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重慶，從1941年7月開始，中央公務員及其家眷（以一家4口為限）每人每月可購平價米2鬥。從第m年開始，公務人員的食糧免費定量供應。如31歲以上的每月發大米一擔，26歲至30歲的發8鬥，25歲以下的6鬥。據統計，自1943年至1945年，免費發放的大米小麥及雜糧為6700萬擔，而且三年收購的田賦穀物卻是1億多擔。剩餘部分，則全為孔祥熙等官僚無償或低價占有，或成為他們手中的投機商品，投放黑市後大發其財。
孔祥熙的田賦改革由於是建立在對農民的剝奪的基礎之上，所以收繳田賦在數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戰後期開始下降），但卻使農業生產陷入日益萎縮的境地。
首先，自耕農和貧農的生產再生產資金大半被田賦和重稅所消耗。如《雲南日報》曾對昆明附近各縣進行調查，調查後在報上撰文說：近年來秋收後能夠有餘糧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過年後還能有餘糧供一家3個月食用的，每村更不過數戶而已。
更有甚者，鄉村保甲的攤派使農民被迫將存糧出售，於是穀雨一過，連播種都成了問題，隻得忍痛去借高利貸。
金陵大學農學院後來也曾進行調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幾個縣的糧食生產成本劇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戰前增加門倍。其中糧種、畜工及人工費漲幅最快。
國民黨內政部長周鍾嶽1941年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糧價固已大漲，但農民未得到好處蓋收益全人於地主之手，地價愈高，自耕農愈少，大多數農民都被迫到農村高利貸手中借款。”
其次是勞動力嚴重不足。由於國民黨的兵役製度，使鄉、鎮及保甲長亂抓壯丁。甚至像土匪那樣“綁票”，交了相當數量的財錢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無休止的對農民的敲榨。從1937年到1944年，國民黨政府共抓壯丁275萬人，且幾乎全是貧苦農民。
兵役和抓丁的結果，造成農民勞動力枯竭，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抗戰8年，前方對農產品需要的增加，本來應帶動後方農業生產的增長，但實際情況是，在8年抗戰中，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內，除1938、1939年兩年豐收外，農業生產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一天天萎縮。如《農報》統計，1941年大後方比戰前撂荒了842萬畝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麵積從6刪q畝減少為5700萬畝。
抗戰8年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業生產全麵萎縮，是國統區封建性的土地關係造成的後果。孔祥熙所進行的田賦改革，非但沒有使這種土地關係減弱，反而使其加強了。廣大農民在抗戰中建立了偉大的功績，在前方苦苦殺敵，在後方生產糧食，還要出重稅養活那些貪官汙吏，而他們自己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美國一位大學的教授在抗戰期間來華考察，雖然在重慶他受到了國民黨官方的熱情接待，但在考察結束後仍用真實的筆向美國政府和人民介紹了國統區廣大農民悲苦的生活狀況。他說：“農民對政府的憤怒正在明顯地迴響在全國的鄉村，在農村地區和民眾中，國民黨政府的威信和影響力也許已經達到了最低點。”
3.專賣--黔驢技窮之後
在抗戰期間，孔祥熙還著重抓了沿海工廠的內遷及專賣事業，積極為國民黨戰時經濟體製增磚添瓦。
抗戰前期，通過一係列改革和建立戰時的經濟體製，使西南地區的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使整個大後方的工業有了較好的基礎。
所謂大後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陝、甘、湘、桂七省。這些省基本上沒被日軍占領和騷擾，有相對和平安定的環境。抗戰全麵爆發前，這些地區的經濟落後，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如四川，當年僅有電力一家、水泥廠一家、麵粉廠一家、造紙廠和機械製造廠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個省裏竟沒有一個像樣的工廠。
“七七”事變後，在社會輿論的強烈要求下，蔣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內地遷廠的步伐。1938年3月，蔣介石正式下令，拆遷沿海工廠到內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廠已開始向內地遷移。
1938年6月，國民黨政府下令拆遷武漢工廠。各工廠不論大小，凡對敵後軍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內遷。一時間，車輪滾滾，馬達轟鳴，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為一條條車龍船龍，婉蜒在從武漢至重慶的長江水道及兩側。僅不到一年，上海、武漢兩市就內遷工廠300餘家。同進江蘇、無錫、常州、南京、九江、蕪湖、鄭州、許昌、太原等地也都遷出不少工廠。
沿海工廠的主要機器設備拆遷內地，極大推動了大後方工業的發展。如上海、漢口等地的電廠拆卸電器設備2.5萬多千瓦入川；漢陽、大冶等煉鋼設備運大渡河。這些內遷的機器設備運到內地後，或擴展革新了原有的廠礦，或新建了工廠。
由於沿海工廠的大量內遷，許多立誌報國的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也紛紛湧入大後方。因此，抗戰前期大後方工業呈發展趨勢。
1937年到1942年，大後方的工廠數目由200多家發展到1000多家，固定資產由2000多萬元上升到10億多元，扣除通貨膨脹後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孔祥熙經常把這些掛在嘴邊，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到處吹噓。他在“四聯總處”的會議上和接受記者採訪時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後方工業發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的結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結果。
孔祥熙的田賦改革由於是建立在對農民的剝奪的基礎之上，所以收繳田賦在數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戰後期開始下降），但卻使農業生產陷入日益萎縮的境地。
首先，自耕農和貧農的生產再生產資金大半被田賦和重稅所消耗。如《雲南日報》曾對昆明附近各縣進行調查，調查後在報上撰文說：近年來秋收後能夠有餘糧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過年後還能有餘糧供一家3個月食用的，每村更不過數戶而已。
更有甚者，鄉村保甲的攤派使農民被迫將存糧出售，於是穀雨一過，連播種都成了問題，隻得忍痛去借高利貸。
金陵大學農學院後來也曾進行調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幾個縣的糧食生產成本劇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戰前增加門倍。其中糧種、畜工及人工費漲幅最快。
國民黨內政部長周鍾嶽1941年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糧價固已大漲，但農民未得到好處蓋收益全人於地主之手，地價愈高，自耕農愈少，大多數農民都被迫到農村高利貸手中借款。”
其次是勞動力嚴重不足。由於國民黨的兵役製度，使鄉、鎮及保甲長亂抓壯丁。甚至像土匪那樣“綁票”，交了相當數量的財錢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無休止的對農民的敲榨。從1937年到1944年，國民黨政府共抓壯丁275萬人，且幾乎全是貧苦農民。
兵役和抓丁的結果，造成農民勞動力枯竭，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抗戰8年，前方對農產品需要的增加，本來應帶動後方農業生產的增長，但實際情況是，在8年抗戰中，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內，除1938、1939年兩年豐收外，農業生產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一天天萎縮。如《農報》統計，1941年大後方比戰前撂荒了842萬畝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麵積從6刪q畝減少為5700萬畝。
抗戰8年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業生產全麵萎縮，是國統區封建性的土地關係造成的後果。孔祥熙所進行的田賦改革，非但沒有使這種土地關係減弱，反而使其加強了。廣大農民在抗戰中建立了偉大的功績，在前方苦苦殺敵，在後方生產糧食，還要出重稅養活那些貪官汙吏，而他們自己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美國一位大學的教授在抗戰期間來華考察，雖然在重慶他受到了國民黨官方的熱情接待，但在考察結束後仍用真實的筆向美國政府和人民介紹了國統區廣大農民悲苦的生活狀況。他說：“農民對政府的憤怒正在明顯地迴響在全國的鄉村，在農村地區和民眾中，國民黨政府的威信和影響力也許已經達到了最低點。”
3.專賣--黔驢技窮之後
在抗戰期間，孔祥熙還著重抓了沿海工廠的內遷及專賣事業，積極為國民黨戰時經濟體製增磚添瓦。
抗戰前期，通過一係列改革和建立戰時的經濟體製，使西南地區的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使整個大後方的工業有了較好的基礎。
所謂大後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陝、甘、湘、桂七省。這些省基本上沒被日軍占領和騷擾，有相對和平安定的環境。抗戰全麵爆發前，這些地區的經濟落後，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如四川，當年僅有電力一家、水泥廠一家、麵粉廠一家、造紙廠和機械製造廠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個省裏竟沒有一個像樣的工廠。
“七七”事變後，在社會輿論的強烈要求下，蔣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內地遷廠的步伐。1938年3月，蔣介石正式下令，拆遷沿海工廠到內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廠已開始向內地遷移。
1938年6月，國民黨政府下令拆遷武漢工廠。各工廠不論大小，凡對敵後軍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內遷。一時間，車輪滾滾，馬達轟鳴，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為一條條車龍船龍，婉蜒在從武漢至重慶的長江水道及兩側。僅不到一年，上海、武漢兩市就內遷工廠300餘家。同進江蘇、無錫、常州、南京、九江、蕪湖、鄭州、許昌、太原等地也都遷出不少工廠。
沿海工廠的主要機器設備拆遷內地，極大推動了大後方工業的發展。如上海、漢口等地的電廠拆卸電器設備2.5萬多千瓦入川；漢陽、大冶等煉鋼設備運大渡河。這些內遷的機器設備運到內地後，或擴展革新了原有的廠礦，或新建了工廠。
由於沿海工廠的大量內遷，許多立誌報國的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也紛紛湧入大後方。因此，抗戰前期大後方工業呈發展趨勢。
1937年到1942年，大後方的工廠數目由200多家發展到1000多家，固定資產由2000多萬元上升到10億多元，扣除通貨膨脹後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孔祥熙經常把這些掛在嘴邊，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到處吹噓。他在“四聯總處”的會議上和接受記者採訪時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後方工業發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的結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