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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聯絡會議的最終決議在有裕仁親自參加的特別會議上進行決定和正式公布。這些“禦前會議”(天皇會議)既不是依照政府規定設立的，也與憲法程序無關。然而由於是天皇召集並批準了會議的決議，當時的日本人就認為禦前會議是合法的，即使實際參加會議的隻有首相和財政大臣等少數國務大臣。從1938年1月11日到1941年12月1日為止，禦前會議至少召集了8次。參加禦前會議的人除了天皇以外，還有陸軍參謀總長及次長、海軍軍令部部長及次長，陸相、海相、首相、藏相、外相、樞密院議長和計劃院總裁。陸海軍的軍務部長和內閣秘書們不能參加禦前會議。除了1941年的兩次重要的禦前會議，報紙都在會議之後立即向公眾進行了報導。報導都很簡練，包括會議參加者和他們的服裝，同時強調決議為全員一致通過。
裕仁主持禦前會議，並批準那些不僅影響著日本命運、而且受日本政策牽連的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命運的決策。禦前會議通常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之後舉行，而在聯絡會議上，各個利益黨派達成的決議中就有天皇的參與，所以昭和天皇對將要“決定”的事務內容，事先就已經掌握。從根本上講，禦前會議的目的是為裕仁天皇提供一個表演的場合，就好像他是一個真正的立憲君主，對自己的行為不承擔責任，隻是依從顧問的建議在批準事項。在這些會議上，文職大臣們身著晨禮服，軍事官員則是正裝軍服。然而，這些戲劇性的要素掩蓋不了會議的重要性。並不是所有的禦前會議都是同樣形式，天皇在所有的會議上也並不是都緘口不言。
禦前會議是將“天皇意誌”合法地轉換為“國家意誌”的工具。因為每個參與審議的人都可以聲稱他們是順應、根據和在天皇獨一無二的權威之下行動的，而天皇則可以聲稱他是依照國務大臣的建議行事的，所以，禦前會議分散了承擔責任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日本的無責任習慣的最高體現，因為它支撐了4個不同的假象：(a)內閣擁有真正的權力；(b)內閣是天皇最重要的顧問機構；(c)內閣與軍統帥部之間對需要商議的事務經過妥協達成合意；(d)天皇是一個被動的君主，僅僅是批準那些提交上來的各項政策決議。但事實正好相反：一個無力的內閣，一部被閹割的憲法和一個強有力的天皇。他通過各種不同的幹涉方式，間接地、但每一次都是決定性地，積極地參與了侵略的策劃並引導了實施的全過程。
大本營的主要成員都向裕仁提出建議，但是能將天皇的命令傳達給陸海軍戰地指揮官的隻有統帥部長。通過大本營，裕仁對陸海軍行使了最終指揮權，其中包括直接聽從天皇指令的戰地部隊：關東軍和在中國的方麵軍。通過聯絡會議，天皇和統帥部試圖與文職政府在政策上協調一致。但是事實證明裕仁不可能實現戰爭領導上的協調和統一，因為大本營再次促發了陸海軍之間的對立，而聯絡會議是建立在——各國務大臣分別並且是獨立輔弼天皇的原則基礎上的——最終這一原則並沒有得到遵守。
此外，內閣(從總體上)無法控製它的軍事成員，因為它的統合能力很弱，另外陸軍和海軍大臣在內閣的地位獨特——享有單獨輔弼天皇的獨立權限。海軍既擔心陸軍會控製大本營，又害怕削弱自己獨立的“統帥權”，在它的竭力主張下，首相和文職官員被排除在大本營之外。裕仁批準了這種設置，但是這種設置降低了效率，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妨礙了與文職機構的情報交換和協調。
大本營的設置，使裕仁體會到作為一個積極能動的大元帥在行使權力時變得容易了，而這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也未做到的事情。天皇的最高命令，被稱為大本營陸軍令(大陸命)和大本營海軍令(大海令)，在直接傳達給各方麵軍司令官、軍司令官、經常還有師團長和艦隊司令官的過程中，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長起的是“傳聲筒”的作用。實際上，天皇不可能對大本營的所有命令都進行詳細檢查，但是對於這些命令的最高類型——天皇的最高統帥命令，在統帥部準備傳達之前，都要受到裕仁的仔細檢查。
統帥部長根據大陸命和大海令發布的較為重要的命令和指示亦是如此。首先是陸軍和海軍的作戰課起草命令，部課長進行修改，然後沿著指揮係統傳到次長和總長處，最後，在命令發布之前提交給天皇取得他的許可。就這樣，裕仁不但作為一種力量推動了日本整個戰爭體製，而且作為可以自由行動的個人，仔細地審查和批準了實行侵略戰爭的政策、戰略和命令，因此，天皇的責任是巨大的。
裕仁與大本營之間通過調查問題、告誡以及向統帥部和陸海軍大臣認真重複他的指示和質詢的方式相互作用。此外，他還學會了如何利用他的地位不斷地向他們施加心理壓力。平時，他行事溫和，可以說更像喬治·c·馬歇爾的禮貌儀態，而不像喬治·s·巴頓的風格。然而，他的“質詢”相當於命令不能無視。天皇希望變更現行軍事行動時，有時也會遇到反對意見，但是隻要他堅持就會如願——即便那意味著統帥部長不得不否定那些與天皇的政策相左的作戰部長以及重要部局長們的主張。簡言之，統帥部要對一個精力充沛、行動主義的天皇負責，他們永遠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對中國的戰爭。陸海軍大臣也是如此，他們也受到裕仁質詢的管製，有時候要做他的出氣筒。
裕仁主持禦前會議，並批準那些不僅影響著日本命運、而且受日本政策牽連的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命運的決策。禦前會議通常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之後舉行，而在聯絡會議上，各個利益黨派達成的決議中就有天皇的參與，所以昭和天皇對將要“決定”的事務內容，事先就已經掌握。從根本上講，禦前會議的目的是為裕仁天皇提供一個表演的場合，就好像他是一個真正的立憲君主，對自己的行為不承擔責任，隻是依從顧問的建議在批準事項。在這些會議上，文職大臣們身著晨禮服，軍事官員則是正裝軍服。然而，這些戲劇性的要素掩蓋不了會議的重要性。並不是所有的禦前會議都是同樣形式，天皇在所有的會議上也並不是都緘口不言。
禦前會議是將“天皇意誌”合法地轉換為“國家意誌”的工具。因為每個參與審議的人都可以聲稱他們是順應、根據和在天皇獨一無二的權威之下行動的，而天皇則可以聲稱他是依照國務大臣的建議行事的，所以，禦前會議分散了承擔責任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日本的無責任習慣的最高體現，因為它支撐了4個不同的假象：(a)內閣擁有真正的權力；(b)內閣是天皇最重要的顧問機構；(c)內閣與軍統帥部之間對需要商議的事務經過妥協達成合意；(d)天皇是一個被動的君主，僅僅是批準那些提交上來的各項政策決議。但事實正好相反：一個無力的內閣，一部被閹割的憲法和一個強有力的天皇。他通過各種不同的幹涉方式，間接地、但每一次都是決定性地，積極地參與了侵略的策劃並引導了實施的全過程。
大本營的主要成員都向裕仁提出建議，但是能將天皇的命令傳達給陸海軍戰地指揮官的隻有統帥部長。通過大本營，裕仁對陸海軍行使了最終指揮權，其中包括直接聽從天皇指令的戰地部隊：關東軍和在中國的方麵軍。通過聯絡會議，天皇和統帥部試圖與文職政府在政策上協調一致。但是事實證明裕仁不可能實現戰爭領導上的協調和統一，因為大本營再次促發了陸海軍之間的對立，而聯絡會議是建立在——各國務大臣分別並且是獨立輔弼天皇的原則基礎上的——最終這一原則並沒有得到遵守。
此外，內閣(從總體上)無法控製它的軍事成員，因為它的統合能力很弱，另外陸軍和海軍大臣在內閣的地位獨特——享有單獨輔弼天皇的獨立權限。海軍既擔心陸軍會控製大本營，又害怕削弱自己獨立的“統帥權”，在它的竭力主張下，首相和文職官員被排除在大本營之外。裕仁批準了這種設置，但是這種設置降低了效率，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妨礙了與文職機構的情報交換和協調。
大本營的設置，使裕仁體會到作為一個積極能動的大元帥在行使權力時變得容易了，而這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也未做到的事情。天皇的最高命令，被稱為大本營陸軍令(大陸命)和大本營海軍令(大海令)，在直接傳達給各方麵軍司令官、軍司令官、經常還有師團長和艦隊司令官的過程中，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長起的是“傳聲筒”的作用。實際上，天皇不可能對大本營的所有命令都進行詳細檢查，但是對於這些命令的最高類型——天皇的最高統帥命令，在統帥部準備傳達之前，都要受到裕仁的仔細檢查。
統帥部長根據大陸命和大海令發布的較為重要的命令和指示亦是如此。首先是陸軍和海軍的作戰課起草命令，部課長進行修改，然後沿著指揮係統傳到次長和總長處，最後，在命令發布之前提交給天皇取得他的許可。就這樣，裕仁不但作為一種力量推動了日本整個戰爭體製，而且作為可以自由行動的個人，仔細地審查和批準了實行侵略戰爭的政策、戰略和命令，因此，天皇的責任是巨大的。
裕仁與大本營之間通過調查問題、告誡以及向統帥部和陸海軍大臣認真重複他的指示和質詢的方式相互作用。此外，他還學會了如何利用他的地位不斷地向他們施加心理壓力。平時，他行事溫和，可以說更像喬治·c·馬歇爾的禮貌儀態，而不像喬治·s·巴頓的風格。然而，他的“質詢”相當於命令不能無視。天皇希望變更現行軍事行動時，有時也會遇到反對意見，但是隻要他堅持就會如願——即便那意味著統帥部長不得不否定那些與天皇的政策相左的作戰部長以及重要部局長們的主張。簡言之，統帥部要對一個精力充沛、行動主義的天皇負責，他們永遠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對中國的戰爭。陸海軍大臣也是如此，他們也受到裕仁質詢的管製，有時候要做他的出氣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