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歐洲以外的世界似乎都處在分崩離析之中。印度和非洲已成為歐洲人的囊中之物；中國和土耳其看上去越來越有可能被解體，德國人渴望在那裏分到好處。當時，德國人在完全錯誤的道路上推進他們的政策，所以1890年前後長大成熟的一代人要對此負大部分責任。也是在那時，德國人需要解決的最後一件事情是與英國的關係。可是當德國建造了一支旨在進攻英國的海軍時，這個國家就犯下了20世紀最大的錯誤！建立一支強大海軍，在某種程度上把德國境內最優秀的人物團結在了一起。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是最受尊重的社會學家之一，他天賦非凡，涉獵廣泛，對語言、法律、歷史、哲學，甚至對統計波蘭農民購買普魯士土地都有精深的研究。1895年，他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freiburg university）政治經濟學教授，那時他做了一次廣受關注的就職講演。得到這一教職時，韋伯還相當年輕，剛剛30歲出頭。這位教授（他於1899年退出泛德意誌聯盟[16]，理由是這個組織沒有達到民族主義的要求）講的一些話，在現在看來有點兒莫名其妙，要比希特勒所說的還不講理。他說道：“英國沒有社會問題，是因為它非常富有。它非常富有，是因為它擁有一個帝國。它能夠把那些不良分子——愛爾蘭人、無產者等——運走，是因為它已對殖民地進行了歸類，把澳洲劃為安置他們的地方，而且英國能夠從澳洲獲得廉價的原材料和一個消費市場。因此，英國擁有便宜的食品，不存在失業。而英國能夠擁有它的帝國，是因為它有一支遠比其他國家強大的海軍。德國也有一些不良分子——波蘭人、無產者等——因此，德國也必須把這些人渣傾倒到殖民地。這樣，擁有一支海軍就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了。如果在一次戰鬥中，德國海軍的規模大到在全軍覆沒之前還能對英國海軍造成嚴重損害，那麽英國就會承認德國的帝國身份。而且，這意味著英國海軍在接下去的戰鬥中就不會再有充足的艦船，從而會被法國人或俄國人擊沉。”韋伯的這次講演，博得了聽眾的歡呼。這是一個聰明人整理出來的最愚蠢的理論之一，甚至都不值得奚落和嘲弄。他論證的每一步都是錯誤的，因為他以假設英國人有很少的社會問題開始，如果沒有維持帝國運轉的成本，那問題可能會更少。在20世紀70年代，即歐洲帝國主義走到盡頭之際，歐洲大陸最貧困的國家是葡萄牙，但是當時它控製著龐大的非洲帝國；最富庶的國家是瑞典，它很早以前就放棄了它唯一的一塊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而瑞士，從來就不曾擁有過帝國。
韋伯具有一種道德意識2，因此，在1914年，當看到他的那些年輕學生被殘殺時，他拒絕加入一群歡呼民族偉業的教授隊伍中。但是，他和那些與他一樣具有道德感的人們一起把年青的一代引向了死亡之路。德國確實建造了一支海軍，一支軍費占國防預算1/3的海軍。可是，這筆資金是從陸軍軍費中轉撥過來的，這就使得陸軍無力承擔起法俄聯盟已經展開的兩線作戰。陸軍因沒有足夠的資金，而無法接納一多半本可以受訓的年輕人，因為如果接納他們進入軍營，他們就會缺衣少食。由於這些年輕人免服兵役，所以德國陸軍規模在1914年時幾乎不比法國大多少，盡管當時法國人口在4 000萬以下，而德國人口卻是6 500萬。德國建造的戰列艦質量非常高，但它們的數量還是太少，因此，易受攻擊，很難防禦，這一點讓德國人毫無辦法的。差不多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們都停在海港中，直到戰爭末期，由於麵臨著毫無意義的犧牲，德國水兵發生譁變，導致了德意誌帝國自身的滅亡。這支海軍隻打算在北海遊弋，因此不需要像在世界範圍內遊弋的英國戰艦消耗那麽多的煤，但德國海軍卻能夠動用一些特殊裝備，力圖爭霸世界。正是這一明顯的敲詐行徑促使英國人做出巨大努力——他們不僅要以幾乎是2∶1的比例，建造比德國人更多更好的戰艦，而且還同法國和俄國製定了防禦計劃。這些都牽涉殖民地的交易：在1904年，英國人與法國人簽訂《英法協約》（the entente cordiale）[17]，以承認法國對摩洛哥的控製權來換取法國承認英國控製埃及。在1907年，他們又與俄國人達成有關波斯的協約。如果發生紛爭，英法俄各方的海軍就會基於已經達成的非正式協定做出反應。而對於英法俄的每一步行動，德國的反應都顯得笨拙草率、氣勢洶洶：在1905年，德國要求得到處於無主狀態的摩洛哥的部分土地；在1909年，它則鼓勵奧匈帝國輕率地進攻巴爾幹半島各國；而在1911年，它又把軍艦派到了摩洛哥。在德國國內，這種“耀武揚威”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輿論的歡迎，卻製造了一種國際危機來臨的氛圍。到了1914年，美國總統的特使談到，軍國主義政策已經變得越來越瘋狂。
就在那個時代，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狀態，而且這個世界自那時起就一直與它共存。在20世紀60年代，艾森豪（eisenhower）[18]總統為這種狀態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名詞：“軍事–工業複合體[19]”。戰爭工業成為經濟生活中最強有力的要素，戰爭雇用了成千上萬的人員，獲得了大量財政預算，並由此大大促進了各行各業，包括報紙專欄寫作的發展。此外，軍事工業往往會造成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看上去愚蠢至極的花費，結果過段時間卻發現是非常必要的（飛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看似必要的花費，結果卻成了毫無用處的浪費（堡壘要塞則是另一個明顯的例證）。技術在變得昂貴和難以預測。到了1911年，歐洲出現了軍備競賽。在當時，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都成為其他任何國家擴張軍備的藉口，特別是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出現危機時，每個國家都感到自身的脆弱。當德國在1911年夏天派軍艦到摩洛哥時，它的槍上了膛卻一彈未發。古怪的是，扣動扳機的卻是義大利。
韋伯具有一種道德意識2，因此，在1914年，當看到他的那些年輕學生被殘殺時，他拒絕加入一群歡呼民族偉業的教授隊伍中。但是，他和那些與他一樣具有道德感的人們一起把年青的一代引向了死亡之路。德國確實建造了一支海軍，一支軍費占國防預算1/3的海軍。可是，這筆資金是從陸軍軍費中轉撥過來的，這就使得陸軍無力承擔起法俄聯盟已經展開的兩線作戰。陸軍因沒有足夠的資金，而無法接納一多半本可以受訓的年輕人，因為如果接納他們進入軍營，他們就會缺衣少食。由於這些年輕人免服兵役，所以德國陸軍規模在1914年時幾乎不比法國大多少，盡管當時法國人口在4 000萬以下，而德國人口卻是6 500萬。德國建造的戰列艦質量非常高，但它們的數量還是太少，因此，易受攻擊，很難防禦，這一點讓德國人毫無辦法的。差不多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們都停在海港中，直到戰爭末期，由於麵臨著毫無意義的犧牲，德國水兵發生譁變，導致了德意誌帝國自身的滅亡。這支海軍隻打算在北海遊弋，因此不需要像在世界範圍內遊弋的英國戰艦消耗那麽多的煤，但德國海軍卻能夠動用一些特殊裝備，力圖爭霸世界。正是這一明顯的敲詐行徑促使英國人做出巨大努力——他們不僅要以幾乎是2∶1的比例，建造比德國人更多更好的戰艦，而且還同法國和俄國製定了防禦計劃。這些都牽涉殖民地的交易：在1904年，英國人與法國人簽訂《英法協約》（the entente cordiale）[17]，以承認法國對摩洛哥的控製權來換取法國承認英國控製埃及。在1907年，他們又與俄國人達成有關波斯的協約。如果發生紛爭，英法俄各方的海軍就會基於已經達成的非正式協定做出反應。而對於英法俄的每一步行動，德國的反應都顯得笨拙草率、氣勢洶洶：在1905年，德國要求得到處於無主狀態的摩洛哥的部分土地；在1909年，它則鼓勵奧匈帝國輕率地進攻巴爾幹半島各國；而在1911年，它又把軍艦派到了摩洛哥。在德國國內，這種“耀武揚威”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輿論的歡迎，卻製造了一種國際危機來臨的氛圍。到了1914年，美國總統的特使談到，軍國主義政策已經變得越來越瘋狂。
就在那個時代，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狀態，而且這個世界自那時起就一直與它共存。在20世紀60年代，艾森豪（eisenhower）[18]總統為這種狀態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名詞：“軍事–工業複合體[19]”。戰爭工業成為經濟生活中最強有力的要素，戰爭雇用了成千上萬的人員，獲得了大量財政預算，並由此大大促進了各行各業，包括報紙專欄寫作的發展。此外，軍事工業往往會造成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看上去愚蠢至極的花費，結果過段時間卻發現是非常必要的（飛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看似必要的花費，結果卻成了毫無用處的浪費（堡壘要塞則是另一個明顯的例證）。技術在變得昂貴和難以預測。到了1911年，歐洲出現了軍備競賽。在當時，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都成為其他任何國家擴張軍備的藉口，特別是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出現危機時，每個國家都感到自身的脆弱。當德國在1911年夏天派軍艦到摩洛哥時，它的槍上了膛卻一彈未發。古怪的是，扣動扳機的卻是義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