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中，有一段文字對孔祥熙大加吹捧，不免言過其實：
“辛亥以前，山西革命運動雖在同盟會領導之下，然其內部運動，可分為文武兩係。文係以孔祥熙、李歧山、景梅九、張士秀、續西峰諸同誌為主，而以孔同誌創辦之銘賢學校為總機關。當戊戌政變時，孔同誌適在通州潞河書院肄業，憤清政不滿，聞總理在粵創辦興中會，即糾合同誌李進芳等，組織“文友會”於校內，實為興中會，以從事革命運動。其後，姚以介、溫壽泉、閻錫山諸同誌，由日本歸國訓練新軍，遂以陸軍學堂為機關鼓吹革命，是為武係。”
興中會與“文友會”的鬥爭方式不能等同。興中會一成立，就在孫中山的領導下，不斷地發動武裝起義，決心用武裝鬥爭的形式推翻清朝統治。而“文友會”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什麽鬥爭方式，因為缺少經費並且人員不足，其反清目標當時還僅僅隻停留在口頭上。
興中會與“文友會”的社會影響更無法同日而語，興中會是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在它的影響下，中華大地才先後出現了華興會、光復會和日知會等一批革命組織。興中會也是後來形成“中國同盟會”的三個主要團體之一。
而“文友會”則既無組織聯繫，又無鬥爭方略，並且活動亦不定期，幾乎談不上什麽較大影響。它隻是一個由一批具有愛國思想並想走改良道路的知識青年，自發組成的維護光緒皇位的保皇小團體而已。
以往潞河書院的傳教士每次外出講經傳道，都要把孔祥熙帶在身邊，以增加基督教的“宣傳價值”。麵孔祥熙也憑著自己的家世、成績和口才成為傳教士的得力助手。當時，每當孔祥熙往講經台上一站，傳教士就會對著“觀眾”洋洋得意地介紹說：
“列位請看，這位皈依基督教的孔祥熙君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山西太穀人氏……”
而當中日甲午戰爭慘敗，看到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以及列強在中華大地上的胡作非為後，聯想起在家鄉那天親眼目睹的四川士兵出關北上的悽慘景象，孔祥熙不禁萌發了愛國和革命的思想，他的行為隨之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某日，當傳教士依照習慣又介紹到這裏的時候，孔祥熙假藉此機會，利用自己的“宣傳價值”大聲疾呼，抨擊朝政。其情緒之激昂，大有一吐胸中鬱悶而後快之勢：
“現在的政治，禍國殃民，腐敗不堪！王公親貴執政，昧於事理，愚蠢萬分。倘若再不革新變法、徹底改造，我們炎黃子孫，來日何以自攏？地大物博之中華，又將何以立國？”
孔祥熙此時態度的大轉變，讓站在一旁的傳教士大驚失色，措手不及。要知道在當時的年代裏，隨便講這種犯上作亂的言論，一旦被告發，不僅要招致殺身之禍，還要株連他人。所以那位傳教士急忙攔阻孔祥熙繼續說下去，並把“講經會”草草收場。
歸途中那位傳教士一再埋怨孔祥熙道：“中國正處於專製統治下，你怎麽可以如此抨擊政府和權貴呢？你不怕惹事？須知連累了我們也一樣的會有大禍臨頭的。”
孔祥熙聽後若無其事地聳聳肩道：
“老師，你叫我別往下說，我不是已經聽從你的勸告，停止講演了嗎？”
漸漸地，外國傳教士誰也不願意帶孔祥熙外出講經傳道了。偶爾帶他出去一次，心裏也總是七上八下地一百個不放心。最後，校方為解決孔祥熙激進言行問題專門開會研究並正式決定，此後不準他再出去參加布道。
一位潞河學校的教師，和孔祥熙關係較好的美國女傳教士麥美德，為此和孔祥熙在她的住所進行了一次耐人尋味的談話。麥美德女士說：“你在外麵所講的話我都聽見了，我以為這種行為很不好。宣傳聖道，隻可以講解《聖經》，決不許涉及朝政，更不得任意批評朝廷官吏。”
孔祥熙聽後答道：“但是，那些話如同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往往不知不覺便衝出口來，你又叫我怎麽辦呢？”
麥美德：“孩子啊，你應該比我更明白，你生長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度，你必須為你自身的安危著想。我懂得你不吐不快的心情。但是，今後萬一有話非說不可，你也是稍微技巧一點，隱諱一些，最好是籠統地講些道理，不要引證朝廷所作所為的種種事實。你應該時時刻刻記住，我們登台演說，原意是為主作證，我們不需要批評政治，也無須跟誰作對。”
孔祥熙聽後，連連稱是後諾諾而去。可是，第二天一到街頭麵對民眾，孔祥熙又忍不住流露出憤世嫉俗的反清言行，弄得麥美德和其他老師，都拿孔祥熙沒有辦法。
按照中國傳統的看法，在老師和學生、教與學這對矛盾中，老師具有絕對的權威。換句話說，老師讓學生幹什麽，學生就要幹什麽；老師讓學生怎麽幹，學生就要怎麽幹；絕不允許有任何的異議，“師徒如父子”嘛。
但是，既然街頭巷尾不再允許孔祥熙發表反清救國的“過激”言論，宣講“反清”的講台，就被他搬進了課堂。孔祥熙憑著自己特殊的身份，常常別出心裁在課堂裏大談救國宏論，做一些讓身穿長袍馬褂的老先生難以容忍的事情。
“辛亥以前，山西革命運動雖在同盟會領導之下，然其內部運動，可分為文武兩係。文係以孔祥熙、李歧山、景梅九、張士秀、續西峰諸同誌為主，而以孔同誌創辦之銘賢學校為總機關。當戊戌政變時，孔同誌適在通州潞河書院肄業，憤清政不滿，聞總理在粵創辦興中會，即糾合同誌李進芳等，組織“文友會”於校內，實為興中會，以從事革命運動。其後，姚以介、溫壽泉、閻錫山諸同誌，由日本歸國訓練新軍，遂以陸軍學堂為機關鼓吹革命，是為武係。”
興中會與“文友會”的鬥爭方式不能等同。興中會一成立，就在孫中山的領導下，不斷地發動武裝起義，決心用武裝鬥爭的形式推翻清朝統治。而“文友會”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什麽鬥爭方式，因為缺少經費並且人員不足，其反清目標當時還僅僅隻停留在口頭上。
興中會與“文友會”的社會影響更無法同日而語，興中會是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在它的影響下，中華大地才先後出現了華興會、光復會和日知會等一批革命組織。興中會也是後來形成“中國同盟會”的三個主要團體之一。
而“文友會”則既無組織聯繫，又無鬥爭方略，並且活動亦不定期，幾乎談不上什麽較大影響。它隻是一個由一批具有愛國思想並想走改良道路的知識青年，自發組成的維護光緒皇位的保皇小團體而已。
以往潞河書院的傳教士每次外出講經傳道，都要把孔祥熙帶在身邊，以增加基督教的“宣傳價值”。麵孔祥熙也憑著自己的家世、成績和口才成為傳教士的得力助手。當時，每當孔祥熙往講經台上一站，傳教士就會對著“觀眾”洋洋得意地介紹說：
“列位請看，這位皈依基督教的孔祥熙君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山西太穀人氏……”
而當中日甲午戰爭慘敗，看到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以及列強在中華大地上的胡作非為後，聯想起在家鄉那天親眼目睹的四川士兵出關北上的悽慘景象，孔祥熙不禁萌發了愛國和革命的思想，他的行為隨之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某日，當傳教士依照習慣又介紹到這裏的時候，孔祥熙假藉此機會，利用自己的“宣傳價值”大聲疾呼，抨擊朝政。其情緒之激昂，大有一吐胸中鬱悶而後快之勢：
“現在的政治，禍國殃民，腐敗不堪！王公親貴執政，昧於事理，愚蠢萬分。倘若再不革新變法、徹底改造，我們炎黃子孫，來日何以自攏？地大物博之中華，又將何以立國？”
孔祥熙此時態度的大轉變，讓站在一旁的傳教士大驚失色，措手不及。要知道在當時的年代裏，隨便講這種犯上作亂的言論，一旦被告發，不僅要招致殺身之禍，還要株連他人。所以那位傳教士急忙攔阻孔祥熙繼續說下去，並把“講經會”草草收場。
歸途中那位傳教士一再埋怨孔祥熙道：“中國正處於專製統治下，你怎麽可以如此抨擊政府和權貴呢？你不怕惹事？須知連累了我們也一樣的會有大禍臨頭的。”
孔祥熙聽後若無其事地聳聳肩道：
“老師，你叫我別往下說，我不是已經聽從你的勸告，停止講演了嗎？”
漸漸地，外國傳教士誰也不願意帶孔祥熙外出講經傳道了。偶爾帶他出去一次，心裏也總是七上八下地一百個不放心。最後，校方為解決孔祥熙激進言行問題專門開會研究並正式決定，此後不準他再出去參加布道。
一位潞河學校的教師，和孔祥熙關係較好的美國女傳教士麥美德，為此和孔祥熙在她的住所進行了一次耐人尋味的談話。麥美德女士說：“你在外麵所講的話我都聽見了，我以為這種行為很不好。宣傳聖道，隻可以講解《聖經》，決不許涉及朝政，更不得任意批評朝廷官吏。”
孔祥熙聽後答道：“但是，那些話如同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往往不知不覺便衝出口來，你又叫我怎麽辦呢？”
麥美德：“孩子啊，你應該比我更明白，你生長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度，你必須為你自身的安危著想。我懂得你不吐不快的心情。但是，今後萬一有話非說不可，你也是稍微技巧一點，隱諱一些，最好是籠統地講些道理，不要引證朝廷所作所為的種種事實。你應該時時刻刻記住，我們登台演說，原意是為主作證，我們不需要批評政治，也無須跟誰作對。”
孔祥熙聽後，連連稱是後諾諾而去。可是，第二天一到街頭麵對民眾，孔祥熙又忍不住流露出憤世嫉俗的反清言行，弄得麥美德和其他老師，都拿孔祥熙沒有辦法。
按照中國傳統的看法，在老師和學生、教與學這對矛盾中，老師具有絕對的權威。換句話說，老師讓學生幹什麽，學生就要幹什麽；老師讓學生怎麽幹，學生就要怎麽幹；絕不允許有任何的異議，“師徒如父子”嘛。
但是，既然街頭巷尾不再允許孔祥熙發表反清救國的“過激”言論，宣講“反清”的講台，就被他搬進了課堂。孔祥熙憑著自己特殊的身份，常常別出心裁在課堂裏大談救國宏論，做一些讓身穿長袍馬褂的老先生難以容忍的事情。