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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選定被告的整個過程中，檢察官們保持著快節奏的工作。他們時時留意著時鍾和紐倫堡的動靜，擔心德國對22名主要戰犯的審判一旦結束，世界的關注就會消失。紐倫堡既是他們的法律模範，也是他們心理壓力的來源。麥克阿瑟通過基南向檢察官們施加壓力，要他們盡快結束準備階段，進入案件審理程序。他拒絕給予檢察當局審問裕仁的權力。他還決定既不讓裕仁作為證人在法庭上提供證詞，也不要求他提供日記或其他私人文件。
日記和(巢鴨)監獄的供詞，不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在決定起訴時都起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大量能表明罪行的日本文件都被燒毀或依照口頭傳達(為了避免留下書麵證據)的內閣決定被處理掉了。日本陸軍的秘密記錄也被藏匿起來。雖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證詞是在4月9日完成的，即基南命令他們停止處理的1周後。所有的證人都試圖保衛天皇，都把戰爭責任推到被選定的少數幾個陸軍軍官身上。在幕後參與審判的親英美的“穩健派”們，通過他們自己的證詞，嚮導致戰敗的陸軍領導層進行了報復。與其他在法庭上為檢察方提供情報的人同樣，一些重臣如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和岡田啟介，為海軍作了辯護，在誇大陸軍影響的同時，將天皇及其隨從的影響最小化。
開庭審判
1946年5月3日，開庭審判。法庭設在靠近東京都中心市穀的舊陸軍省建築物內剛剛裝修過的大禮堂。基南讓人將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經中樞改裝成法庭，並用深色木質鑲板重新整修，還為法官們製作了長長的、高高在上的桃花心木法官席。裝備了一台審判長專用的麥克風。證人席設在靠近屋子中心的地方，旁邊有為律師和法庭速記員準備的桌子和長凳。修繕班為首席檢察官和首席辯護律師搭了高高的講台，還為拍攝審判全過程的同盟國的攝像師和攝影師搭建了平台。另外，還為國內外的新聞社、廣播電台的記者以及約30位將用兩種正式審判語言工作的日語和英語翻譯預備了特別席位。後部上層的樓座能容納660名旁聽者，加上第一層的座席，共有旁聽席近1000個。法庭書記員拿著移動式麥克風在庭內跑來跑去，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強弧光燈將整個場景照得雪亮。
3天後召開了第三次公審，上午9點15分，被告、法官、律師、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mp)以及為了旁聽被告的抗辯從世界各地趕來的幾百名外交官和記者擠滿了法庭。開庭後，首先對辯護律師進行了介紹，隨後，圍繞起訴書中的誤譯發生了一陣爭論。誤譯問題解決後，從荒木貞夫開始按字母順序點名，被告聽到自己的名字被點到時起立。所有被告對每一項指控都主張自己無罪。最具有教育意義的公審秀——即對主要戰犯的審判將從積極的方麵教育人們認識戰爭的犯罪性，而不是像史達林的公審秀那樣教給人們謊言——即將開場。法庭上擠滿了旁聽者，仍處於食物危機中的日本國民也在觀看。
以6月4日基南戲劇性的開庭陳述為開端，檢察當局在近8個月的期間裏分階段對各案件進行了立證。基南指出，東京法庭即將審判的是“對文明宣戰”的一些人，因此應將審判視為“為了保護整個世界免遭毀滅的文明之戰”的一部分。接下來，基南對檢察方麵的立論概要作了說明。為了使人們理解美國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實況，隨後幾天中，檢察官們每天在法庭上介紹一些條約、協定和其他的文件。檢察方傳喚了109名證人進行口頭作證，另外讓561名證人留下了書麵證詞(以書麵證詞、宣誓口供和詢問調查書的形式進行)。對被指控人不利的證據紮實有效地積累起來。最初顯現出來的情節是日本為戰爭所作的準備工作，通過宣傳、審查製度和中央集權化的教育教化手段。然後是對侵略戰爭實況的敘述結構，以帝國軍隊在各國犯下的戰爭罪行為焦點。
早在開庭的第2周，美國律師本·布魯斯·布萊克尼少佐就對蘇聯法官的參加提出了質疑，因為蘇聯政府早些時候因對芬蘭發動的局部戰爭而被驅逐出國際聯盟。辯護方則提出了同盟國在剛剛被定性的世界再分割時代(1938－1945年)的行為問題作為爭辯。從而引起了彼此彼此(“你也一樣”)的爭論，其目的是要削弱檢察方的指控，並不是實際上的反證。每一次法庭都駁回了辯護方的論辯——事實上是在告訴辯護方，什麽樣的暴力行為是“侵略”和戰爭犯罪，什麽樣的行為不是。
6月13日，澳大利亞的副檢察官艾倫·曼斯菲爾德向法庭提交文件，證明了日本是海牙諸條約的簽約國，並詳細闡明了日本的政治和官僚體製。每位被告的個人經歷都被當庭宣讀，檢察官對日本如何為戰爭作準備進行了概述。日本證人當中，特別是幣原喜重郎和若槻禮次郎描述了陸軍實質上的獨立、“警察國家”體製和1930年代的政治精神狀況。他們的證言加深了人們對“軍國主義者”的印象，他們策劃“事件”，挑戰歷屆內閣的權威，並逐漸鞏固了他們的權力。但是每當關於誰應當為軍統帥部擔負憲法上和道義上的責任這類問題出現時，便沒人回答，因為裕仁一直被“隱藏在幛子的後麵”。
在短短的夏季休庭期間，法庭安裝了空調設備。法庭再次開庭後，開始聽取滿洲事變後開始的日本侵略中國的證言。6月27日，被暗殺的犬養義首相的兒子犬養健作為檢察方證人出庭。作證時，他直接地、意想不到地提到了天皇，稱他的父親在拜謁天皇時，曾直接要求天皇命令陸軍退出滿洲，那時他是他父親的秘書。犬養健沒有直說天皇拒絕了他父親的請求，隻是聲明總理大臣“想把軍隊從滿洲撤出的目的沒有達到”。在後來對犬養的交互訊問中，被告木戶和東條的律師穗積重威問他為什麽天皇沒有批準總理大臣犬養的請求，下詔命令軍隊撤出。穗積說，無論是英文的還是日文的，證人犬養的“證詞都可以被理解為天皇對滿洲事變的擴大負有責任。”犬養試圖更正他的證詞，但是這種戲劇性且意想不到的將責任歸咎於天皇的方式，已經在法官中引起了騷動。
日記和(巢鴨)監獄的供詞，不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在決定起訴時都起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大量能表明罪行的日本文件都被燒毀或依照口頭傳達(為了避免留下書麵證據)的內閣決定被處理掉了。日本陸軍的秘密記錄也被藏匿起來。雖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證詞是在4月9日完成的，即基南命令他們停止處理的1周後。所有的證人都試圖保衛天皇，都把戰爭責任推到被選定的少數幾個陸軍軍官身上。在幕後參與審判的親英美的“穩健派”們，通過他們自己的證詞，嚮導致戰敗的陸軍領導層進行了報復。與其他在法庭上為檢察方提供情報的人同樣，一些重臣如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和岡田啟介，為海軍作了辯護，在誇大陸軍影響的同時，將天皇及其隨從的影響最小化。
開庭審判
1946年5月3日，開庭審判。法庭設在靠近東京都中心市穀的舊陸軍省建築物內剛剛裝修過的大禮堂。基南讓人將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經中樞改裝成法庭，並用深色木質鑲板重新整修，還為法官們製作了長長的、高高在上的桃花心木法官席。裝備了一台審判長專用的麥克風。證人席設在靠近屋子中心的地方，旁邊有為律師和法庭速記員準備的桌子和長凳。修繕班為首席檢察官和首席辯護律師搭了高高的講台，還為拍攝審判全過程的同盟國的攝像師和攝影師搭建了平台。另外，還為國內外的新聞社、廣播電台的記者以及約30位將用兩種正式審判語言工作的日語和英語翻譯預備了特別席位。後部上層的樓座能容納660名旁聽者，加上第一層的座席，共有旁聽席近1000個。法庭書記員拿著移動式麥克風在庭內跑來跑去，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強弧光燈將整個場景照得雪亮。
3天後召開了第三次公審，上午9點15分，被告、法官、律師、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mp)以及為了旁聽被告的抗辯從世界各地趕來的幾百名外交官和記者擠滿了法庭。開庭後，首先對辯護律師進行了介紹，隨後，圍繞起訴書中的誤譯發生了一陣爭論。誤譯問題解決後，從荒木貞夫開始按字母順序點名，被告聽到自己的名字被點到時起立。所有被告對每一項指控都主張自己無罪。最具有教育意義的公審秀——即對主要戰犯的審判將從積極的方麵教育人們認識戰爭的犯罪性，而不是像史達林的公審秀那樣教給人們謊言——即將開場。法庭上擠滿了旁聽者，仍處於食物危機中的日本國民也在觀看。
以6月4日基南戲劇性的開庭陳述為開端，檢察當局在近8個月的期間裏分階段對各案件進行了立證。基南指出，東京法庭即將審判的是“對文明宣戰”的一些人，因此應將審判視為“為了保護整個世界免遭毀滅的文明之戰”的一部分。接下來，基南對檢察方麵的立論概要作了說明。為了使人們理解美國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實況，隨後幾天中，檢察官們每天在法庭上介紹一些條約、協定和其他的文件。檢察方傳喚了109名證人進行口頭作證，另外讓561名證人留下了書麵證詞(以書麵證詞、宣誓口供和詢問調查書的形式進行)。對被指控人不利的證據紮實有效地積累起來。最初顯現出來的情節是日本為戰爭所作的準備工作，通過宣傳、審查製度和中央集權化的教育教化手段。然後是對侵略戰爭實況的敘述結構，以帝國軍隊在各國犯下的戰爭罪行為焦點。
早在開庭的第2周，美國律師本·布魯斯·布萊克尼少佐就對蘇聯法官的參加提出了質疑，因為蘇聯政府早些時候因對芬蘭發動的局部戰爭而被驅逐出國際聯盟。辯護方則提出了同盟國在剛剛被定性的世界再分割時代(1938－1945年)的行為問題作為爭辯。從而引起了彼此彼此(“你也一樣”)的爭論，其目的是要削弱檢察方的指控，並不是實際上的反證。每一次法庭都駁回了辯護方的論辯——事實上是在告訴辯護方，什麽樣的暴力行為是“侵略”和戰爭犯罪，什麽樣的行為不是。
6月13日，澳大利亞的副檢察官艾倫·曼斯菲爾德向法庭提交文件，證明了日本是海牙諸條約的簽約國，並詳細闡明了日本的政治和官僚體製。每位被告的個人經歷都被當庭宣讀，檢察官對日本如何為戰爭作準備進行了概述。日本證人當中，特別是幣原喜重郎和若槻禮次郎描述了陸軍實質上的獨立、“警察國家”體製和1930年代的政治精神狀況。他們的證言加深了人們對“軍國主義者”的印象，他們策劃“事件”，挑戰歷屆內閣的權威，並逐漸鞏固了他們的權力。但是每當關於誰應當為軍統帥部擔負憲法上和道義上的責任這類問題出現時，便沒人回答，因為裕仁一直被“隱藏在幛子的後麵”。
在短短的夏季休庭期間，法庭安裝了空調設備。法庭再次開庭後，開始聽取滿洲事變後開始的日本侵略中國的證言。6月27日，被暗殺的犬養義首相的兒子犬養健作為檢察方證人出庭。作證時，他直接地、意想不到地提到了天皇，稱他的父親在拜謁天皇時，曾直接要求天皇命令陸軍退出滿洲，那時他是他父親的秘書。犬養健沒有直說天皇拒絕了他父親的請求，隻是聲明總理大臣“想把軍隊從滿洲撤出的目的沒有達到”。在後來對犬養的交互訊問中，被告木戶和東條的律師穗積重威問他為什麽天皇沒有批準總理大臣犬養的請求，下詔命令軍隊撤出。穗積說，無論是英文的還是日文的，證人犬養的“證詞都可以被理解為天皇對滿洲事變的擴大負有責任。”犬養試圖更正他的證詞，但是這種戲劇性且意想不到的將責任歸咎於天皇的方式，已經在法官中引起了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