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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裕仁召集陸海軍參謀總長，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有針對性的建議。他說，戰局“正在逐漸擴大，上海的事態變得很嚴峻，青島的形勢也不穩。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多方用兵，戰局隻能拖延下去。在關鍵地點，集中兵力加大打擊怎麽樣。”他還說，“以我們公正光明的態度而實行的”和平，隻能通過這種巨大勝利才能達到。“不能沒有收拾時局的方策。”——在這裏，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現的受害者——“不能沒有讓支那反省的策略。”


    參見天皇3天後，統帥部遞交了他們答覆天皇提問的書麵報告。根據這份報告，一場大規模的空戰將摧毀中國的空軍、軍事設施、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但是隻靠空中打擊可能不足以使中國的軍隊和民眾“喪失鬥誌”，日本還將占領華北的某些戰略地點，與國民黨軍隊直接交戰，占領上海，對中國的海岸進行海上封鎖。當時陸軍和政府中有些人試圖避免全麵戰爭，而海軍卻強烈主張這個政策。裕仁認可了這份報告，隻是對其中的向青島派兵和占領上海附近的空軍基地表示了擔心。此時，裕仁再一次積極地，而不是勉強地接受了海軍提督的觀點，要求他的將軍們果斷地採取行動。


    在8月31日發布的“向華北派遣北支那方麵軍”的命令中，基於戰爭很快就結束的認識，裕仁的命令充滿火藥味：“摧毀敵人的鬥誌”，“消滅中部河北省的敵人。”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命令中刪除了向青島派遣部隊的內容。之後的兩個星期中，裕仁批準了為增援戰鬥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區而準備的6次部隊調動。9月7日，天皇批準了部署3個師團和台灣駐軍趕往上海前線，同時，出於對蘇聯的戒備，他命令派遣其他部隊前往滿洲守衛。第一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強烈反對增強部隊，因未能阻止而辭職，後被任命為關東軍參謀副長。


    在中國的戰爭一開始，就出現了如何定義日本戰爭目的的問題。1937年9月4日，陸軍大臣杉山在對指揮官的訓示中指出：當前的事態“與帝國曾經歷過的所謂事變完全不同，已經轉變為全麵戰爭，對此，必須有深刻的認識。”同一天，裕仁在致帝國議會開會式的詔書中表示，盡管他一直全神貫注於“通過與中華民國的合作來確保亞洲的安定……然中華民國沒有完全理解帝國的真意，不斷引起事端，最終導致目前的事變，我對此感到遺憾。如今，我的部隊正在排除萬難，忠勇製敵。這隻是為了促使中華民國反省，迅速確立東亞的和平。”


    日本需要不宣而戰。因為石油、鋼鐵、棉、銅都依賴從美國進口，日本領導人擔心如果日本因為宣戰而成了正式的交戰國，美國可能會拒絕輸出這些戰略性物資。以“事變”而不是以戰爭的名義作戰，可以使美國的工業界和原料出口業界迴避美國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進一步強化的同法案。作為擺脫經濟危機的手段，美國商業界急切想繼續這些生意。


    包括以往的3次對外戰爭，日本不願清晰定義戰爭目的的其他原因，更多屬於精神上的。畢竟，日本存在著官方神學，大量神學家，包括大學教授、禪宗和日蓮宗佛教僧侶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據它的闡釋：天皇是一個活著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後代。日本是道德和正義的化身。它的戰爭自然也是公正的，永不會侵略。因此，它在中國建立“皇道”的努力，通過“深懷慈悲的殺害”手段——為了大多數人的生存殺掉少數有問題的人，使那裏的人們處於天皇仁慈的占領下，這是被占領民眾的幸事，絕不是殖民地擴張。自然，對於那些抵抗的人，必須使他們醒悟過來。但是從形式上講，沒有“戰爭”，隻是一個“事變”。


    因此，從戰爭初期，日本政府就反覆將“支那事變”稱為神聖的戰鬥，即“聖戰”。戰鬥拖得越久，思想家們就越是堅持用“聖戰”這個詞。它表達了在天皇仁慈統治下統一世界(“八紘一宇”)，使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國家使命。


    軍事幹涉


    到了11月初，中國的戰爭使近衛首相、天皇和陸海軍統帥部清楚地認識到，需要建立一個更為合理更為有效的最高指揮機構，以統製戰地部隊實施國家政策。10月已經建立了一個內閣計劃委員會。11月27日，裕仁在近衛的建議下，下令在宮中成立“大本營”(天皇的司令部)，這是一個純軍事機構，裕仁通過它可以行使大元帥的憲法職權，使陸海軍能夠更加統一行動。從此，一周中有幾天的上午，陸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部長，陸相、海相、陸海軍的作戰課課長和裕仁的侍從武官長都會在宮中商議幾個小時。大本營有200多人，最初更近似於一個隨意的軍官聚會，而非近衛原來所設想的，是一個有效的經營戰爭並且協調政治和戰略的機構。


    同時，也是在近衛的推動下，1937年11月19日，組建了一個政府內部的聯絡組織：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近衛希望陸海軍統帥部與政府能進行更緊密的協商。會議的目的是協助將兩個軍事部門的決定和要求與政府其他部門的政策和對策統一起來。這個聯絡會議從一開始也是一個臨時的，很少召集會議交流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