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當時，這些人也沒必要表現得這麽自信。在全世界流感已奪去了1 000萬染病者的生命；在俄國，直到1920年布爾什維克取得勝利之前，內戰造成了數百萬人死亡。協約國分裂中東的企圖很快就遭到了失敗。英軍接管了屬於穆斯林的阿拉伯各國及其石油。他們的“阿拉伯通”t·e·勞倫斯滿腹狐疑地評論說，土耳其統治伊拉克，動用的是在當地徵召的14 000名士兵，而且每年還要處死90人。盡管英軍有10萬士兵，還有坦克、飛機和毒氣，卻時時麵臨著與每個人的戰爭。土耳其蘇丹在英法聯軍占領伊斯坦堡後成為俘虜，他被迫簽署《色佛爾條約》，這不僅大大減少了蘇丹的統治區域，而且使土耳其經歷了一次被強製性的再文明過程1。在被打敗的列強中，唯有土耳其人在天才領袖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領導下，實現了復興，並在1922年重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在1923年的洛桑，協約國列強隨即承認了土耳其的獨立。反常的是，土耳其是戰後形成的、並自此一直繁盛的唯一創造物。其他的新興政權都遭到失敗，在有些情況下失敗來得還非常迅速。奧彭畫作中那些被精美修飾的政治家們多數都被他們自己的選民所拒絕，他們開創的東西都出了問題。在1919年，歐洲的幾個帝國大幅度擴大它們的統治疆域，可是在未來10年的時間裏，這些帝國卻不斷解體，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就都不復存在了。
表明 《凡爾賽和約》失敗的清單越來越長。它建立了裁定國際問題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開始階段，國聯非常出色地組織了在巴爾幹半島的各國間所發生的人口遷移。但隨後在麵臨重大問題時，這個組織就陷入了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中。比如，當“二戰”爆發時，國聯的反應卻是各國應該討論一下交叉路口的標準化問題。國聯把世界經濟聯結在一起的努力也遭到了重挫。到1920年，戰後的繁榮已有所衰退。到1929年，世界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爆發，並隨之給全世界帶來了政治災難。1918年到1919年間建立的未來議會製民族國家聯盟，基本上不再具有議會的作用。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控製的俄羅斯還有點兒人情味；而在史達林統治下，這個國家露出了一張畸形的臉龐。
在當時，最糟糕的問題都與德國有關。1919年2月，新的共和派政客們在魏瑪召開會議，並製定了一部民主憲法，它也許是有史以來最缺乏想像力的一部民主憲法（它的製定者堅定地要證明真正的威爾遜主義者誠信可靠，以至於規定了沒完沒了的選舉和比例投票製）。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失去了大片領土，特別是割讓給波蘭的部分，招致該國民眾非常廣泛的不滿。但真正的問題是資金。德國人因發動戰爭而遭到正式譴責，並被要求為他們造成的損害支付“賠償”。但法國的真正想法是利用這種手段來阻止德國經濟的復興，前協約國的其他成員國則期望能夠利用德國的賠款還清它們的戰爭債務。1921年，協約國確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32億金馬克，這意味著在數代人的時間裏，德國每年要把從出口中獲得資金的1/4移交給協約國各國。這樣數量的資金本可以設法從一個被占領國家取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在法國和後來歐洲經濟共同體在德國所做的那樣。但當時的協約國集團審慎地避免占領德國，他們擔心占領可能會造成德國人的動亂。因此，他們期望主張民主的政客們能夠與他們合作共事。但是協約國集團的要求過多，胃口太大。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投資進入德國，還可以被用作支付每年的賠償費用。後來，世界經濟出了問題，美國的資金也停止流轉。所有德國人或多或少都把他們的經濟困境歸咎於賠款，更為普遍的是歸罪於《凡爾賽和約》，這是希特勒手中最強有力的王牌。事實上，議會中不再有一個多數派準備承擔責任。從這個角度來說，“魏瑪民主”在1930年時就已經失敗。當時最大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因“建設性棄權”而與眾不同，意思是它既不投票贊成也不投票反對。德國國會就這樣維持著內部分裂的狀態。在1932年，德國的選舉日要比國會開會時間還要多。年邁的興登堡總統按法令進行統治。在1933年，德國多數選民要麽支持共產黨要麽支持納粹黨，結果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他呼籲擁有充分的權力，換言之就是獨裁，這需要得到德國國會2/3代表的授權。希特勒得到了支持！社會民主黨人是魏瑪共和國[91]的指路明燈，希特勒獲得獨裁授權，這是放棄戰後解決方案的最後註解。到此時，他們（換了一個黨名）在國會中的代表席位減少到了5個。當要對希特勒的提案進行投票時，這幾個人之間又發生了分裂。有兩位代表投票支持希特勒，兩位反對，一位棄權並抗議其他人在分裂該政黨。到這個時候，賠償已被廢止，但已經造成了損害，希特勒已經啟動了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的計劃。
在所有的危險中，真正的災難是德國人並不認為他們已經被打敗。德國人堅定地認同一個傳說，即他們遭到了“背叛”——猶太人、左派分子和頭腦愚笨的學究們妨礙了德國贏得戰爭，阻止了德國建立一個會比天真的美國人能夠夢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更合理的歐洲。魯登道夫是這個怪誕傳說的主要設計者。當時有一位英國記者，在一個偶然場合用英語問他是否感到德國遭到了背叛，經過翻譯人員的解釋，他回答說，“是的，德國遭到了背叛”。
表明 《凡爾賽和約》失敗的清單越來越長。它建立了裁定國際問題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開始階段，國聯非常出色地組織了在巴爾幹半島的各國間所發生的人口遷移。但隨後在麵臨重大問題時，這個組織就陷入了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中。比如，當“二戰”爆發時，國聯的反應卻是各國應該討論一下交叉路口的標準化問題。國聯把世界經濟聯結在一起的努力也遭到了重挫。到1920年，戰後的繁榮已有所衰退。到1929年，世界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爆發，並隨之給全世界帶來了政治災難。1918年到1919年間建立的未來議會製民族國家聯盟，基本上不再具有議會的作用。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控製的俄羅斯還有點兒人情味；而在史達林統治下，這個國家露出了一張畸形的臉龐。
在當時，最糟糕的問題都與德國有關。1919年2月，新的共和派政客們在魏瑪召開會議，並製定了一部民主憲法，它也許是有史以來最缺乏想像力的一部民主憲法（它的製定者堅定地要證明真正的威爾遜主義者誠信可靠，以至於規定了沒完沒了的選舉和比例投票製）。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失去了大片領土，特別是割讓給波蘭的部分，招致該國民眾非常廣泛的不滿。但真正的問題是資金。德國人因發動戰爭而遭到正式譴責，並被要求為他們造成的損害支付“賠償”。但法國的真正想法是利用這種手段來阻止德國經濟的復興，前協約國的其他成員國則期望能夠利用德國的賠款還清它們的戰爭債務。1921年，協約國確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32億金馬克，這意味著在數代人的時間裏，德國每年要把從出口中獲得資金的1/4移交給協約國各國。這樣數量的資金本可以設法從一個被占領國家取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在法國和後來歐洲經濟共同體在德國所做的那樣。但當時的協約國集團審慎地避免占領德國，他們擔心占領可能會造成德國人的動亂。因此，他們期望主張民主的政客們能夠與他們合作共事。但是協約國集團的要求過多，胃口太大。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投資進入德國，還可以被用作支付每年的賠償費用。後來，世界經濟出了問題，美國的資金也停止流轉。所有德國人或多或少都把他們的經濟困境歸咎於賠款，更為普遍的是歸罪於《凡爾賽和約》，這是希特勒手中最強有力的王牌。事實上，議會中不再有一個多數派準備承擔責任。從這個角度來說，“魏瑪民主”在1930年時就已經失敗。當時最大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因“建設性棄權”而與眾不同，意思是它既不投票贊成也不投票反對。德國國會就這樣維持著內部分裂的狀態。在1932年，德國的選舉日要比國會開會時間還要多。年邁的興登堡總統按法令進行統治。在1933年，德國多數選民要麽支持共產黨要麽支持納粹黨，結果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他呼籲擁有充分的權力，換言之就是獨裁，這需要得到德國國會2/3代表的授權。希特勒得到了支持！社會民主黨人是魏瑪共和國[91]的指路明燈，希特勒獲得獨裁授權，這是放棄戰後解決方案的最後註解。到此時，他們（換了一個黨名）在國會中的代表席位減少到了5個。當要對希特勒的提案進行投票時，這幾個人之間又發生了分裂。有兩位代表投票支持希特勒，兩位反對，一位棄權並抗議其他人在分裂該政黨。到這個時候，賠償已被廢止，但已經造成了損害，希特勒已經啟動了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的計劃。
在所有的危險中，真正的災難是德國人並不認為他們已經被打敗。德國人堅定地認同一個傳說，即他們遭到了“背叛”——猶太人、左派分子和頭腦愚笨的學究們妨礙了德國贏得戰爭，阻止了德國建立一個會比天真的美國人能夠夢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更合理的歐洲。魯登道夫是這個怪誕傳說的主要設計者。當時有一位英國記者，在一個偶然場合用英語問他是否感到德國遭到了背叛，經過翻譯人員的解釋，他回答說，“是的，德國遭到了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