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著說：“中央現在明令討伐，就是明是非、分順逆、整紀綱，望我同胞，一致奮起，聲罪致討，擁護政府迅速削平叛亂。”孔祥熙的聲音通過無線電波，傳向全國各地，並立即引起了各方麵的強烈反響。
發表完演講後，孔祥熙還擔心一些帝國主義列強不了解、不支持他們的決定，於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員專門到英國駐華大使館，向大使體格森爵士傳達了孔祥熙本人對採取軍事行動的信心。同時這位外交部官員還向英方表示，他們已得到情報，蘇聯政府稱他們同“西安事變”沒有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不會引起中國同其他列強的衝突和對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傳記中，都反覆介紹說明孔祥熙力主和談。反對討伐的言行及動機，卻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時間內也曾贊成討伐，並向國內外發表公開演說這一事實。雖然發表演說是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之授權，但他本人若態度堅決，恐怕也不會有那樣的結果。
這樣，孔祥熙由事變剛開始主張和談（有12日晚致張學良的電報為證）到17日贊同討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很多疑問也待歷史學家們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說，宋藹齡、宋美齡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對討伐的，孔祥熙何以來個180度的大轉彎，是懼怕何應欽為首的強硬派，還是代理行政院長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麵前擺出一種不能屈服的姿態？一時還以難下定論。但從他和宋藹齡、宋美齡的談話來看，他內心是不主張討伐和武力解決的，起碼在沒救出蔣介石之前。
討伐令一下，戰爭機器便開始起動。何應欽信心十足，精神抖擻，立即指揮大軍由各方向陝西進軍。一時間飛機轟鳴，馬達聲聲，很快東路集團軍便在潼關一帶和東北軍接上了火。飛機也飛臨東北軍駐地上空，成排地丟下了內戰的炸彈。當時，隻是因為突然飄起大雪，才未轟炸西安。
上麵提到，討伐令發出後各方反應激烈，而這些反應對後來形勢的變化發生了影響。
當時，中國共產黨明確表示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人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公開致電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變”的出現是蔣介石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如果繼續擴大內戰，必是親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國滅種。中國共產黨希望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採納張、楊八項救國民主綱領，立即變內戰為抗戰。
當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秦邦憲和葉劍英等人組成的代表團，赴西安同張學良、楊虎城和蔣介石進行談判，以表示中共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誠意。
“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親自駕機飛赴延安，同周恩來進行過徹夜長談且受益匪淺，並由此對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對周恩來的到來，張學良及楊虎城兩將軍表示熱烈的歡迎。
12月19日沖華蘇維埃政府及中共中央發出對孔祥熙等人的通電，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群熙）、孫哲生（料）、馮煥章（玉祥）、陳立夫等先生，及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西安張漢卿、楊虎城、王鼎芳（以哲）、孫蔚如先生，暨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諸先生勛鑒：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續。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愛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述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過全國各黨各派務界各軍選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正確主張，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特別是周恩來等親赴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的直接會談，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說張學良、楊虎城原來舉行“兵諫”的目的，就是為了反對內戰，一致抗日，並不真想加害於蔣介石。聽到孔祥熙的討伐令後，張、楊不禁義憤填膺，東北軍官兵也情緒激烈，紛紛表示要和何應欽決一死戰，拚個魚死網破。一時間，西安古城戰雲密布，戰爭一觸即發。
12月16日，也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做出討伐決定的當天，端納就向蔣介石通報了宋美齡透露給他的國軍即將進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蔣介石明察大局，下令製止。當時，張學良剛巧也在蔣介石身邊，他十分氣憤地說，何應欽做得太過分了。
發表完演講後，孔祥熙還擔心一些帝國主義列強不了解、不支持他們的決定，於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員專門到英國駐華大使館，向大使體格森爵士傳達了孔祥熙本人對採取軍事行動的信心。同時這位外交部官員還向英方表示，他們已得到情報，蘇聯政府稱他們同“西安事變”沒有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不會引起中國同其他列強的衝突和對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傳記中，都反覆介紹說明孔祥熙力主和談。反對討伐的言行及動機，卻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時間內也曾贊成討伐，並向國內外發表公開演說這一事實。雖然發表演說是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之授權，但他本人若態度堅決，恐怕也不會有那樣的結果。
這樣，孔祥熙由事變剛開始主張和談（有12日晚致張學良的電報為證）到17日贊同討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很多疑問也待歷史學家們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說，宋藹齡、宋美齡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對討伐的，孔祥熙何以來個180度的大轉彎，是懼怕何應欽為首的強硬派，還是代理行政院長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麵前擺出一種不能屈服的姿態？一時還以難下定論。但從他和宋藹齡、宋美齡的談話來看，他內心是不主張討伐和武力解決的，起碼在沒救出蔣介石之前。
討伐令一下，戰爭機器便開始起動。何應欽信心十足，精神抖擻，立即指揮大軍由各方向陝西進軍。一時間飛機轟鳴，馬達聲聲，很快東路集團軍便在潼關一帶和東北軍接上了火。飛機也飛臨東北軍駐地上空，成排地丟下了內戰的炸彈。當時，隻是因為突然飄起大雪，才未轟炸西安。
上麵提到，討伐令發出後各方反應激烈，而這些反應對後來形勢的變化發生了影響。
當時，中國共產黨明確表示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人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公開致電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變”的出現是蔣介石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如果繼續擴大內戰，必是親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國滅種。中國共產黨希望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採納張、楊八項救國民主綱領，立即變內戰為抗戰。
當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秦邦憲和葉劍英等人組成的代表團，赴西安同張學良、楊虎城和蔣介石進行談判，以表示中共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誠意。
“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親自駕機飛赴延安，同周恩來進行過徹夜長談且受益匪淺，並由此對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對周恩來的到來，張學良及楊虎城兩將軍表示熱烈的歡迎。
12月19日沖華蘇維埃政府及中共中央發出對孔祥熙等人的通電，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群熙）、孫哲生（料）、馮煥章（玉祥）、陳立夫等先生，及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西安張漢卿、楊虎城、王鼎芳（以哲）、孫蔚如先生，暨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諸先生勛鑒：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續。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愛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述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過全國各黨各派務界各軍選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正確主張，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特別是周恩來等親赴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的直接會談，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說張學良、楊虎城原來舉行“兵諫”的目的，就是為了反對內戰，一致抗日，並不真想加害於蔣介石。聽到孔祥熙的討伐令後，張、楊不禁義憤填膺，東北軍官兵也情緒激烈，紛紛表示要和何應欽決一死戰，拚個魚死網破。一時間，西安古城戰雲密布，戰爭一觸即發。
12月16日，也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做出討伐決定的當天，端納就向蔣介石通報了宋美齡透露給他的國軍即將進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蔣介石明察大局，下令製止。當時，張學良剛巧也在蔣介石身邊，他十分氣憤地說，何應欽做得太過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