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走極端的解決辦法，是對自己所屬的世界絕望的西方知識分子的最初嚐試，阿貝拉爾沒有這樣做。
阿貝拉爾被任命為布列塔尼一所修道院的院長。這引起了新的矛盾，因為他就像生活在野蠻人中間。人們隻說下布列塔尼的方言土語。修士們是難以想像的粗鄙。他訓導他們走上正軌。他們卻企圖毒死他。1132年他逃離了修道院。
1136年，阿貝拉爾再度來到聖熱內維耶伏山。他重新開課，聽課的人比以前更多。城市騷亂的罪魁禍首，被逐出義大利的布雷西亞的阿諾德，也避難到了巴黎。阿諾德同他建立了友誼，並把自己窮苦的、靠行乞為生的學生介紹給他。自從自己的著作在斯瓦鬆被禁以後，阿貝拉爾一直不停地在繼續寫作。但在1140年，他的敵人們再次對他的著作發動攻擊。他同那個被唾棄的羅馬人的友誼，一定使他們的仇恨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不難理解，城市的辯證法和教區民主運動的聯盟，對它的敵人來說，似乎是很有特點的。
聖伯納德和阿貝拉爾
阿貝拉爾的敵人中，首要的是聖伯納德。正如謝紐修士正確指出的：“西妥修道院院長站在基督教兩邊的另一邊。”聖伯納德始終是個鄉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個大兵，他對城市知識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對待異端分子或異教徒，他隻知道一個辦法：武力。他是武裝十字軍遠征的先驅，但他不相信用知識進行的十字軍。當彼埃爾·維尼拉比利要求他讀一讀古蘭經的譯本，以便用筆頭對穆罕默德進行討伐時，他卻不答應。在修道院的孤寂生活中，他通過神秘玄想（他把這種神秘玄想發展到了極端）獲得了力量，作為復仇者回到塵世。這個離群索居的信徒，始終堅持反對他認為是危險的新事物。他在晚年實際上已控製了基督教，給教皇下達指令，為建立軍事製度而大肆鼓動，夢想在西方國家建立騎士製度和基督教民兵組織。他是早產的宗教裁判所大審判官。
聖伯納德必然要同阿貝拉爾發生衝突。聖伯納德的得力幫手、聖梯累的威廉挑起了爭端，後者在致聖伯納德的一封信裏表示反對“新神學”，鼓動他的赫赫有名的朋友來迫害阿貝拉爾。聖伯納德前往巴黎，企圖把學生爭取過來，結果顯然是成效甚微，聖伯納德確信阿貝拉爾散播的謬論危害嚴重。這兩個人的會談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在桑斯舉行的一次神學家與主教的會議上，阿貝拉爾的一個學生發表了一篇論戰性講話。這位老師自告奮勇，挺身而出，再一次把會上聽眾吸引過來。但聖伯納德私下把會議的性質完全改變。他在討論開始前一天晚間，把主教們召集到一起，並將一份把阿貝拉爾說成是危險的異端分子的整套卷宗給大家傳閱。在第二天，阿貝拉爾所能做的隻是否定會議的這種職權，並向教皇上訴。主教們給羅馬教廷送去一份很溫和的譴責。但得知這一信息的聖伯納德，行動比其他所有的人來得快。他的秘書替他向完全忠誠於他的樞機主教們遞交信件，這些樞機主教迫使教皇改變對阿貝拉爾的譴責；他所寫的書在彼得大教堂被焚毀。阿貝拉爾在途中得到這個消息，就去克呂厄修道院尋求避難。這次阿貝拉爾是被打敗了。彼埃爾·維尼拉比利以無比寬宏的慈悲心腸收容了他，使他與聖伯納德和解，設法讓羅馬教廷撤消把他革出教門的懲罰，然後把他送往莎恩河畔夏龍的聖馬塞爾修道院。1142年4月21日，阿貝拉爾在那裏去世。偉大的克呂尼修道院院長給他送去一分書麵赦罪令，並作為一種特別美妙的情感的最後表示，讓人轉交給聖靈女修道院院長愛洛依絲。
這是一份典型的履歷，同時也是異乎尋常的命運。在這裏，我們隻能舉出阿貝拉爾博大精深的著作中幾個突出的特點。
邏輯學家
阿貝拉爾主要是個邏輯學家，他像所有的偉大哲學家一樣，首先研究出一種方法。他是辯證法的偉大的先驅者。除了《邏輯學初階》（logica
ingredientibus），尤其是1122年發表的《是與否）（sicet
non）這兩部著作外，他還把他的第一部《方法論》（discours
d methode）獻給西方思想界。他在這本書裏以極為簡明扼要的方式證明進行論證的必要性。神父們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意見不一致；一個人說“白”時，另一個人則說“黑”。這就是“是與否”。
因此就出現語言科學的必要性。唯名論產生了，這種理論認為，詞語的存在是為了表明意義，但詞語以真實作為基礎。它們要跟它們意指的事實相符。邏輯必須竭盡全力，確保語言同它指稱的真實之間的指義的一致性能夠成立。對阿貝拉爾要求完美的思想而言，語言不是現實的麵紗，而是現實的表達。阿貝拉爾教授相信他的工具，即詞語的本體價值。
道德學家
邏輯學家阿貝拉爾也是道德學家。在《倫理學，或自我認識》（ethicaseuscitoteipsum）中，他藉助古典哲學，對於在內省中成長起來的基督徒以及修士的神秘主義者，比如聖伯納德或聖梯累的威廉，都作了高度評價。但二者仍有不同，正如岡底亞克說的：“對西妥教團的修士而言，‘基督教蘇格拉底主義’首先意味著認識到有罪的人類無能為力；而《倫理學》中的自我認識，表現為對自由表示贊同的分析，通過它我們可以承認或否定對上帝的不敬，即罪孽。”
阿貝拉爾被任命為布列塔尼一所修道院的院長。這引起了新的矛盾，因為他就像生活在野蠻人中間。人們隻說下布列塔尼的方言土語。修士們是難以想像的粗鄙。他訓導他們走上正軌。他們卻企圖毒死他。1132年他逃離了修道院。
1136年，阿貝拉爾再度來到聖熱內維耶伏山。他重新開課，聽課的人比以前更多。城市騷亂的罪魁禍首，被逐出義大利的布雷西亞的阿諾德，也避難到了巴黎。阿諾德同他建立了友誼，並把自己窮苦的、靠行乞為生的學生介紹給他。自從自己的著作在斯瓦鬆被禁以後，阿貝拉爾一直不停地在繼續寫作。但在1140年，他的敵人們再次對他的著作發動攻擊。他同那個被唾棄的羅馬人的友誼，一定使他們的仇恨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不難理解，城市的辯證法和教區民主運動的聯盟，對它的敵人來說，似乎是很有特點的。
聖伯納德和阿貝拉爾
阿貝拉爾的敵人中，首要的是聖伯納德。正如謝紐修士正確指出的：“西妥修道院院長站在基督教兩邊的另一邊。”聖伯納德始終是個鄉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個大兵，他對城市知識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對待異端分子或異教徒，他隻知道一個辦法：武力。他是武裝十字軍遠征的先驅，但他不相信用知識進行的十字軍。當彼埃爾·維尼拉比利要求他讀一讀古蘭經的譯本，以便用筆頭對穆罕默德進行討伐時，他卻不答應。在修道院的孤寂生活中，他通過神秘玄想（他把這種神秘玄想發展到了極端）獲得了力量，作為復仇者回到塵世。這個離群索居的信徒，始終堅持反對他認為是危險的新事物。他在晚年實際上已控製了基督教，給教皇下達指令，為建立軍事製度而大肆鼓動，夢想在西方國家建立騎士製度和基督教民兵組織。他是早產的宗教裁判所大審判官。
聖伯納德必然要同阿貝拉爾發生衝突。聖伯納德的得力幫手、聖梯累的威廉挑起了爭端，後者在致聖伯納德的一封信裏表示反對“新神學”，鼓動他的赫赫有名的朋友來迫害阿貝拉爾。聖伯納德前往巴黎，企圖把學生爭取過來，結果顯然是成效甚微，聖伯納德確信阿貝拉爾散播的謬論危害嚴重。這兩個人的會談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在桑斯舉行的一次神學家與主教的會議上，阿貝拉爾的一個學生發表了一篇論戰性講話。這位老師自告奮勇，挺身而出，再一次把會上聽眾吸引過來。但聖伯納德私下把會議的性質完全改變。他在討論開始前一天晚間，把主教們召集到一起，並將一份把阿貝拉爾說成是危險的異端分子的整套卷宗給大家傳閱。在第二天，阿貝拉爾所能做的隻是否定會議的這種職權，並向教皇上訴。主教們給羅馬教廷送去一份很溫和的譴責。但得知這一信息的聖伯納德，行動比其他所有的人來得快。他的秘書替他向完全忠誠於他的樞機主教們遞交信件，這些樞機主教迫使教皇改變對阿貝拉爾的譴責；他所寫的書在彼得大教堂被焚毀。阿貝拉爾在途中得到這個消息，就去克呂厄修道院尋求避難。這次阿貝拉爾是被打敗了。彼埃爾·維尼拉比利以無比寬宏的慈悲心腸收容了他，使他與聖伯納德和解，設法讓羅馬教廷撤消把他革出教門的懲罰，然後把他送往莎恩河畔夏龍的聖馬塞爾修道院。1142年4月21日，阿貝拉爾在那裏去世。偉大的克呂尼修道院院長給他送去一分書麵赦罪令，並作為一種特別美妙的情感的最後表示，讓人轉交給聖靈女修道院院長愛洛依絲。
這是一份典型的履歷，同時也是異乎尋常的命運。在這裏，我們隻能舉出阿貝拉爾博大精深的著作中幾個突出的特點。
邏輯學家
阿貝拉爾主要是個邏輯學家，他像所有的偉大哲學家一樣，首先研究出一種方法。他是辯證法的偉大的先驅者。除了《邏輯學初階》（logica
ingredientibus），尤其是1122年發表的《是與否）（sicet
non）這兩部著作外，他還把他的第一部《方法論》（discours
d methode）獻給西方思想界。他在這本書裏以極為簡明扼要的方式證明進行論證的必要性。神父們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意見不一致；一個人說“白”時，另一個人則說“黑”。這就是“是與否”。
因此就出現語言科學的必要性。唯名論產生了，這種理論認為，詞語的存在是為了表明意義，但詞語以真實作為基礎。它們要跟它們意指的事實相符。邏輯必須竭盡全力，確保語言同它指稱的真實之間的指義的一致性能夠成立。對阿貝拉爾要求完美的思想而言，語言不是現實的麵紗，而是現實的表達。阿貝拉爾教授相信他的工具，即詞語的本體價值。
道德學家
邏輯學家阿貝拉爾也是道德學家。在《倫理學，或自我認識》（ethicaseuscitoteipsum）中，他藉助古典哲學，對於在內省中成長起來的基督徒以及修士的神秘主義者，比如聖伯納德或聖梯累的威廉，都作了高度評價。但二者仍有不同，正如岡底亞克說的：“對西妥教團的修士而言，‘基督教蘇格拉底主義’首先意味著認識到有罪的人類無能為力；而《倫理學》中的自我認識，表現為對自由表示贊同的分析，通過它我們可以承認或否定對上帝的不敬，即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