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杜月笙為此專門召開了一次工商界會議，請孔祥熙做報告。孔講：“如果中央、中國和交通銀行能聯合起來，成立一個三銀行財團，整個實業界的狀況就會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低息貸款，就能使我們的民族經濟來一次振興。”
當時，孔祥熙、宋藹齡的這一係列陰謀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並漸漸取得了效果。工商實業界的資本家對這個外表忠厚謙和的財政部長頗有好感，對他講的話雖不是言聽計從也幾乎是句句當真。如果他們那時就知道德國有個戈培爾，知道戈培爾有一句名言“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話，他們還會對孔如此相信嗎？漸漸地，這些工商界的實業家們在孔祥熙的煽動下行動起來了。首先，他們組成了一個叫做“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的組織，並以這個組織的名義向中央、中國和交通三大銀行提出申請，要求增加500萬元的緊急貸款，無擔保地貸給麵臨破產的企業，以振興經濟、繁榮市場。他們還要求南京政府發起一個以他們的資產或商品作擔保的大規模發展實業的借款計劃，使經濟從蕭條中得以恢復。
魚兒上鉤了，工商企業家的這些要求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來做為向銀行界施加壓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頻繁來往於上海南京之間，腳步匆匆，麵容嚴肅，儼然一場大戰將臨，而他就是這場大戰的總司令一樣。
在上海，他召開了一係列由大小銀行家組成的會議，專門“商討、研究”如何籌措資金向工商實業界貸款問題，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麽為了國計民生呀，什麽為了抵禦外海呀，什麽銀行界必須精誠團結為民謀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實業界的呼籲，上有孔祥熙的吶喊，當時以中國、交通銀行為代表的銀行界不得不認真考慮了。雖然他們此時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蔣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貸款一事確實形成了氣候，如不放點血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於是，他們開始有計劃、有針對性地發放了一些貸款，並在貸款中增加了一些條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這麽小規模的貸款當然不能滿足實業界的需要，於是更大的不滿如潮水般湧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對他們說應該找孔祥熙控製的中央、農民銀行要貸款，而中央、農民銀行稱是中國和交通銀行操縱著金融界，使其無款可貸。孔祥熙還利用上海的新聞媒體大造這種輿論，把實業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國和交通銀行，他則坐山觀虎鬥。
豺狼的本質終於暴露了，孔祥熙覺得時機成熟了，在請示蔣介石獲得讚許之後，他終於對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孔祥照以國民政府財政部的名義突然宣布：現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必須由中央政府接管，兩行都須增資而由政府控製半數以上的股份。
當即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職員們一下都懵了。這對他們如同晴天霹靂，好生生的私人銀行怎麽一下子就變成政府的呢？這和大街上強盜公開搶劫有何不同？無非大街上搶劫的都是小流氓，搶劫的也不過數十數百元的小錢，而這次搶劫的主角是政府，搶劫是幾百萬幾千萬的財富。中國、交通銀行的總裁們這才明白了幾個月因貸款風波引發的一切，但為時晚矣。
更加陰損的是，孔祥熙規定的政府必須控製兩行的半數以上的股份全是空頭支票。
由孔祥熙簽署的政府財政部給中國銀行的命令寫道：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宜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2500萬元，內官股500萬元，應再增官股2500萬元。隨文發給24年金融公債500萬元預約券5張，仰即填具2500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
孔祥熙給交通銀行簽發的命令也大同小異。也就是說，孔祥熙是用他發行的2500萬元的債券，做為這兩家銀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強行人股）。這樣，他憑藉手中職權，不費一分一毫就控製並掌握了他原來的宿敵：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
緊接著，孔祥熙自恃有蔣介石撐腰，又宣布了中國銀行的人事變動：原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傲、董事長李銘雙雙被免職，由宋子文接替這兩個職務；為了給公眾一個大度團結的印象，他還任命了張嘉傲為中央銀行的“第二副總裁”。當時中央銀行的總裁是孔祥熙，第一副總裁是陳行。那麽，這個第二副總裁還能管多少事呢？純粹形同虛設。
張嘉敖此時已認清了孔祥熙的嘴臉，便以“身體不佳恐怕難以勝任”為理由，要求不擔任此職。孔祥熙正好順水推舟，張嘉敖從此過著深居簡出的隱匿生活，從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擠掉了張嘉敖，孔祥熙麵前的大路就是一馬平川。他親自為中國、交通銀行的股東們重新辦理了手續，並選出了新的理事會。原來和這兩大銀行一點不沾邊、甚至為這兩大銀行競爭對手的宋子文、宋子良還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會的成員。當然，孔祥熙也沒忘記安插了自己不少的親信和死黨。
在奪取了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之後，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銀行，即寧波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工業銀行發起進攻。
1935年6月，上海的這三家銀行突然發現他們的“信譽”垮了。他們莫名其妙地發現麵對無數前來要求提款的人，而他們卻無法兌現他們發行的現鈔。
當時，孔祥熙、宋藹齡的這一係列陰謀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並漸漸取得了效果。工商實業界的資本家對這個外表忠厚謙和的財政部長頗有好感，對他講的話雖不是言聽計從也幾乎是句句當真。如果他們那時就知道德國有個戈培爾，知道戈培爾有一句名言“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話，他們還會對孔如此相信嗎？漸漸地，這些工商界的實業家們在孔祥熙的煽動下行動起來了。首先，他們組成了一個叫做“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的組織，並以這個組織的名義向中央、中國和交通三大銀行提出申請，要求增加500萬元的緊急貸款，無擔保地貸給麵臨破產的企業，以振興經濟、繁榮市場。他們還要求南京政府發起一個以他們的資產或商品作擔保的大規模發展實業的借款計劃，使經濟從蕭條中得以恢復。
魚兒上鉤了，工商企業家的這些要求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來做為向銀行界施加壓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頻繁來往於上海南京之間，腳步匆匆，麵容嚴肅，儼然一場大戰將臨，而他就是這場大戰的總司令一樣。
在上海，他召開了一係列由大小銀行家組成的會議，專門“商討、研究”如何籌措資金向工商實業界貸款問題，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麽為了國計民生呀，什麽為了抵禦外海呀，什麽銀行界必須精誠團結為民謀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實業界的呼籲，上有孔祥熙的吶喊，當時以中國、交通銀行為代表的銀行界不得不認真考慮了。雖然他們此時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蔣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貸款一事確實形成了氣候，如不放點血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於是，他們開始有計劃、有針對性地發放了一些貸款，並在貸款中增加了一些條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這麽小規模的貸款當然不能滿足實業界的需要，於是更大的不滿如潮水般湧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對他們說應該找孔祥熙控製的中央、農民銀行要貸款，而中央、農民銀行稱是中國和交通銀行操縱著金融界，使其無款可貸。孔祥熙還利用上海的新聞媒體大造這種輿論，把實業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國和交通銀行，他則坐山觀虎鬥。
豺狼的本質終於暴露了，孔祥熙覺得時機成熟了，在請示蔣介石獲得讚許之後，他終於對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孔祥照以國民政府財政部的名義突然宣布：現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必須由中央政府接管，兩行都須增資而由政府控製半數以上的股份。
當即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職員們一下都懵了。這對他們如同晴天霹靂，好生生的私人銀行怎麽一下子就變成政府的呢？這和大街上強盜公開搶劫有何不同？無非大街上搶劫的都是小流氓，搶劫的也不過數十數百元的小錢，而這次搶劫的主角是政府，搶劫是幾百萬幾千萬的財富。中國、交通銀行的總裁們這才明白了幾個月因貸款風波引發的一切，但為時晚矣。
更加陰損的是，孔祥熙規定的政府必須控製兩行的半數以上的股份全是空頭支票。
由孔祥熙簽署的政府財政部給中國銀行的命令寫道：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宜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2500萬元，內官股500萬元，應再增官股2500萬元。隨文發給24年金融公債500萬元預約券5張，仰即填具2500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
孔祥熙給交通銀行簽發的命令也大同小異。也就是說，孔祥熙是用他發行的2500萬元的債券，做為這兩家銀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強行人股）。這樣，他憑藉手中職權，不費一分一毫就控製並掌握了他原來的宿敵：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
緊接著，孔祥熙自恃有蔣介石撐腰，又宣布了中國銀行的人事變動：原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傲、董事長李銘雙雙被免職，由宋子文接替這兩個職務；為了給公眾一個大度團結的印象，他還任命了張嘉傲為中央銀行的“第二副總裁”。當時中央銀行的總裁是孔祥熙，第一副總裁是陳行。那麽，這個第二副總裁還能管多少事呢？純粹形同虛設。
張嘉敖此時已認清了孔祥熙的嘴臉，便以“身體不佳恐怕難以勝任”為理由，要求不擔任此職。孔祥熙正好順水推舟，張嘉敖從此過著深居簡出的隱匿生活，從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擠掉了張嘉敖，孔祥熙麵前的大路就是一馬平川。他親自為中國、交通銀行的股東們重新辦理了手續，並選出了新的理事會。原來和這兩大銀行一點不沾邊、甚至為這兩大銀行競爭對手的宋子文、宋子良還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會的成員。當然，孔祥熙也沒忘記安插了自己不少的親信和死黨。
在奪取了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之後，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銀行，即寧波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工業銀行發起進攻。
1935年6月，上海的這三家銀行突然發現他們的“信譽”垮了。他們莫名其妙地發現麵對無數前來要求提款的人，而他們卻無法兌現他們發行的現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