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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米內任首相3個月後,從4月起,德國侵略了西歐,完成了8個月前以征服波蘭為開始的國際關係的劇烈調整。歐洲其餘的獨立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落:挪威、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及法國。法國在堅持到最後一刻的英國軍隊撤離後,幾乎未經軍事抵抗就落入德國之手。一夜之間,東京的地緣政治觀點發生了變化。漫長的3年來,日本的指導者們一直被鎖在他們自己發動的對中國戰爭中,看不到軍事或政治上的勝利。納粹在歐洲的勝利為日本奪取英國、法國和荷蘭在亞洲的殖民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現今,德國控製了從歐洲到蘇聯邊境的大部分的歐洲資源,並準備入侵英國,因此,依靠德國的這股上升勢力,獲得好處和彌補弱點的期望在急速增長。當米內沒能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與德國同盟的問題時,陸軍推翻了他的內閣,而裕仁對此沒有進行任何阻止。
通過平沼、阿部和米內三個內閣執政期的一係列混亂的國際危機,裕仁滿意地觀望著中國戰爭和南進政策的展開。他沒有為把日本從陷入僵局的對中國戰爭中解脫出來做過一次個人的努力。隻要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維持不變,就不可能與美國改善關係。裕仁相信南進政策在戰略上是理想的,他主要擔心的是如果海軍繼續向南推進的話,英國和美國將採取什麽樣的態度。
到了1940年夏,戰略構想中加入了兩個新的因素,加大了對裕仁的壓力,迫使他與新德國同盟的倡導者們更緊密地攜起手來。一個因素是德國征服西歐的駭人的軍事毀滅力量,使英國明顯地孤立起來,處於遭德入侵的邊緣;另一個因素是在史達林與希特勒條約的庇護下,蘇聯外交政策的重新調整。蘇聯的舉動似乎為軸心國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時也出現了對蘇聯會重新軍事支援蔣介石的恐懼心理。在這個快速的軍事征服和劇烈的外交策略變化的形勢下,在與英美對抗的三國同盟問題上,裕仁十分躊躇,拿不定主意是要立場堅定地反對陸軍,還是要改變立場同意陸軍的要求。昭和天皇最終的決定更多的是出於維護日本的同一性,而並非是與納粹在意識形態上目標一致。
東京審判
審判戰犯
突襲珍珠港
國際法庭起草憲章
昭和秘史
反人道的罪行
共同宣言書
開庭審判
東條與天皇置換責任
三類罪行
東條的死訊
最終判決
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
審判戰犯
早在1942年,裕仁天皇就已經得知同盟國的公開目標是審判主要戰犯。1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確認了這一點。1945年7月的《波茨坦宣言》也重申了這個目標。1945年8月8日,在倫敦簽署的國際軍事裁判所(imt)憲章明確地規定了同盟國對戰犯的政策。2因此,8月9至10日,當裕仁和政府首腦們考慮投降的時候,戰爭犯罪問題就成為他們的一大心病。1945年9月11日,當麥克阿瑟下令逮捕和關押第一批戰犯嫌疑人時,他們的這種擔心就更加嚴重了。嫌疑犯中包括天皇的親信總理大臣——不僅因為在他的統治下憲兵隊實行的殘酷鎮壓,還因為糧食配給的不公正,所以日本國民都十分痛恨他——東條將軍。
眼前的危險處境使統治精英們十分恐慌,東久邇內閣立即提議由日本獨立主持戰犯審判,以便從同盟國手中奪回主動權。裕仁對此有些躊躇不安。如果戰犯以他的名義依照國內法受到懲罰,那麽他將被置於一種矛盾的立場,處境將非常尷尬。一直以來,東久邇每天都來拜謁天皇,突然間,他來的次數減少了。第二天(13日)重光外相請求ghq允許日本進行獨立審判,被ghq拒絕。3將不會有由日本人主持的正式的戰爭犯罪審判;東京審判中將不會有日本法官參與;將不會有針對日本軍隊對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審判。這些骯髒的工作將留給外國人去做。
麥克阿瑟個人對起訴戰犯的事情很不耐煩。他的原則是迅速結束審判,對由於ghq對證據和審理程序的寬鬆定義和不嚴密的規定所引起的濫用,既未加注意,也漠不關心。當審判曾在菲律賓與他對陣的投降的日本將軍本間雅晴和山下奉文時,他即刻便做出了判決。在審判、定罪和宣判兩人死刑(因為他們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阻止下屬的殘酷暴行)之後,美國聯邦法院的兩位法官尖銳地批評了菲律賓美軍軍事委員會的訴訟程序以及他們所體現出來的報復情緒。對此感到惱怒的麥克阿瑟反擊道:“對這種公正的方法持反對意見的隻是少數……詭辯不能將審判限製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問題在於本質。審判的純潔度在於其目的,而不是細節。戰爭的規則和軍法……在道義的嚴格界限內實現正義時總是具有充分的彈性。”4麥克阿瑟批準了兩人的死刑判決,之後寫道:“其餘的此類美國案件已由東京國際法庭作出裁決。”對他來說,美國軍事委員會與國際戰爭犯罪法庭似乎沒有什麽不同。5
突襲珍珠港
費勒斯準將在為cia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ss)工作了一年後,於1943年下半年加入到麥克阿瑟在澳大利亞的西南太平洋陸軍司令部。與麥克阿瑟同機到達日本的費勒斯立即開始工作,保護裕仁不因他在戰爭中和戰爭結束時所起的作用而受追究。費勒斯首要的目的是要確認他在戰時搞的宣傳計劃的效果,同時保護裕仁不受戰犯審訊。
通過平沼、阿部和米內三個內閣執政期的一係列混亂的國際危機,裕仁滿意地觀望著中國戰爭和南進政策的展開。他沒有為把日本從陷入僵局的對中國戰爭中解脫出來做過一次個人的努力。隻要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維持不變,就不可能與美國改善關係。裕仁相信南進政策在戰略上是理想的,他主要擔心的是如果海軍繼續向南推進的話,英國和美國將採取什麽樣的態度。
到了1940年夏,戰略構想中加入了兩個新的因素,加大了對裕仁的壓力,迫使他與新德國同盟的倡導者們更緊密地攜起手來。一個因素是德國征服西歐的駭人的軍事毀滅力量,使英國明顯地孤立起來,處於遭德入侵的邊緣;另一個因素是在史達林與希特勒條約的庇護下,蘇聯外交政策的重新調整。蘇聯的舉動似乎為軸心國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時也出現了對蘇聯會重新軍事支援蔣介石的恐懼心理。在這個快速的軍事征服和劇烈的外交策略變化的形勢下,在與英美對抗的三國同盟問題上,裕仁十分躊躇,拿不定主意是要立場堅定地反對陸軍,還是要改變立場同意陸軍的要求。昭和天皇最終的決定更多的是出於維護日本的同一性,而並非是與納粹在意識形態上目標一致。
東京審判
審判戰犯
突襲珍珠港
國際法庭起草憲章
昭和秘史
反人道的罪行
共同宣言書
開庭審判
東條與天皇置換責任
三類罪行
東條的死訊
最終判決
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
審判戰犯
早在1942年,裕仁天皇就已經得知同盟國的公開目標是審判主要戰犯。1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確認了這一點。1945年7月的《波茨坦宣言》也重申了這個目標。1945年8月8日,在倫敦簽署的國際軍事裁判所(imt)憲章明確地規定了同盟國對戰犯的政策。2因此,8月9至10日,當裕仁和政府首腦們考慮投降的時候,戰爭犯罪問題就成為他們的一大心病。1945年9月11日,當麥克阿瑟下令逮捕和關押第一批戰犯嫌疑人時,他們的這種擔心就更加嚴重了。嫌疑犯中包括天皇的親信總理大臣——不僅因為在他的統治下憲兵隊實行的殘酷鎮壓,還因為糧食配給的不公正,所以日本國民都十分痛恨他——東條將軍。
眼前的危險處境使統治精英們十分恐慌,東久邇內閣立即提議由日本獨立主持戰犯審判,以便從同盟國手中奪回主動權。裕仁對此有些躊躇不安。如果戰犯以他的名義依照國內法受到懲罰,那麽他將被置於一種矛盾的立場,處境將非常尷尬。一直以來,東久邇每天都來拜謁天皇,突然間,他來的次數減少了。第二天(13日)重光外相請求ghq允許日本進行獨立審判,被ghq拒絕。3將不會有由日本人主持的正式的戰爭犯罪審判;東京審判中將不會有日本法官參與;將不會有針對日本軍隊對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審判。這些骯髒的工作將留給外國人去做。
麥克阿瑟個人對起訴戰犯的事情很不耐煩。他的原則是迅速結束審判,對由於ghq對證據和審理程序的寬鬆定義和不嚴密的規定所引起的濫用,既未加注意,也漠不關心。當審判曾在菲律賓與他對陣的投降的日本將軍本間雅晴和山下奉文時,他即刻便做出了判決。在審判、定罪和宣判兩人死刑(因為他們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阻止下屬的殘酷暴行)之後,美國聯邦法院的兩位法官尖銳地批評了菲律賓美軍軍事委員會的訴訟程序以及他們所體現出來的報復情緒。對此感到惱怒的麥克阿瑟反擊道:“對這種公正的方法持反對意見的隻是少數……詭辯不能將審判限製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問題在於本質。審判的純潔度在於其目的,而不是細節。戰爭的規則和軍法……在道義的嚴格界限內實現正義時總是具有充分的彈性。”4麥克阿瑟批準了兩人的死刑判決,之後寫道:“其餘的此類美國案件已由東京國際法庭作出裁決。”對他來說,美國軍事委員會與國際戰爭犯罪法庭似乎沒有什麽不同。5
突襲珍珠港
費勒斯準將在為cia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ss)工作了一年後,於1943年下半年加入到麥克阿瑟在澳大利亞的西南太平洋陸軍司令部。與麥克阿瑟同機到達日本的費勒斯立即開始工作,保護裕仁不因他在戰爭中和戰爭結束時所起的作用而受追究。費勒斯首要的目的是要確認他在戰時搞的宣傳計劃的效果,同時保護裕仁不受戰犯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