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強姦受害者的人數也處於爭論之中。當時的外國觀察員估計，在占領初期，當日本帝國陸軍將南京與中國的其他地區完全隔離封鎖起來時，每天大約有1000名各年齡層的婦女和少女遭到性攻擊和強姦。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3月下旬，軍隊的秩序得到恢復為止。此時，“慰安所”的數量開始激增，在裏麵被迫充當妓女的是從日本全國各地徵集來的婦女。陸軍在華中新建了一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與3個月前在北京建立的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相對應。然而，對中國平民的大規模暴虐行為仍在繼續。從1937年7月對中國戰爭開始到1939年末，共有420名日本士兵因強姦和殺害中國婦女受到軍事法庭判決。但是，沒有一名日本士兵因此被判死刑。
當時有幾百名日本記者和新聞紀錄片攝影者在中國做隨軍記者，相比之下，歐美記者為少數。然而，隻有後者向世界報導了事實真相。受到審查的日本新聞界被禁止引用國外批判日本的新聞報導。沒有報紙提到屠殺、戰爭犯罪、對平民的恐怖行為和強姦，被提及的僅僅是在南京抓到許多俘虜，大量中國人的遺體沒有被掩埋。不過，2名日本軍少尉比賽用軍刀砍死一百名中國士兵的消息在南京被占領之前倒是在《東京日日新聞》上出現過幾次，為了解日本軍在中國戰場上的暴行提供了線索。在日本，隻有像基督教學者矢內原忠雄那樣極有洞察力的日本讀者和能讀到外國報紙的人才知道真相，才能意識到身著軍服的殺人者犯下的罪行與日本理想化的自畫像差之千裏。
南京暴行
皇室成員都聽說了大屠殺和幾近全麵崩潰的軍紀情況，其中包括良子皇後的叔父、50歲的朝香親王，他在鬆井大將指揮進攻南京時任司令官，是大屠殺最激烈時南京城中最高將領。陸軍航空本部長、49歲的東久邇親王也是良子皇後的叔父。陸軍參謀總長、71歲的閑院親王。當然，陸軍大臣杉山也掌握這一切，還有許多大本營高中層軍官。眾議院議員，後備役的江藤大將也知道。外務省無疑也知道，其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日記中吐露道：“上海有信來，詳細報告了我陸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觸目驚心。天哪，這是皇軍嗎？”戰後，作為外交官，老練的中國通重光葵記述了當時他是如何“為了補償占領南京時犯下的罪行，做出極大努力促進對中國善政的。”
因此說，近衛政府知道在南京的強姦和搶掠，而經常聽匯報的裕仁卻不知道，這看起來不太可能。裕仁位於指揮係統的頂部，在最初階段，即使指揮係統有缺陷，也很難使他對高層或者中層的決策不知情。他密切關注著日本軍隊的每一個行動，瀏覽外電，每天閱讀報紙，並經常就他在報紙中發現的問題詢問近臣。作為批準奪取和占領南京的最高司令，作為國家的精神領袖——賦予“懲戒”中國以合法性的人，無論是憲法上的責任還是最低限的道義上的責任，他都有關注軍紀的義務，哪怕是非公開的。然而他似乎從未這樣做過。
對他的部隊在上海－南京戰區的行為，各國通過外交途徑發來的抗議越來越多，這也許引起了裕仁天皇的注意。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引起了最高指揮部和外務省的注意，更不要說一些議會的議員了。就日本陸軍在南京搶掠美國人的財產，褻瀆美國國旗，美國大使格魯曾經兩次正式向外務大臣廣田提出抗議。之後，廣田在1938年1月中旬的內閣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外交官日高信六郎在南京陷落後不久訪問了那裏，他也向廣田做了詳細的報告。盡管是推測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他很有可能在1月下旬向天皇匯報了那裏的暴行。日高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與納粹黨員的德國人約翰·拉貝有私交。南京市中心的西方人組建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為難民提供避難所，拉貝是安全區的組織者之一。第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日本人在中國的恐怖行動》(1938年)的作者、《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哈羅德·j·廷波利也是日高的個人朋友。另外，日高還與《紐約時報》特派員哈利特·阿本德就南京事件進行過討論。日高甚至向外務省轉達過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的抗議，包括拉貝和南京大學教授劉易斯·斯邁思所寫的抗議書。如果日高或者外務大臣廣田向裕仁匯報過陸軍的暴行的話，那麽事實上他應該知道得非常清楚。
然而，我們假設裕仁沒有得到當局任何人就他的士兵在師團、連隊、甚至是參謀的命令下，違反國際法而進行的大規模屠殺的實際情況的正式報告。即使如此，他還有來自非指揮係統的關於陸軍軍紀敗壞的間接情報，比如國內外的報導，或者還可能從他的弟弟們那裏聽到傳聞，從而了解被占領的南京發生的事情。因為他確實擁有這些間接情報，他應該下令秘密進行調查，但是沒有關於天皇下令調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紀錄。相反，卻有裕仁對於皇軍的犯罪行為保持沉默的事實記錄。從皇軍占領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視著軍隊的行動。還有一件同樣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殺戮強姦的整個時期，裕仁沒有任何公開表達他的不快、憤怒或者是遺憾的舉動，而是積極地鼓勵他的將領們在促使中國人“反省”的國策下取得更大的勝利。
當時有幾百名日本記者和新聞紀錄片攝影者在中國做隨軍記者，相比之下，歐美記者為少數。然而，隻有後者向世界報導了事實真相。受到審查的日本新聞界被禁止引用國外批判日本的新聞報導。沒有報紙提到屠殺、戰爭犯罪、對平民的恐怖行為和強姦，被提及的僅僅是在南京抓到許多俘虜，大量中國人的遺體沒有被掩埋。不過，2名日本軍少尉比賽用軍刀砍死一百名中國士兵的消息在南京被占領之前倒是在《東京日日新聞》上出現過幾次，為了解日本軍在中國戰場上的暴行提供了線索。在日本，隻有像基督教學者矢內原忠雄那樣極有洞察力的日本讀者和能讀到外國報紙的人才知道真相，才能意識到身著軍服的殺人者犯下的罪行與日本理想化的自畫像差之千裏。
南京暴行
皇室成員都聽說了大屠殺和幾近全麵崩潰的軍紀情況，其中包括良子皇後的叔父、50歲的朝香親王，他在鬆井大將指揮進攻南京時任司令官，是大屠殺最激烈時南京城中最高將領。陸軍航空本部長、49歲的東久邇親王也是良子皇後的叔父。陸軍參謀總長、71歲的閑院親王。當然，陸軍大臣杉山也掌握這一切，還有許多大本營高中層軍官。眾議院議員，後備役的江藤大將也知道。外務省無疑也知道，其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日記中吐露道：“上海有信來，詳細報告了我陸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觸目驚心。天哪，這是皇軍嗎？”戰後，作為外交官，老練的中國通重光葵記述了當時他是如何“為了補償占領南京時犯下的罪行，做出極大努力促進對中國善政的。”
因此說，近衛政府知道在南京的強姦和搶掠，而經常聽匯報的裕仁卻不知道，這看起來不太可能。裕仁位於指揮係統的頂部，在最初階段，即使指揮係統有缺陷，也很難使他對高層或者中層的決策不知情。他密切關注著日本軍隊的每一個行動，瀏覽外電，每天閱讀報紙，並經常就他在報紙中發現的問題詢問近臣。作為批準奪取和占領南京的最高司令，作為國家的精神領袖——賦予“懲戒”中國以合法性的人，無論是憲法上的責任還是最低限的道義上的責任，他都有關注軍紀的義務，哪怕是非公開的。然而他似乎從未這樣做過。
對他的部隊在上海－南京戰區的行為，各國通過外交途徑發來的抗議越來越多，這也許引起了裕仁天皇的注意。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引起了最高指揮部和外務省的注意，更不要說一些議會的議員了。就日本陸軍在南京搶掠美國人的財產，褻瀆美國國旗，美國大使格魯曾經兩次正式向外務大臣廣田提出抗議。之後，廣田在1938年1月中旬的內閣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外交官日高信六郎在南京陷落後不久訪問了那裏，他也向廣田做了詳細的報告。盡管是推測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他很有可能在1月下旬向天皇匯報了那裏的暴行。日高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與納粹黨員的德國人約翰·拉貝有私交。南京市中心的西方人組建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為難民提供避難所，拉貝是安全區的組織者之一。第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日本人在中國的恐怖行動》(1938年)的作者、《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哈羅德·j·廷波利也是日高的個人朋友。另外，日高還與《紐約時報》特派員哈利特·阿本德就南京事件進行過討論。日高甚至向外務省轉達過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的抗議，包括拉貝和南京大學教授劉易斯·斯邁思所寫的抗議書。如果日高或者外務大臣廣田向裕仁匯報過陸軍的暴行的話，那麽事實上他應該知道得非常清楚。
然而，我們假設裕仁沒有得到當局任何人就他的士兵在師團、連隊、甚至是參謀的命令下，違反國際法而進行的大規模屠殺的實際情況的正式報告。即使如此，他還有來自非指揮係統的關於陸軍軍紀敗壞的間接情報，比如國內外的報導，或者還可能從他的弟弟們那裏聽到傳聞，從而了解被占領的南京發生的事情。因為他確實擁有這些間接情報，他應該下令秘密進行調查，但是沒有關於天皇下令調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紀錄。相反，卻有裕仁對於皇軍的犯罪行為保持沉默的事實記錄。從皇軍占領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視著軍隊的行動。還有一件同樣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殺戮強姦的整個時期，裕仁沒有任何公開表達他的不快、憤怒或者是遺憾的舉動，而是積極地鼓勵他的將領們在促使中國人“反省”的國策下取得更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