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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希望讀者們注意日本的武裝部隊處於天皇單獨控製之下這一事實，而不是……一定要服從於內閣代表的日本政府……當然，至於日本的高級指揮部實際上是服從於天皇，還是支配天皇，這是另外的問題。但是日本的機構中存在著一種雙重性，使得與日本政府的交涉很困難。
然而，《洛杉磯時報》對天皇的實際權力的問題未有定論。
根據這些大城市報紙的判斷，裕仁基本上不參與日本的政策決定過程。毫無例外地，他在美國人的頭腦中主要是作為一個沒有實權的“傀儡”而存在(如果他存在的話)。1937年以後，美國與日本關係逐漸惡化，但也沒有破壞這一固定的天皇形象。直到珍珠港事件為止，美國人對日本天皇的主要印象一直是一個不進行統治，隻是君臨的君主——不參與政治決策；被政治決定所支撐；不影響顧問們的意見，總是並且無論如何都聽從他們的建議。這些假定既是錯誤的，同時也很頑固。受早期美國人對明治天皇固有的錯誤印象的強化，這些觀念在珍珠港事件後很長時期仍然存留著。在這個固定的“傀儡”形象的影響下，美國人對於裕仁，以及導致了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決策過程的認識一直偏離於現實基礎。
八年抗戰
未經宣戰的對中國戰爭將持續8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搭建了舞台，也為日本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並導致了日本最終的失敗。在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機會可以考慮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來。第一個機會也是最好的機會是攻打南京，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完全亂了陣營。蔣希望通過呼籲與中國簽有國際條約的友好國家的幹涉來結束戰鬥。但是，由於戰爭危機籠罩著歐洲，那些主要大國無意向中國提供積極的援助，而在美國，孤立主義則開始抬頭。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國條約”簽署國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日本拒絕參加。會上，國民黨政府代表甚至沒能說服與會者將日本定為侵略國。布魯塞爾會議沒有形成製裁日本的決議。會議一結束，近衛內閣和大本營立即擴大了戰鬥區域，根本無視進攻南京將會給其他簽約國造成生命和財產危害的後果。11月下旬，武力已無法保衛南京，蔣介石曾希望通過外交手段減緩日本的進攻，如今絕望的蔣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國的調停提案。東京的參謀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後德國駐中國大使奧斯卡· 特勞特曼試圖恢復日中和平談判，但是沒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衛在新聞發布會上示意，政府對和平談判的態度有所變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報，在我們為這必然的勝利歡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種的5億民眾的立場，我們不能不為他們不可救藥的迷妄而悲哀。國民黨政府無論是外交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極限。而他們卻沒有對其後果承擔責任。放棄首都，政府分裂。很顯然，就在其正淪落為一地方軍閥的今天，仍絲毫無反省跡象。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的方針。
近衛和他的內閣現在提出了嚴苛的條件。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與日滿攜手抗擊共產黨，允許日本部隊無限期駐紮，向日本支付戰爭賠款。參謀本部中的不擴大派仍希望早日結束在中國的消耗戰，因此希望11月開始的特勞特曼的和平調停能繼續下去。他們現實地指出，日本拒絕承認國民黨政權將會“驅使(蔣)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這必然與蘇聯、英國和美國的策動相呼應……為了這場持久的戰爭，帝國在長久的未來將不得不耗費巨大的國力。”
1938年1月9日，新設立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了對中國戰爭政策。為了取得內閣形式上的承認，題為“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文件被送交內閣之後，近衛向裕仁做了匯報。第2天，近衛要求天皇召集一次禦前會議但不要發言，“希望陛下隻是親臨便可，不必表態。”裕仁和近衛考慮的不光是要牽製參謀本部中不擴大派的意見，還希望阻止德國對日本事務的過度影響。1月11日，禦前會議終於在皇宮舉行，會議開始前30分鍾，為回答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對“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提問，出席者們先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閣僚們對平沼的顧慮給予了圓滿的解答後，會議於下午2點在天皇“鄭重出席”下召開，聽取了外務大臣廣田的見解。廣田認為特勞特曼調停沒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們必須強化戰爭，以此來達到結束與支那戰爭的目的。”代表參謀本部講話的閑院親王說：“將國民黨政府視為完全失敗的政權，並依此製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現在我還有一點保留。”盡管如此，他還是服從了會議的一致意見。然後，禦前會議正式通過了一份文件，明確說明如果國民黨政府完全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日本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將向其他比較順從的政權提出和平方案。自25年前，大正天皇批準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是第一次禦前會議，身著軍製服的裕仁主持會議並批準了會議決定。近70分鍾的會議上，裕仁一言沒發。通過這種方式，他看起來好像對事態保持了天皇的中立立場。事實上，較之參謀本部的提案，他強烈支持的是對中國強硬的軍事方針。
然而，《洛杉磯時報》對天皇的實際權力的問題未有定論。
根據這些大城市報紙的判斷，裕仁基本上不參與日本的政策決定過程。毫無例外地，他在美國人的頭腦中主要是作為一個沒有實權的“傀儡”而存在(如果他存在的話)。1937年以後，美國與日本關係逐漸惡化，但也沒有破壞這一固定的天皇形象。直到珍珠港事件為止，美國人對日本天皇的主要印象一直是一個不進行統治，隻是君臨的君主——不參與政治決策；被政治決定所支撐；不影響顧問們的意見，總是並且無論如何都聽從他們的建議。這些假定既是錯誤的，同時也很頑固。受早期美國人對明治天皇固有的錯誤印象的強化，這些觀念在珍珠港事件後很長時期仍然存留著。在這個固定的“傀儡”形象的影響下，美國人對於裕仁，以及導致了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決策過程的認識一直偏離於現實基礎。
八年抗戰
未經宣戰的對中國戰爭將持續8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搭建了舞台，也為日本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並導致了日本最終的失敗。在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機會可以考慮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來。第一個機會也是最好的機會是攻打南京，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完全亂了陣營。蔣希望通過呼籲與中國簽有國際條約的友好國家的幹涉來結束戰鬥。但是，由於戰爭危機籠罩著歐洲，那些主要大國無意向中國提供積極的援助，而在美國，孤立主義則開始抬頭。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國條約”簽署國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日本拒絕參加。會上，國民黨政府代表甚至沒能說服與會者將日本定為侵略國。布魯塞爾會議沒有形成製裁日本的決議。會議一結束，近衛內閣和大本營立即擴大了戰鬥區域，根本無視進攻南京將會給其他簽約國造成生命和財產危害的後果。11月下旬，武力已無法保衛南京，蔣介石曾希望通過外交手段減緩日本的進攻，如今絕望的蔣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國的調停提案。東京的參謀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後德國駐中國大使奧斯卡· 特勞特曼試圖恢復日中和平談判，但是沒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衛在新聞發布會上示意，政府對和平談判的態度有所變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報，在我們為這必然的勝利歡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種的5億民眾的立場，我們不能不為他們不可救藥的迷妄而悲哀。國民黨政府無論是外交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極限。而他們卻沒有對其後果承擔責任。放棄首都，政府分裂。很顯然，就在其正淪落為一地方軍閥的今天，仍絲毫無反省跡象。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的方針。
近衛和他的內閣現在提出了嚴苛的條件。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與日滿攜手抗擊共產黨，允許日本部隊無限期駐紮，向日本支付戰爭賠款。參謀本部中的不擴大派仍希望早日結束在中國的消耗戰，因此希望11月開始的特勞特曼的和平調停能繼續下去。他們現實地指出，日本拒絕承認國民黨政權將會“驅使(蔣)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這必然與蘇聯、英國和美國的策動相呼應……為了這場持久的戰爭，帝國在長久的未來將不得不耗費巨大的國力。”
1938年1月9日，新設立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了對中國戰爭政策。為了取得內閣形式上的承認，題為“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文件被送交內閣之後，近衛向裕仁做了匯報。第2天，近衛要求天皇召集一次禦前會議但不要發言，“希望陛下隻是親臨便可，不必表態。”裕仁和近衛考慮的不光是要牽製參謀本部中不擴大派的意見，還希望阻止德國對日本事務的過度影響。1月11日，禦前會議終於在皇宮舉行，會議開始前30分鍾，為回答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對“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提問，出席者們先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閣僚們對平沼的顧慮給予了圓滿的解答後，會議於下午2點在天皇“鄭重出席”下召開，聽取了外務大臣廣田的見解。廣田認為特勞特曼調停沒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們必須強化戰爭，以此來達到結束與支那戰爭的目的。”代表參謀本部講話的閑院親王說：“將國民黨政府視為完全失敗的政權，並依此製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現在我還有一點保留。”盡管如此，他還是服從了會議的一致意見。然後，禦前會議正式通過了一份文件，明確說明如果國民黨政府完全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日本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將向其他比較順從的政權提出和平方案。自25年前，大正天皇批準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是第一次禦前會議，身著軍製服的裕仁主持會議並批準了會議決定。近70分鍾的會議上，裕仁一言沒發。通過這種方式，他看起來好像對事態保持了天皇的中立立場。事實上，較之參謀本部的提案，他強烈支持的是對中國強硬的軍事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