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門後隻見蔣介石坐在一張簡易沙發上，麵色灰黃，兩眼布滿血絲，但還算有點精神。端納上前握手，蔣介石不起身迎接，二人相握的手在空中使勁搖晃，一時竟不知說什麽為好。
三人落座後，端納突然從兜中掏出鋼筆，草草擬了一份電報後交給張學良說：“能否派人把電報發給南京，這樣他們晚上就能見到。”
“端納先生……”蔣介石有些沉不住氣了，“什麽事這麽急，我們還沒開始談話……”
端納知道蔣的意思就說：“我們談話的內容和這裏的一切我隨時可以向南京發報。但這封電報必須馬上發，我要讓那邊的人知道，委員長您安然無恙。”
端納從公文包裏又掏出了宋美齡的親筆信說：“這是夫人給您的信。”
蔣介石也顧不上和端納說話，連忙打開信細細讀了起來。當他讀到那句“南京現在是戲中有戲”時，一向嚴肅的麵孔卻忍不住笑出聲來。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納的電報。12月15日端納飛到洛陽，又用電話向孔祥熙及宋美齡報告了他在西安會見蔣、張的情況及所見到的一切，並著重強調了張學良的善意，及其張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願望。
與此同時，張學良也向南京政府發了電報，希望孔祥熙、宋美齡或其他要員前去西安，商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當時張學良的電報內容是這樣的：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麵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以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誌。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麵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了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當南京的黨政要員接到這封情真意切的電報後，多數人卻持懷疑態度。有人認為這是張學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時間，有人認為這是張在變向提出索價的條件，還有的人甚至認為不能派要員去，認為張學良想趁機多抓幾個人質，做為以後討價還價的籌碼。
“委員長他們都敢扣，孔祥熙為什麽不能扣？”何應欽在會議上大聲喊著。
在政界軍界一片“討伐”的叫囂中，孔祥熙也慢慢改變了溫和的態度。一是他覺得如果失去了多數人的支持他會控製不了南京的局麵；二是他自進入官場以來也養成了多疑的習慣，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電報不太信任；三是他覺得對張、楊也需要採取恩威並重、打拉結合的手段，一邊伸出橄欖枝，一邊高壓威脅，對解決事變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這種動機的支配下，孔祥熙當時接受了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的採訪，並發表講話宣稱張、楊對蔣的劫持影響了國家前途且十惡不赦等等言論。此外他在致閻錫山的電報中亦說：“漢卿劫持介公，迄無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憤恨萬端……若漢卿執迷不悟，則中央同人以國家民族計，勢必取斷然之處置，興討伐之義師……”此時孔祥熙的態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張學良電報中的態度判若兩人了。
當時，孔祥熙態度的轉變，使國民黨高層內關於“緩和”和“討伐”的爭論及兩派相持的局麵發生了變化。12月16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並作出對張、楊進行武裝討伐的決定，會議推選何應欽為討伐軍總司令，迅速調動部署軍隊，完成對西安的包圍。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向國內外公開發布討伐令。當天，孔祥熙和林森兩人立即以中央國民政府的名義向全國公布了《討伐令》，以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斟酌情形於必要地區宣布戒嚴令》。根據上述命令，從16日起，南京市實行了所謂“戒嚴”。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動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鋪早早地上了門板，隻有偶爾一兩輛人力車從街上穿過。這時，幾輛美國福特牌轎車急速駛向位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丁家橋。車停穩後，孔祥熙從車內鑽出向中央黨部大院內的廣播電台播音室走去。晚8時整，孔祥熙對全國、全世界億萬關心著“西安事變”的人們，發表了《“西安事變”與勘亂》的講話。
在廣播講話中，孔祥熙用略帶山西口音的普通話提高了嗓門說到：“全國同胞們，今天本人受中央廣播電台之邀，為‘西安事變’一事向同胞們演講。”他首先為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決定亂吹並詭辯了一通，然後對張學良、楊虎城所謂“叛變行為”進行了譴責：
“張學良、楊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亂，劫持蔣委員會長，為了區區小利不惜破壞國家，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這種犯上作亂的行為，實為黨紀國法所不容。雖然我們都非常關心和渴望解救委員長，但我們的態度是，不允許一個人的安全而妨礙一貫國策，不能因一時事變有所遷就……”
三人落座後，端納突然從兜中掏出鋼筆，草草擬了一份電報後交給張學良說：“能否派人把電報發給南京，這樣他們晚上就能見到。”
“端納先生……”蔣介石有些沉不住氣了，“什麽事這麽急，我們還沒開始談話……”
端納知道蔣的意思就說：“我們談話的內容和這裏的一切我隨時可以向南京發報。但這封電報必須馬上發，我要讓那邊的人知道，委員長您安然無恙。”
端納從公文包裏又掏出了宋美齡的親筆信說：“這是夫人給您的信。”
蔣介石也顧不上和端納說話，連忙打開信細細讀了起來。當他讀到那句“南京現在是戲中有戲”時，一向嚴肅的麵孔卻忍不住笑出聲來。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納的電報。12月15日端納飛到洛陽，又用電話向孔祥熙及宋美齡報告了他在西安會見蔣、張的情況及所見到的一切，並著重強調了張學良的善意，及其張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願望。
與此同時，張學良也向南京政府發了電報，希望孔祥熙、宋美齡或其他要員前去西安，商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當時張學良的電報內容是這樣的：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麵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以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誌。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麵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了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當南京的黨政要員接到這封情真意切的電報後，多數人卻持懷疑態度。有人認為這是張學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時間，有人認為這是張在變向提出索價的條件，還有的人甚至認為不能派要員去，認為張學良想趁機多抓幾個人質，做為以後討價還價的籌碼。
“委員長他們都敢扣，孔祥熙為什麽不能扣？”何應欽在會議上大聲喊著。
在政界軍界一片“討伐”的叫囂中，孔祥熙也慢慢改變了溫和的態度。一是他覺得如果失去了多數人的支持他會控製不了南京的局麵；二是他自進入官場以來也養成了多疑的習慣，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電報不太信任；三是他覺得對張、楊也需要採取恩威並重、打拉結合的手段，一邊伸出橄欖枝，一邊高壓威脅，對解決事變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這種動機的支配下，孔祥熙當時接受了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的採訪，並發表講話宣稱張、楊對蔣的劫持影響了國家前途且十惡不赦等等言論。此外他在致閻錫山的電報中亦說：“漢卿劫持介公，迄無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憤恨萬端……若漢卿執迷不悟，則中央同人以國家民族計，勢必取斷然之處置，興討伐之義師……”此時孔祥熙的態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張學良電報中的態度判若兩人了。
當時，孔祥熙態度的轉變，使國民黨高層內關於“緩和”和“討伐”的爭論及兩派相持的局麵發生了變化。12月16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並作出對張、楊進行武裝討伐的決定，會議推選何應欽為討伐軍總司令，迅速調動部署軍隊，完成對西安的包圍。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向國內外公開發布討伐令。當天，孔祥熙和林森兩人立即以中央國民政府的名義向全國公布了《討伐令》，以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斟酌情形於必要地區宣布戒嚴令》。根據上述命令，從16日起，南京市實行了所謂“戒嚴”。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動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鋪早早地上了門板，隻有偶爾一兩輛人力車從街上穿過。這時，幾輛美國福特牌轎車急速駛向位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丁家橋。車停穩後，孔祥熙從車內鑽出向中央黨部大院內的廣播電台播音室走去。晚8時整，孔祥熙對全國、全世界億萬關心著“西安事變”的人們，發表了《“西安事變”與勘亂》的講話。
在廣播講話中，孔祥熙用略帶山西口音的普通話提高了嗓門說到：“全國同胞們，今天本人受中央廣播電台之邀，為‘西安事變’一事向同胞們演講。”他首先為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決定亂吹並詭辯了一通，然後對張學良、楊虎城所謂“叛變行為”進行了譴責：
“張學良、楊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亂，劫持蔣委員會長，為了區區小利不惜破壞國家，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這種犯上作亂的行為，實為黨紀國法所不容。雖然我們都非常關心和渴望解救委員長，但我們的態度是，不允許一個人的安全而妨礙一貫國策，不能因一時事變有所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