學嚴格遵循理性法規，作為學術上嚴謹的教師和創造性思想的激勵老而發展起來。西方思想藉助理性的法規已取得顯著進步，理應永遠保留它的印記。當然，這是就 13世紀由機智和嚴謹的思想家們所運用的、處在全盛時期和繁榮興旺的經院哲學而言的。中世紀末期那種狂熱的經院哲學，它就理所當然地招致了伊拉斯謨、路德和拉伯雷的蔑視。巴曼克式的經院哲學，也勢必引起馬勒伯朗士的厭棄。但經院哲學的精神與傳統融合進西方思想新的進步過程中。不管笛卡爾怎麽說，他得力於經院哲學的地方就很多。艾金納·吉爾森在其所著的那本重要著作的結論部分寫道：“如果不堅持把笛卡爾主義同經院哲學對照起來看，就無法理解笛卡爾主義。笛卡爾主義鄙視經院哲學，但本身又植根在經院哲學之中；因為笛卡爾主義採納了經院哲學，由此人們可以認為，笛卡爾主義從經院哲學中汲取了養料。”
矛盾：如何生活？靠工資還是靠領地？
然而同樣由於經院哲學這一武器，13世紀的知識分子卻要麵對許許多多捉摸不定的苦惱，並且必須作出一些困難的抉擇。這種矛盾狀況在大學一係列危機的發展過程裏表現出來。
曼東涅修士在這方麵提供了一段經典的描述：“當有教師舉行學術辯論時，學院裏同一天上午所有其他教師和學土們開設的課程全都取消。隻有主持辯論的教師簡短地講一點課，直到助教們到達，然後開始辯論。他占用那天上午的很大一部分時間。學院全體學士和辯論教師的學生必須參加這一練習課。其他教師和學生似乎可以做自由選擇，不過視辯論老師的名望和討論的課題而定，參加人數無疑相當多。巴黎的教士和院長主教們，以及其他途經巴黎的教會人士們，看來都非常喜歡這一激動人心的論戰。辯論是教士們的競賽。
“辯論的題目事先由提出辯論的教師確定。這些題目在規定日期內通知學院的其他部門……
“辯論在該教師的指導下進行。但實際上他不是辯論人。他的學士擔任答辯者的角色，並通過這樣的方式開始學習這種練習課程。來自不同的方麵的異議，一般首先由在場的教師們提出，接著由學士們提出，最後也許由大學生們提出。學士解答列舉的各個論點，必要時教師給予支持。簡而言之，以上所述是一次通常的辯論過程，但這隻是第一部分，雖然它是最主要和最生動的部分。
“在辯論過程中，沒有固定程序提出，沒有駁難的異議，最後形成相對地說不是那麽有條理的教學材料——但與其說它們是戰場上的殘骸，不如說它們是建築工地上的半成品。所以繼這一預備討論後，是第二步的‘主導論證’。
“在第一個講課日，當時人們這樣說，也即主持辯論的老師能夠宣讀講稿的第一天（因為星期日、節假日或別的原因可能會妨礙第二天繼續辯論），教師在自己所在學校，再次把頭天或前幾天辯論的材料仔細閱讀一遍。首先他在資料允許的情況下，把針對他的論點提出的異議，按照邏輯順序或依自然次序列出，最後確定它們的最後措詞。列舉這些異議後他就自己的理論作若幹論證，然後再就辯論的問題舉行了一個內容多少增加了的講學報告，這是‘論證’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他逐一答覆針對他論點的理論所提出的異議，這樣練習課就結束了……
“由教師或聽眾筆錄下來的‘論證’，形成文稿，我們稱為‘辯論之問題’，它們是‘辯論’的最終文本。”
在這一範圍內，同時發展出一種特殊的形式：隨意性辯論。教師們每年可以舉行兩次會議，他們在會上即興發揮，討論“不論什麽人提出的不論涉及何種題目”（de
uuolibet ad voluntatem c…us－libet）的問題。格羅呂伊主教關於這一練習課程有以下的描述：“會議大約在四、五學年間或第六學年開始舉行；不管怎樣都在早晨開始，因為可以長時間地進行下去。它的特點正是在於它的隨意與即興式的方式，以及在會上飄蕩著的捉摸不定。它是一種辯論的會議，論證的會議，像其他許多別的練習課程一樣；但它的特殊之處在於主動權教師轉到助手們手裏。在通常的辯論中，教師事先通告題目，事先加以思考和進行準備。在隨意性辯論中，誰都可以隨便提出什麽問題，而這對接受提問的教師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敵視的或好奇的問題與異議，跟往常一樣，會從各個方麵襲來。人們可以懷著善意徵求他的意見，但也可能試圖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或逼使他探討他極不願意談起的棘手問題。有的時候是好奇的陌生人或不安份的傢夥，有的時候是心懷忌妒的對手或好奇的教師，試圖讓他陷入困境。有時候問題十分明晰與有趣，有時候問題又含義雙重，確實叫教師感到實在為難，難以把握它的確切外延及真實內涵。有些問題都是屬於光明正大的純知識領域；另一些問題卻主要含有政治性的或誹謗性的用意……所以誰要是打算經歷一場隨意性辯論，那他就必須具備非同尋常的決斷能力，和幾乎有通曉萬物的學識。”
這樣，經院哲學嚴格遵循理性法規，作為學術上嚴謹的教師和創造性思想的激勵老而發展起來。西方思想藉助理性的法規已取得顯著進步，理應永遠保留它的印記。當然，這是就 13世紀由機智和嚴謹的思想家們所運用的、處在全盛時期和繁榮興旺的經院哲學而言的。中世紀末期那種狂熱的經院哲學，它就理所當然地招致了伊拉斯謨、路德和拉伯雷的蔑視。巴曼克式的經院哲學，也勢必引起馬勒伯朗士的厭棄。但經院哲學的精神與傳統融合進西方思想新的進步過程中。不管笛卡爾怎麽說，他得力於經院哲學的地方就很多。艾金納·吉爾森在其所著的那本重要著作的結論部分寫道：“如果不堅持把笛卡爾主義同經院哲學對照起來看，就無法理解笛卡爾主義。笛卡爾主義鄙視經院哲學，但本身又植根在經院哲學之中；因為笛卡爾主義採納了經院哲學，由此人們可以認為，笛卡爾主義從經院哲學中汲取了養料。”
矛盾：如何生活？靠工資還是靠領地？
然而同樣由於經院哲學這一武器，13世紀的知識分子卻要麵對許許多多捉摸不定的苦惱，並且必須作出一些困難的抉擇。這種矛盾狀況在大學一係列危機的發展過程裏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