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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天皇依照他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曾經非常認真地試圖延遲、取消、指導和限製這次入侵。而侍從武官長奈良將軍積極地勸阻了他。設法勸說天皇沒有運用最高統帥的大權是奈良最後的重要成就。隨後不久，閑院親王就任命關東軍的前司令官本莊繁代替了他的職位。裕仁先是對這個選擇略微表示了不滿，後在侍衛長鈴木和閑院親王的要求下表示了同意。後來，天皇通過對本莊的考察，發現他確實完全不值得信賴。不過，他並沒有強烈反對這位幾個月前才功成名就的民族戰爭英雄。
軍事和經濟擴張
1933年新年剛過，在日內瓦的日本代表團就發覺自己受到了完全的孤立。此時東京正因國聯拒絕接受日本對事件的解釋而怨氣衝天。當外務大臣內田上奏天皇提醒他退出國聯的問題已經十分緊迫時，裕仁隻是詢問了退出將對日本監護國聯承認的前德國在密克羅尼西亞的占領地有什麽影響。2月20日，齊藤內閣正式地——但卻是秘密地——決定退出國聯。24日，國聯以42票對(日本)1票，通過了一份拒絕承認“滿洲國”並溫和地批評日本侵略的報告。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沒有人感到驚訝。能操一口流利英語的日本代表團首席代表鬆岡洋右隨即準確地執行了內閣的“既定方針”，離開了會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國聯日本已經退出。
裕仁利用這個機會向國民發布了詔書。詔書由外務省亞洲局長穀正之與天皇和牧野商議後起草，其中還包含了對軍隊不起作用的諭示：“文武各恪守其職，庶眾各淬勵其業，向所履正，行所執中，協力邁進，以處此世局。”然而，詔書的真正用意在於強調由於在“滿洲國”問題的意見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國聯。而且，退出並沒有違背“國聯的根本精神”，日本還會繼續“為人類的福祉”而努力。通過對一項明顯該否定的行動作肯定和正麵的描述，詔書成就了修辭上的錯置，使每件事都變得模糊曖昧。這個早期的實例很快成為標準的常規做法——通過揉進反對方的行動和主張來掩蓋無法解決的內部紛爭，把本來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表現成似乎達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內閣投票表決退出國聯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記中做了如下記述：
退出國聯的問題的意義未充分領會，似乎隻要退出就是大大地達到了目的，退出行動本身竟成了目的。為達成此目的而狂亂呼號的言論界的現狀，表明帝國人心之輕佻。瞻念前途，不勝憂慮。相信時日推移之後必悟此理。
或許牧野還應該詳述一下媒體在為滿洲戰爭製造支持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過他對公眾對於反國聯的宣傳不加批評的態度沒有說錯。許多人很容易被說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徹底改變觀點。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宮廷對軍事擴張採取姑息政策的背後，是對擴張政策的信念，是對如何發揮天皇權威統治軍隊的意見對立，是對國內動盪的恐懼。對這種恐懼尤為敏感的牧野，在亞洲門羅主義風潮的麵前，立即放棄了他對日－英－美協調路線的支持。他沒有與軍部發生衝突，而是公開放棄了長期信賴的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係。他支持裕仁退出國聯的決定，而這曾是他本人協助建立起來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居於政治頂層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說是這個變節的10年中最早的變節者。
沒有看到任何文獻，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們曾試圖修正陸軍的大陸政策，以避免與國聯的決裂。也許是受到公眾陶醉於陸軍勇猛作戰的氣氛的影響，裕仁決心去冒險。對於可能由此導致的外交孤立，他幾乎、甚至是完全沒有提出任何疑問就批準了內閣決議。對他來說，在當時與不馴服的陸軍保持良好的關係比國際親善更重要。裕仁沒有悟到，國際孤立並不能治癒內閣與陸軍之間內在的結構上的分裂，而這個裂縫，隨著他直接行使統帥權隻會變得越來越寬。
齊藤首相同樣目光短淺。在向貴族院的一個秘密會議(2月21日)做報告時，齊藤與天皇一樣，隻對退出國聯所帶來的短期的小處影響表示了憂慮，比如國聯和美國是否會允許日本繼續控製在南太平洋託管的島嶼等。人們也許會認為裕仁應該向齊藤就退出國聯的長遠後果提出問詢，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經那樣做過。
新外交政策激發了日本人對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認識方法的變化。舊統治精英們在大蕭條最糟糕的階段沒能給民眾帶來希望和勇氣，國民於是轉向支持軍隊。軍部至少被看成是民眾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並且準備出手相救。一旦國民聽任反中國、反西方的排外主義發展，並欣然接受滿洲事變，遏製軍部的惟一機會就落在了宮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們態度堅定，那麽向亞洲門羅主義——宣揚日本擁有保衛亞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權利——的傾斜不是沒有逆轉的可能。可是宮廷派和有宮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傾向於以種族對抗的觀點來看國際事務，他們平時對追隨哪條路線本來就有見風使舵的傾向。結果，他們選擇了與軍部的合作。
在亞洲大陸推行軍事和經濟擴張政策，無疑也是對歐美列強的挑戰。這個挑戰，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變得更加容易。齊藤內閣登場時，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裏，形態迥異的國家組織體係和價值觀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徵。在德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歐洲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最革命的、恐怖主義的、種族主義的運動——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權邁進。他們公開的目的是摧毀凡爾賽體係，重整軍備，為戰爭做準備。
軍事和經濟擴張
1933年新年剛過，在日內瓦的日本代表團就發覺自己受到了完全的孤立。此時東京正因國聯拒絕接受日本對事件的解釋而怨氣衝天。當外務大臣內田上奏天皇提醒他退出國聯的問題已經十分緊迫時，裕仁隻是詢問了退出將對日本監護國聯承認的前德國在密克羅尼西亞的占領地有什麽影響。2月20日，齊藤內閣正式地——但卻是秘密地——決定退出國聯。24日，國聯以42票對(日本)1票，通過了一份拒絕承認“滿洲國”並溫和地批評日本侵略的報告。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沒有人感到驚訝。能操一口流利英語的日本代表團首席代表鬆岡洋右隨即準確地執行了內閣的“既定方針”，離開了會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國聯日本已經退出。
裕仁利用這個機會向國民發布了詔書。詔書由外務省亞洲局長穀正之與天皇和牧野商議後起草，其中還包含了對軍隊不起作用的諭示：“文武各恪守其職，庶眾各淬勵其業，向所履正，行所執中，協力邁進，以處此世局。”然而，詔書的真正用意在於強調由於在“滿洲國”問題的意見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國聯。而且，退出並沒有違背“國聯的根本精神”，日本還會繼續“為人類的福祉”而努力。通過對一項明顯該否定的行動作肯定和正麵的描述，詔書成就了修辭上的錯置，使每件事都變得模糊曖昧。這個早期的實例很快成為標準的常規做法——通過揉進反對方的行動和主張來掩蓋無法解決的內部紛爭，把本來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表現成似乎達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內閣投票表決退出國聯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記中做了如下記述：
退出國聯的問題的意義未充分領會，似乎隻要退出就是大大地達到了目的，退出行動本身竟成了目的。為達成此目的而狂亂呼號的言論界的現狀，表明帝國人心之輕佻。瞻念前途，不勝憂慮。相信時日推移之後必悟此理。
或許牧野還應該詳述一下媒體在為滿洲戰爭製造支持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過他對公眾對於反國聯的宣傳不加批評的態度沒有說錯。許多人很容易被說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徹底改變觀點。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宮廷對軍事擴張採取姑息政策的背後，是對擴張政策的信念，是對如何發揮天皇權威統治軍隊的意見對立，是對國內動盪的恐懼。對這種恐懼尤為敏感的牧野，在亞洲門羅主義風潮的麵前，立即放棄了他對日－英－美協調路線的支持。他沒有與軍部發生衝突，而是公開放棄了長期信賴的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係。他支持裕仁退出國聯的決定，而這曾是他本人協助建立起來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居於政治頂層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說是這個變節的10年中最早的變節者。
沒有看到任何文獻，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們曾試圖修正陸軍的大陸政策，以避免與國聯的決裂。也許是受到公眾陶醉於陸軍勇猛作戰的氣氛的影響，裕仁決心去冒險。對於可能由此導致的外交孤立，他幾乎、甚至是完全沒有提出任何疑問就批準了內閣決議。對他來說，在當時與不馴服的陸軍保持良好的關係比國際親善更重要。裕仁沒有悟到，國際孤立並不能治癒內閣與陸軍之間內在的結構上的分裂，而這個裂縫，隨著他直接行使統帥權隻會變得越來越寬。
齊藤首相同樣目光短淺。在向貴族院的一個秘密會議(2月21日)做報告時，齊藤與天皇一樣，隻對退出國聯所帶來的短期的小處影響表示了憂慮，比如國聯和美國是否會允許日本繼續控製在南太平洋託管的島嶼等。人們也許會認為裕仁應該向齊藤就退出國聯的長遠後果提出問詢，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經那樣做過。
新外交政策激發了日本人對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認識方法的變化。舊統治精英們在大蕭條最糟糕的階段沒能給民眾帶來希望和勇氣，國民於是轉向支持軍隊。軍部至少被看成是民眾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並且準備出手相救。一旦國民聽任反中國、反西方的排外主義發展，並欣然接受滿洲事變，遏製軍部的惟一機會就落在了宮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們態度堅定，那麽向亞洲門羅主義——宣揚日本擁有保衛亞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權利——的傾斜不是沒有逆轉的可能。可是宮廷派和有宮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傾向於以種族對抗的觀點來看國際事務，他們平時對追隨哪條路線本來就有見風使舵的傾向。結果，他們選擇了與軍部的合作。
在亞洲大陸推行軍事和經濟擴張政策，無疑也是對歐美列強的挑戰。這個挑戰，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變得更加容易。齊藤內閣登場時，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裏，形態迥異的國家組織體係和價值觀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徵。在德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歐洲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最革命的、恐怖主義的、種族主義的運動——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權邁進。他們公開的目的是摧毀凡爾賽體係，重整軍備，為戰爭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